绪论

《文献通考》载曰：“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 “文献”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而我们今天已大大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即将“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所谓地方文献，举凡记载某一地区自然、社会、人文资料者，诸如杂录、图说、传记、方志、乡贤名家之年谱、日记、诗文以及饮食菜蔬、风俗掌故等等，均可列入其中。

古城南京历史悠久，素有“六朝古都”或“十朝都会”之称，亦为地方文献荟萃之邦，早在南朝刘宋初期，山谦之即撰有《丹阳记》和《南徐州记》，惜已佚失。本书对《六朝事迹编类》、《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诸部南京旧志有侧重地进行文献整理，在此基础上，对佚志《丹阳记》、《舆地志》予以辑佚整理，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南京史地研究。

一、南京旧志概述

司马光曾赞方志为“博物之书”，章学诚则以“一方之全史”、“国史之羽翼”誉之。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文献学家、方志学家皆对方志颇为重视。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在为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所作的《序》中也指出，“夫以方志保存史料之繁富，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纪；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以较正史，则正史显其粗疏；以较报纸，则报纸表其散乱”。 王重民对方志也很重视，他曾认为，“旧方志的材料有些来自现实生活，这就在客观上保存了一部分地方情况的真实性，因此，它的内容不仅比正史的地理志或一统志更为丰富，而且在歪曲现实的程度上，也比受王朝严密监督所编修的正史一统志小得多。这样，地方志所保存的材料在今天就有多方面的作用。”

对方志进行整理，考订正误，既是地方史地研究的需要，也有助于发微抉隐，为加深对全域性社会诸多方面的了解与认识，提供更全面丰富的史料。胡阿祥先生曾评论指出，“考据、义理、辞章既三者不可或缺，考据作为基础，不仅要读书、用书，而且要知书、疑书，举凡目录、版本、凡例、校勘、训诂、传注、辨伪，等等，等等，都属读书、用书的前提。非如此，则有失严谨，算不得高明。” 方志是地方文献重要内容之一，所载大量地情，每为史书所未能容纳记载。

方志起源，众说纷纭。谭其骧先生主张“汉代图经”说，认为“地方志的渊源确乎也可以追溯到汉朝，从《华阳国志·巴志》里可以看到，东汉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的疏文里提到《巴郡图经》，可见在此以前已有了‘图经’。图经就是一方的地图加上说明，图就是地图，经就是说明，这就是方志的滥觞。” 王成组也主张“起源于东汉”之说。 不论方志起源于何时，然则到了宋元时期，方志发展臻于成熟稳定，已成定论。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即认为，“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 朱士嘉也指出，“宋志上承《史》、《汉》余绪，下为后来方志编纂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说，汉以来修史者无不奉《史》、《汉》为圭臬，那末，宋以来修志者几乎莫不以宋志为楷式了。” 黄苇同样认为，“北宋图经盛行并开始向方志过渡，南宋方志基本上定型，元代方志稳定发展。自此以后，地方志书即大都成为内容宏富、体例完备、综合古今的正式方志，从而为明清方志大盛奠定了基础。” 仓修良也指出，方志发展历史经历地记（两汉时期）、图经（隋唐时期）阶段，至宋代以后，基本定型。

宋元以降，中国地方志书发展进入成熟而又兴盛的时期，但存于今世者，却是寥寥。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考证，中国至元代为止，计有方志2000余种，其中只有大约50余种流传下来。在这仅存的50余种方志中，宋《景定建康志》体例完备、内容丰富，于后志编纂颇多影响，是为世人赞誉的名志之一；元《至正金陵新志》为沿其体例和篇目而稍有变动，亦堪其值。整理宋元旧志如《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者，可以说是方志学领域的重要课题，也同时是历史学、历史地理学领域的重要课题。

南京地方文献最早者当推南朝宋山谦之《丹阳记》和《南徐州记》，此后，又有南朝齐刘澄之《扬州记》、陶季直《京都记》，南朝梁樊文深《秣陵记》、萧绎《丹阳尹传》等，惜诸家志书均已亡佚，只能从其他文献征引中见到。现存最早的南京地方文献，殆以唐人许嵩所撰《建康实录》为最。宋元以降，《六朝事迹编类》继伍其间，取诸《吴志》、《晋书》及南朝宋、齐以来的史传资料，与当时的碑记相互参订，分门别类编纂而成。《六朝事迹编类》所记重在六朝建康史迹，部居粲然，展卷可知六朝兴衰之迹，比诸《建康实录》更形简洁精悍，是研究六朝建康的重要地方文献之一。待《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等志书相继出现，博物洽闻，汇聚百科，始堪“一方之全史”之谓。

《景定建康志》取诸乾道、庆元两部不同时期的《建康志》，补充了自庆元年间至景定年间共计六十余年的史事。与前面两部《建康志》相比较而言，《景定建康志》用心考辨，查漏补缺，订正错讹，保存的史料更趋丰富，也更有参考价值。《乾道建康志》，十卷，乾道年间建康府帅史正志纂修；《庆元建康续志》，十卷，庆元年间吴琚修、朱舜庸纂。在《景定建康志》的《修志本末》中，周应合指出：“前志散漫而无统，无地图以考疆域，无年表以考时世，古今人物不可泯者，行事之可为劝戒者，诗文之可以发扬者，求之皆阙如也。”因此，南京方志的成熟是以《景定建康志》一书作为标志的，全书仿正史之纪、志、表、传体例编纂，创立了新的门类和体裁，树此后南京方志之先型，承前启后，为元明清南京方志所效法。元代方志存世者寥寥，成书于元代后期的《至正金陵新志》也是纪传体，较大程度上沿袭了《景定建康志》的体例及其篇目，收摭自先秦以迄元代纪传、编年、杂史、地理、文集等等诸多方面的史料，所记时限上起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2年），下止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所记范围为集庆路城及所领江宁、上元、句容三县和溧水、溧阳二州，相当于南宋的建康府所辖之境，南京地区有元一代的史实记载，幸赖此书。

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载曰：“金陵志乘，六朝取《建康实录》，宋事取《景定志》，元事取《至正志》，明事取《洪武京城图志》、《金陵世纪》、《应天府志》，以一代之书，考一代之事，确实可据也。” 对《六朝事迹编类》、《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等南京地方文献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整理，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不仅可以丰富南京地方史地的研究，而且对于南京历史、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也或将起到积极作用。

二、研究范围与内容

在既有文献整理与史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从具体内容着手，努力对南京诸部旧志有侧重地作进一步的整理与考证：

第一，《六朝事迹编类》名称六朝而所记重在建康，于南京史地研究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对《六朝事迹编类》作者张敦颐的生平给予考补，非求其必有用，盖因史料所在，有求真之利，故为是作；二是就其两种点校本——王进珊校点本及张忱石点校本的点校进行综合校议，整理各点校本之得与失，与其成就，客观评析；与其错讹阙失，亦不避琐屑，一并指出，并予以考证辨别；三是对《六朝事迹编类》宜具校者加以考证，给予举例说明，此间种种所为，非苛求之举，谨以此期待为点校本提供有益参考，进一步完善《六朝事迹编类》的点校工作。

第二，《景定建康志》在方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其成书之际，正值我国方志趋于定型阶段，其时名志屡出，而《景定建康志》每因其编纂体例、著述宗旨、编纂方法的进步，为历代学者所推崇。除此之外，《景定建康志》也载有较大的地名学成就。地名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景定建康志》中记载有山、水、桥、路、坊、里等诸多地名，或以地名统事，或释地名渊源，负载着历史事件的重要信息，蕴涵着较为翔实的地方史料。对其地名进行研究，是全面整理研究《景定建康志》的题中应有之义。通过对《景定建康志》所载地名的统计与分析，认知志书的地名渊源解释规律，分析志书的地名学成就，从不同角度讨论志书的文献价值，发掘志书之于南京地名、南京地名学史发展的价值。

第三，对《至正金陵新志》的版本流传进行考述，辨诸本之得，识诸本之阙，或可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研究对志书的创举——引书目录进行了细致梳理，分析评论其中的贡献与不足，在此基础上，将晚出之《至正金陵新志》与其前之《六朝事迹编类》和《景定建康志》两部志书结合起来，探究其辑佚价值。辑佚以它们所共同征引的已佚六朝文献《丹阳记》、《舆地志》为主进行，对于前人的辑佚成果进行客观的评介，与其错讹阙漏亦加指出，非为故意强调诸部文献之辑佚价值，谨为不重复辑佚而为之。在此基础上，对于《六朝事迹编类》、《景定建康志》诸部地方文献可供辑佚内容分条考辨，与其辑佚价值进行了详细论证。

此外，研究对诸部南京地方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就诸部旧志的地名学成就进行探讨的同时，对百余年来有关南京的研究概况进行了梳理，对于宋元时期南京的自然灾害进行了特点分析与年表总汇，并从秦淮水系与太湖流域关系的视角，对太湖异名进行了考证，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对诸部南京地方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学术空间与学术意义，也通过史料的运用，进一步呈现了文献的价值所在。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

研究方法是个高深的话题，这里所谓的研究方法，强调的是研究态度，诚如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所认为的那样，方法论“并不是什么在自身之外限制自己的框架，而是将个人思考历程以及思考方法的基础公诸于世的东西” 。文献整理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工作，研究就南京诸部旧志进行文献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南京史地进行探讨，涉及不同学科领域，除了历史学、历史文献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等学科之外，也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中国科技史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也因此以对南京诸部旧志文献整理为基础，坚持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尤其注重历史文献学研究方法和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的运用。

第一，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方法

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可以归之于广义的历史研究方法，辑佚、校勘、辨伪是其基本的内容。辑佚工作顺利、有效地开展，不仅需要根据目录著述从整体上了解和把握该文献的存佚、残缺情况，而且需要对所辑文献的真假、是非问题进行考证与辨伪，同时也需要对不同版本中相关字句的不同记载进行比对与校勘，判断、审订其是非得失。

除了类书、金石、出土文献之外，方志、类书、文集等等不同类型的文献，往往都更为需要目录学、版本学的应用，需要科学地辑佚、校勘和辨伪。刘咸炘在《目录书》“存佚”章节中曾提出辑佚的弊端问题，即“漏、滥、误、陋”四个方面，需要努力避免。具体说来，辑录而不遍检全书谓之“漏”；本非佚文而指鹿为马谓之“滥”；不审时代且轻信误本谓之“误”；不辨体例且不考源流谓之“陋”。

第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方法

中国历史地理学以我国历史时期的地理变迁、环境变化以及人地关系互动等等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涵盖诸多学科与领域，自然科学学科、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都包括在其中。也正因为如此，历史地理学有助于人们从总体上科学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地理环境发展变化的规律，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也具有显性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偏重对南京诸部旧志地名学成就、南京历史自然地理问题的研究。地名固然是历史的产物，地名学与历史地理学密切相关，但却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它也与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以及测绘学等诸多学科紧密相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开展地名学研究，并不应局限于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而应努力采取综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时根据具体研究内容的不同，有侧重地选择不同的学科方法。举例来说，研究地名的语源、语音、语义诸问题，自然离不开以语言分析法为重点，实地调查法对于促进相关研究也有重要作用；而研究地名的发生发展问题，则更宜采用历史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地名现象、地名分布，对于地理学方法、统计学方法则又有着更多的需求。除此之外，“整理古今文献中的地名资料，也是地名研究的重要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对南京诸部旧志进行历史文献整理的基础上，进而对诸部旧志的地名学成就、南京古都相关研究成果、南京地区历史自然地理问题、太湖与南京地区、秦淮水系的自然、社会关系、太湖异名等等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考察与分析。基于此，研究框架设计大致如下：

（1）《六朝事迹编类》校注校议；（2）《景定建康志》地名资料整理；（3）《至正金陵新志》引书研究；（4）《丹阳记》辑佚整理；（5）《舆地志》辑佚整理；（6）南京古都史地研究成果整理分析；（7）太湖水系上游与太湖异名；（8）两宋时期南京自然灾害问题研究。

研究的学术价值力求在以下几个问题中有所体现：

（1）对南京诸部旧志有选择地、系统地进行整理，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相关旧志的校点校注工作，而且对于南京历史、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也或将起到积极作用；（2）对南京古都史地研究成果的整理，是探寻古都研究新的视角、新的空间的基础，是深化相关研究的基本要求，对于服务南京古都的古迹保护与旅游规划也或有一定的价值；（3）在对南京诸部旧志所载丰富地名进行语源、语音以及语义的分析及其沿革变化进行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南京地区相关地名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4）通过南京地区、秦淮水系与太湖流域关系的梳理，通过太湖异名的变化及其考证，探讨南京地区、秦淮水系与太湖流域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从人地关系上去观察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对丰富相关研究内容、发展区域文化、推进经济建设，或可提供有益参考资料，为现实太湖流域综合治理或可提供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