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交易成本理论与西南地区乡村振兴制度与机制建构分析

乡村振兴，简单说来就是在产业振兴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农村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从而使整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农村产业核心问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或者是用市场经济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问题。根据二元结构理论，农村落后和农民贫穷根源在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什么荷兰农民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以色列农民在沙漠环境中，分别创造了二三十万元的年收入？中国北、上、广农民收入 3 万元就不容易了！西南地区农民在省会城市附近也就收入 1 万~ 2 万元。差距鸿沟是怎么造成的？根子在市场经济的制度、体制，具体的切入点在交易成本。经济学有个简单的道理：成本降下来了，效率就上去了，竞争力也就高了。市场经济是竞争和优胜劣汰经济，农业发展也要在竞争的泪水与欢笑中进行，不降低农业生产的交易成本，乡村振兴在产业上至少就是一句空话！

2.1 交易成本理论为乡村振兴的制度与机制建构提供了基本遵循分析

交易成本理论虽然从学术上归属于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但是，从发展经济学视域来看，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没有成本核算概念，或者成本居高不下，是重要原因。中国西南地区农村在乡村振兴中发展，首先必须降成本，才能进入市场。所以，把交易成本理论作为指导西南地区农村发展居前的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在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中的指导意义，表现在为乡村振兴的制度与机制建构提供基本遵循。然后，对西南地区降成本的内容试图进行一些分析。由于中国西南地区处在内陆，自然经济本质上属于“自给自足型产品经济”，因此成本观念淡薄，成本观上极端性思维特别重，要么无成本核算，要么恨不能“一锄挖个金娃娃”，提倡理性成本观。

2.1.1 为什么能够为乡村振兴的制度与机制建构提供基本遵循

为什么说降低交易成本，关系乡村振兴的盛衰成败？这是农业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切入点。因为中国农业、尤其是西南地区农业，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成本高，没有什么竞争力。我们有一段时间听说，国家从农民手里买粮，比在国际市场上买粮价格还高。经核实，这不是谣言，而是事实。

为什么中国要从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进口大豆？还是成本问题。2016 年中国东北地区每吨大豆的价格是 4 800 元，国际市场大豆价格是每吨 385.2 美元（折合人民币为每吨 2 558.61 元）。也就是说，当时在美国进口大豆，每吨要少花 2 241.39 元。在市场经济的成本差距面前，“谁便宜买谁”的经济行为规律，与爱不爱国的政治问题，八竿子扯不上关系。换了谁也会这么做，除非脑子进了水！

有人说，陈锡文、温铁军、党国英是“中国农村发展理论研究的‘三上将’”。党国英就一贯强调，中国农业发展要盯住降低成本的问题 。党国英说，我国农业的粮食产量很高，但粮食的全要素成本是 20 000 亿。以这个成本按照市场价格卖粮食一定会全部亏损。如果我们的土地制度做适当改革，把粮食的要素成本降到 5 700 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现在吃饭成本太高，粮食没有竞争力。农业要强，他认为就是要降低农业的成本。中国农业的成本很高，从中国人吃饭的成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中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 35%，而欧美国家一般在 15%。吃饭成本低，对一个国家的强大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吃饭成本低，国民就敢于创新；吃饭成本低，人就敢于不储蓄，不用因为“怕将来饿死”而攒钱。中国未来中长期的经济发展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国内需求不足，农业成本能不能降下来，这关乎中国中长期的发展。党国英还说，农业生产成本高，不能全部推到农业生产条件、人口多上去。有些学者说中国的农业就是不行，欧美农业条件好，但经过他的调查，如果我们能通过土地制度改革降低生产成本，中国的粮食一样很有竞争力。有人说中国人太多，土地不够，但这其实不是土地资源不够的问题，你再短缺，能短缺过日本和荷兰吗？

中国农业到底能不能在降低成本中发展？除了学者的讨论外，还是要依靠事实来说话。2019 年 8 月 1 日，中央经济频道以“大巴山里的‘金山银山’”为题，报道了大巴山深处的四川省宣汉县龙泉乡包括降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在内的乡村发展事实。

龙泉乡系四川盆地东北部盆缘高山区，群峰连绵，沟谷纵横，山高坡陡，最低海拔 580米，最高海拔 2 480 米，平均海拔 1 530 米，耕地面积 4 877 亩，其中 30 度以上坡地占 70%以上。过去，像这样的高山区农民仍然种粮食，只能在陡坡地上种点玉米、土豆。上山干活累死人，回家生活苦死人，是过去生活的真实写照。近年来，在当地党和政府领导下，龙泉乡人搞退耕还林 9 200 亩，森林覆盖率达 80%。利用龙泉乡属喀斯特地形地貌，六大山脉托出十大主峰，常年云遮雾绕、宛若仙山，优势是适合发展旅游业，必须在大巴山深处修路。只要通了路，还为改变生产结构，面向市场提高了生产价值与价格，就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

在大巴山深处修路，可是重要而不简单的事情。说重要，是因为过去没有上山公路前，中草药等山货依靠人背、马驮只能背七八十斤，或驮 300 斤，下山要花 2 个多小时，运输成本占出售价格的 30%以上。说不简单，是因为修路缺钱缺物缺技术，且尽是S形盘山路。

宣汉县龙泉土家族乡罗盘村，离县城 170 千米，海拔高，土地资源丰富，适合发展中药材等特色产业。该乡以山归源种植专业合作社为龙头，以木香、木瓜基地建设为突破口，大力发展黄连、天麻、藏红花、重楼、百吉等名贵药材种植。名贵药材要运出去，就必须修出山路。1992 年，刚当上村主任的李永太提出修建村道公路的想法时，便招来一连串的疑问：“从山脚修到山顶，全是硬的岩石，没有机械咋修？”“修公路的钱从哪里来？”李永太没有退却，他动情地对乡亲们说：“没钱，我们自己出；没机械，我们用手抠。难道等就能等出一条公路来吗？”说完，便拿出了家里的 10 000 元积蓄。在李永太的带动下，村社干部、党员群众纷纷捐款……2005 年年底，村道公路终于从海拔 500 米的地方修到了海拔1 600 米的罗盘村腹心地带丁家庄，共修建村社公路达 48 千米，基本达到了户户通公路。“一个村，在没有项目、机械和技术人员的情况下，靠人工修通 48 千米村社公路，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宣汉县龙泉土家族乡罗盘村的事实说明，农业、农产品成本是可以降低的。可能需要多种条件配合，最主要的降低成本办法是调整以农业生产结构与发展交通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基础设施。

2.1.2 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中降低交易成本内容分析

什么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也称交易费用。

交易成本理论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提出的。他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认为，交易成本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

200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森最先把新制度经济学定义为交易成本经济学。威廉森将交易成本区分为以下六项：（1）搜寻成本：商品信息与交易对象信息的搜集。（2）信息成本：取得交易对象信息与和交易对象进行信息交换所需的成本。（3）议价成本：针对契约、价格、品质讨价还价的成本。（4）决策成本：进行相关决策与签订契约所需的内部成本。（5）监督交易进行的成本：监督交易对象是否依照契约内容进行交易的成本，例如追踪产品、监督、验货等。（6）违约成本：违约时所需承担的责任。

交易成本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是指交易过程中各种风险的发生概率。由于人类有限理性的限制使得面对未来的情况时，人们无法完全事先预测。加上交易过程买卖双方常发生交易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交易双方因此透过契约来保障自身的利益。因此，交易不确定性的升高，会伴随着监督成本、议价成本，使交易成本增加。

有人把交易成本分为三类：（1）人与人在经济活动的成本；（2）人与物打交道的成本；（3）个别企业与社会打交道的成本，包括广告、物流、宣传推介的成本。

有人认为，生产成本的考察立足点是生产组织。对于农业来讲，到底家庭是生产组织还是法人是生产组织？家庭与法人在农业生产中交易成本谁低？这些问题都要具体分析。要承认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组织，在生产要素人的激励、管理、监督成本较低，有优势。法人在生产要素（比如农机利用、投资）的利用分摊成本、提高利用率方面有优势。到底在农业生产中，采取法人生产组织，还是家庭，这要看生产过程与发展潜力在人的方面还是物的方面？一般说来，农业大规模采用机械、与社会联系增多的时候，法人农业生产组织的优势要大得多。党国英认为，要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大幅度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土地制度怎么改？党国英把土地制度的改革分为两个时期：基础改革和要素改革。他认为，小岗村联产承包，是土地的基础改革；“三权分治”，是土地的要素改革。

狭义的交易成本是与市场接轨的成本，包括包装、广告、谈判、合同、监督、物流等成本。这方面的成本要考虑市场共性交易成本，也要考虑农村特别是西南地区农村特殊的交易成本。特殊可能在于谈判与物流。农村特别是西南地区农村谈判大多由龙头企业或合作社代表，实际上是间接委托谈判。这种谈判既可能不是共识意思，也可能代表出卖当事人，也有农民签了合同不遵守约定的。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加强对谈判共识、代表人与当事人对合约权威的尊重，都有许多事情要做。物流，包括以道路为中心延伸到信息乃至媒体一系列链条。

当然，未谈及中国学者关心的物流成本。从实际经济操作过程来看，成本包括生产、流通、销售主要环节的成本。有人认为，要把农业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考察，因为，它们是相互制约的关系。

还有人认为，农业结构的调整对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有关键性的意义。宣汉龙泉乡的例子佐证了这种观点 。

美国合作银行发布最新报告认为，区块链技术的资料管理能力，可以大幅提升供应链的效率并减少交易中的摩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法国商品贸易商Louis Dreyfus便与三家欧洲银行合作，透过区块链技术来促进与大豆加工商的交易，以大幅降低交易的时间及成本。咖啡业者也开始采用区块链技术以追踪咖啡豆来源，而有机乳制品和肉品制造商也积极寻找区块链技术开发合作伙伴，用以验证有机食品的真假。区块链主要是改善商务交易来降低交易成本的。

2.1.3 要提倡理性交易成本观

亚当·斯密提出理性选择要求，是经济理性问题探讨的开始；赫伯特·西蒙指出“有限理性”，深化了人们对经济理性的认识；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在《经济学》中，用“冷静头脑”使经济理性表述通俗化，并指出经济理性的现实存在是一个个“可能性边界”。

根据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理论，每个阶段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但是，不管比较优势的具体表现有多少不同，其成本优势应该是共同的，其成本优势的生长点又不同。所以，任何看似简单的问题一经仔细研究，都变得不简单了。

交易成本理论应用在乡村振兴的制度与机制建构中是一个动力过程，只有树立了理性成本观，才能不断地在每个阶段创造具体表现的比较优势，并寻找到成本优势的生长点。这些在中国西南地区农村显得特别有现实性。中国西南地区传统封闭的农业社会影响较大，过去有些老头、老太太终生县城也没去过，就逝世了。现在西南地区年轻人外出打工见了世面，但是，家乡社会传统负面性根本改造又是另一回事。受高山峡谷封闭地理制约，很容易固守“一招鲜，吃遍天”“赢家通吃”的形而上学观点。

西南地区理性交易成本观的树立，切入点可能在于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交易成本必要投入并举。西南传统农业以家庭为中心，生产目的首先是养活一家人。所以，生产成本观念淡漠、交易成本吝啬，这是西南地区农村的普遍现实。市场经济，“必要成本”是成本问题的逻辑起点，无论是生产、交易，都是要有一定的成本的，没有成本就没有收益。但是，任何成本都必须控制在“必要成本”范围内。必要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理性的。

西南地区理性交易成本观的树立，在各个发展阶段要从经济发展动力中找到最容易陷入非理性的歧途点，用理性去矫正这个动力点，防止其陷入“一招鲜，吃遍天”的形而上学观点。比如，农产品进入市场阶段，由于以前（区域、国内）市场中没有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因特色鲜明且竞争者少造成“稀缺性高价”（价格与价值其实有相当背离）。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其相同、相似竞争者进入，价格必然从“稀缺性高价”回归到价值与价格相对统一的合理价格，通俗地说，产品价格下降是必然的。我们必须提前认识到这个问题，依靠规模引领价格下降，在农产品生命周期中赢得先机。

2.2 西南乡村振兴中节约交易费用“短板”分析

我们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成本上有三块“短板”：社会成本、农业内部交易成本、因为结构不合理而带来的成本过高。

2.2.1 西南地区农村社会成本的节约

什么是社会成本？社会成本一词是著名经济学家庇古在分析外部性侵害时首先提出来的。社会成本是指按全社会各个生产部门汇总起来的总成本，也可以指某一种产品的社会平均成本。社会成本是产品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生产的外部性给社会带来的额外成本之和。社会成本的分担与补偿的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平。

节约或降低社会成本有什么意义？从理论上讲，社会成本的降低，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原点以外扩张，使社会福利达到更高的水平。降低或节约社会成本，在原有经济发展模式下，也可能导致国内、国际贸易中介组织形式的变化。

西南地区乡村振兴要取得实在的效果，“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原点以外扩张”“国内、国际贸易中介组织形式的变化”，都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根据社会成本的观点，不解决社会成本的节约或降低，西南地区农村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就存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中介组织”的障碍。

怎样才能节约或降低西南农村的社会成本？“社会成本问题—科斯定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科斯定律之一认为：谁付出的成本更低，谁就应该担当更大的责任。比如，农夫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比汽车、火车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低得多。因此，交通规则就有“保护弱者—行人条款”。为降低农村农产品运输的社会成本，各级政府投入了不少金钱修通镇或村的公路。这些公路线路长、分散、利用率比城市公路利用率低多了。从单纯的经济学看“不划算”。农村、农民是社会的弱者，要他们全靠自己积累修路，可能 100 年以后还不能实现“村村通”。不是有许多自力更生修路的典型吗？是的。但这不能成为国家不应该投资修农村基础设施的理由。这个道理很简单：几十年前就有雷锋，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提倡主流价值观，加强德治与法治。

科斯定律之二认为：社会成本的降低或节约，要有一定社会资本的资产或项目。重要的不是资产或项目的产权，而是使这些资产或项目更好地利用。比如，钻石最早是归矿工的，因为是矿工把钻石给挖出来的，但你有没有见过，那些矿工满脖子都挂了钻石项链呢？没有。钻石都跑到哪儿去了？钻石不远万里跑到了“白富美”的脖子上，跑到了她们的手指尖上。企业或国家为降低西南地区农村社会成本，进行投资的结果是要形成一定资产或项目，这些需要维护管理，可能会形成一定的产权关系。西南地区的农村朋友也要正确对待这个问题，不能认为“国家投资，还不是形成了新老板”。

目前还没有专门研究农村社会成本的理论，但是，事实上社会成本在西南地区交易成本中占绝对大额比重。越是落后、边远的农村，这个问题越迫切。但是，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原点以外扩张、降低社会资产或项目的更好利用，围绕这两个问题导向，我们认为不会有大的错误。

“中介组织”一套专业业务的学习、熟悉，我们认为也是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中需要重视的问题。传统农业为了自己一家人的生活，没有必要学习、熟悉“中介组织”一套专业业务。但是，乡村振兴持久的生命力在于开放中农村与农业同整个社会及市场建立联系。现实的开放，总要借助一定“中介组织”才能联系起来。中介理论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黑格尔说，世界通过中介相联系。现实的经济中介，大部分归类“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所以能存在与发展，就在于一套专业业务，比如金融服务、技术服务业，专业业务都很强，如果不能在学习中熟悉它们，同社会及市场建立联系，降低社会成本、交易成本不是一句空话吗？西南农村学习、熟悉“中介组织”一套专业业务的个人与组织还太少。

一般提到“中介组织”，容易想到各类经济中介组织。其实，在农村利用各种社会性中介组织，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比如，印度存在以经济品种组成的社区。班纳吉庄园就是把7 个村子组织成一个茶叶社区。印度大吉岭地区有 19 000 公顷茶园，肯定包含若干村庄。印度在茶叶社区的基础上，发展茶叶旅游也取得了很明显的成绩。这些都值得中国乡村振兴借鉴。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建构，取得了发展茶叶的经济功能作用，在经济学理论上是没法解释的。因为，西方经济学有一个可能是片面的，“经济学越纯粹越好，要把经济学变成社会中的‘物理学’”。但是，这种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却可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可能与此有关。当年“支部建在连上”，却改造了旧军队，创造了战争奇迹。在乡村振兴中，派驻第一书记，许多地方取得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推进，这就是社会有机体理论。按照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各领域划分是相对的，可以互相转化，就像苏州园林中的“借景”。

2.2.2 西南地区农村内部交易成本的节约

在城市企业，为了增加利润，企业生产需要与其他企业打交道，还需要与地方服务行业（包括政府）打交道，以及生产组织、职工培训等，都要投入一定的资金。所以，美国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说：“在企业内部，只有成本。”企业的这些投入，统称为内部交易成本。随着农村与市场经济接轨，这些内部交易成本也会产生。

所以，对这些内部交易成本我们西南地区农村干部、群众一方面要看到它也是必须付出的内部交易成本，否则，利润就不可能产生。另一方面，又要树立内部交易成本节约意识。这如同一枚铜钱的两面。

有人对如何节约内部交易成本提出了各种观点。我们认为，有四个观点对西南地区农村或许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1）树立效益与成本联动的观念。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成本与效益就是一个因果链条。不能要求没有或过低成本，产生大得惊人的效益；反之也一样，不能成本很高，效益却与之不相称。西南地区农村过去同市场联系不那么紧密，家庭单位又掩盖了内部交易成本的存在。

（2）充分利用已经广泛运用的信息手段，超前性地控制内部交易成本。过去，成本产生了，才能分析其多少高低。信息手段已经可以适当超前性地控制内部交易成本。利用Lotus、Excel等电子表格软件，就可以方便、快捷地对内部交易成本的主要源头——辅助管理人员，对其成本进行预测、决策，并可对控制过程实施监控，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

（3）运用会计手段与制度，控制内部交易成本。前提是确保会计资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高企业管理者和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增强责任心和责任感，保持职业良知。

（4）借鉴西方国家公司内部控制的成功经验，明确成本控制的权责，保证成本失控的可追溯性。既要对生产领域成本实行控制，又要对流通领域成本实行控制；既要对生产者成本（开发设计成本、制造成本、营销成本）实行控制，又要对消费者成本（使用成本、维护保养成本、废弃处理成本）实行控制。

也有人对农村内部交易成本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有三个因素对农村内部交易成本影响较大 。

一是采取什么组织形式。一般认为，在农村主要是在家庭组织与法人组织形式之间选择。经济规模不大时，家庭有优势；做大做强，法人有优势。西南地区高山峡谷阻碍，农业要做大做强，还有很长的过程。因此，在可以看见的时期内，家庭形式在西南乡村振兴中仍然是不得不采用的组织形式。但是，现实已经创造了把家庭优势与法人优势相结合的办法，比如，“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农户”。应该继续这种探索。

二是运用新技术是农村发展的关键，也是降低内部交易成本的关键。中世纪城市手工业为什么对传统农业优势不大？传统社会富人主要在农村、不是在城市？因为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蒸汽机发明以后，城市又连续发生了内燃机、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革命。技术改变了生产和生活。城市技术创新成果在农村的应用，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益、降低成本，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农村受地形、气候影响比城市大，所以，技术在农村的应用，不得不考虑受地形、气候的影响。西南地区高山峡谷地形条件下，机械性技术应用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大平原的程度。信息、社会服务这些不那么受地形限制的技术、应用可能是大力推广的方面。当然，也可以搞适应高山地形的机械技术。比如，台湾也是山地为主，阿里山果农用索道将山下的肥料等运上山，在果树下安装单轨车进行果树管理，用索道将果子运下山。重庆市江津区柏林镇一个养牛大户，花了 5 万元安装了索道，在山上养牛发展也很好。

三是人们的共识是很重要的降低内部交易成本的资源。“七爷子八条心”，在西南农村地区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在中国农村搞什么事情，头痛的都是“开头难”！为什么难？人们共识达成不容易。与外面世界联系少，眼界不开阔，遇到事情不问科学，总是怀疑一通再说。承受能力弱，过去没干过的事总是信心不足。这个问题解决可能快不了。但是，这些问题不能很快解决，影响乡村振兴的共识形成，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七爷子八条心”，干什么事情增大阻力，也就增加了成本。不能很快解决，但可以逐步改善、好转。

2.2.3 西南农村结构与成本的节约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早就有一个观点：经济结构比经济量更重要。不过，当时厉以宁教授主要是针对全国经济结构调整提出这个观点的。

我们认为，在研究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中的成本节约问题时，也可以将成本节约与厉以宁教授关于“经济结构比经济量更重要”的观点相联系。其实，任何成本不仅与量有关，更与结构有关。量越大，成本分摊基数越大，成本自然越低。但是，相等的量、或者量不能再增加时，结构的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中国人早就注意到量与效益的关系，人们熟悉的“田忌赛马”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赛马效益的增加，也就是成本的降低。

西南地区如何在高山峡谷地貌下进行结构调整？实际经验说明，看得见的时期内结构调整可能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在当地地形气候、土壤、历史、市场环境等条件下扬长避短，发挥任何与市场对接下的优势。这种优势是什么不能预定，只能在当地条件下去“制宜”。有的发挥传统艺术品、传统种养殖，有的发挥气候优势种植中药材，有的无中生有，有养野猪的、养殖澳洲牛的，等等。总的来看，在海拔 800 米以上、耕地在坡度 20 度以上地区缩小种植粮食、发展其他种养殖业。这个趋向从市场经济角度看，有合理性。过去，搞“以粮为纲”，在不适合种粮食的地方进行玉米、红薯生产，产量上不去，规模扩不大，又累又穷，还形成水土流失。在中、高海拔山区，适当降低种粮食面积，是因地制宜的。同时，我国人均消耗粮食大大减少，其他特色食物大幅度增加，这一调整也顺应了这个趋势。

第二步是根据市场需求、价格信号，及时按市场需求进行品种、种植面积或养殖数量结构的调整。有人认为，对于市场需求、价格信号也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于农产品更是如此 。有人研究过玉米、水稻、大豆等大宗农产品与突发性事件对价格的影响，说明了市场需求、价格信号有粗、伪与精、真之别。对于市场需求、价格信号要重视，但也不能草木皆兵，“听到风，就是雨”。对各种市场需求、价格信号都要预设一个“观察期”，至于这个时间到底多久？实践会告诉我们的。

新闻报道显示，中国对农村的投入总量已经不小。但是，为什么农村依然总体落后呢？对于这种投入要作具体分析。一方面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是上百年积贫的累积，与其累积的广度与深度相比较，投入仍显不够。还有结构也是问题。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对农村投入结构是慈善“救济”式，通俗来说是“输血”。后来，转变为“造血式”，又面临着分散、不及时、方式等结构问题。后面我们还要作分析，这里只是从成本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所以，“造血式”投入从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至今时间也不长。况且,21 世纪以来，特别是免除农业税以后，我们对农业的投入才开始大幅度增加。与上百年中国农村积贫积弱的时间、程度相比，我们的投入总体上还不足。所以，我们还要坚持对中国农村投入的量的增加、质的提高不变。对中国农村投入的各种不正确认识要多解释，并且必要的时候要进行矫正。

2.3 西南地区乡村交易成本节约阶段性“热点”分析

现实的降低成本是一个相对概念，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降成本“永远在路上”。经济学是讲实证的，在降成本可能重要的是“现阶段即马上可以做什么”？为此，我们对西南地区乡村交易成本节约价格发现、市场竞争、创新驱动阶段，对每个阶段的阶段性“热点”进行分析。

2.3.1 价格发现阶段交易成本节约的“热点”分析

“价格发现”，这个概念最先在金融领域被使用，现在也被广泛应用于对农产品的分析中。价值发现是指过去没有发现的价值被发现了、价值被低估的回归了。总之，价值发现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中间也可能包裹着风险、危机。农产品暴涨暴跌的例子太多了！这些农产品暴涨暴跌有市场变化的原因，但是，这是唯一原因吗？价格发现阶段交易成本节约的“热点”分析不够的问题呢？我们认为是有的。

对农产品价格发现，我们要说两句话：一是好事。因为过去农村与市场联系不多，许多农产品价值没有发现或被低估。二是这里面包裹着风险、危机，弄不好也会成为农产品暴涨暴跌的原因。应对农产品暴涨暴跌的风险、危机办法是发现各个阶段交易成本节约的“热点”。

有一个共识性的观点，农产品的价值发现要通过期货贸易平台。期货平台对农产品的价值发现，又要分大宗农产品与“小宗”名优特色或季节性产品。期货平台为什么能够发现农产品价值？有人作过专门研究，认为期货平台在生产者、商家、消费者之间搭建了一个开放式的信息沟通渠道。“信息沟通渠道”是期货平台的价值、农产品的价值发现的奥秘。期货平台这种开放式的信息沟通渠道如下图所示。

农产品价值发现具有波动性，这可能是农产品价格的特点之一。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性，再也没有“菜篮子”装的农产品大了。受高温、台风等季节性因素影响，多地“菜篮子”装的农产品价格出现持续上涨。但是，随着全国大部分地区入秋转凉，灾害性天气减少，蔬菜和鸡蛋生产将逐步恢复正常，价格也将逐步趋稳。

价值发现阶段成本“热点”是什么？如何把握？苹果期货非理性涨价的事例，可以告诉我们答案。2019 年 5 月有数据显示，苹果期货发生了非理性涨价。按反映市场活跃度的“成交持仓比”计算，竟然超过了 6 倍、甚至 10 倍。苹果价格暴涨得利者是谁？大批期货市场的投机客。种苹果的果农仍为减产而忧伤。我们认为，这种种苹果的果农没有得到好处的价格上涨，与农产品价值发现一点关系也没有。

如果农产品的价值发现等于价格暴涨，全世界人都会反对。农产品的价值发现，在一定时期内价格可能有上涨，但是，绝大部分好处应该归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有生产成本底线，不可能杀鸡取卵似的漫天涨价!2019 年曾经发生了猪肉短期内涨价 40%左右的现象，这是一次典型的价格暴涨。猪肉零售价格一下子从 20 元左右涨价为 30 多元，北京与上海还涨到了每斤 50 元左右！怎么处理价格暴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着应对，采取了以增加猪肉供给为主的各项措施加以反制，也就短短几个月，收到明显成效。从 2019 年 11月起，全国猪肉价格下降幅度达 30%。

这次应对猪肉价格暴涨的经验很值得总结。弄清两个问题是前提：这是全面农产品涨价，还是结构性涨价？是供需全局性的问题，还是市场人为价格操纵？从这次猪肉价格暴涨来看，是结构性涨价。因为，猪肉未带动鸡、鱼、羊、牛肉价格全面同幅度上升（虽然波及也涨了一些）。从这次猪肉价格暴涨来看，是供需全局性的问题，当然也有囤积、倒卖人为一些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所以，应对这类型的涨价，国务院没有采取行政限价、打击市场不法行为，而是采取增加供应为主的措施。供应为主的措施，也分长期与短期，长期是扶持规模以上养猪业，短期是增加进口猪肉的量。特别要指出，据农业部门发布的资料，中国猪肉供应有 50%来自一家一户几头散养，这是很大的猪肉供应急剧增加或减少引发价格剧烈波动的“肉价地震源”。道理很简单，小农户肉价下降时，霎时可以不养了，导致猪肉供应出现大幅度减少，反之亦然。不走向生猪供应规模化主导，猪肉价格暴涨暴跌的怪圈就不会消失。有一个简单事实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肉价涨落价格区间就不会出现暴涨暴跌。

看来价值发现阶段成本节约的“热点”是反对价格投机性暴涨，标准是价值上涨的经济好处“大头”归实体经济，而不是投机分子。

2.3.2 市场竞争阶段交易成本节约“热点”分析

农业是弱质产业，能不能做大做强、与工业品一样参与市场竞争？可能在中国大多数农村、尤其在中国西南地区还是一个似乎很难达到的目标。但是，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经作出了回答：农业一样可以做大做强、与工业品一样参与市场竞争。

2014 年美国农民在大宗农产品中玉米（50%）、大豆（90%）、小麦（20%）等农产品占有世界农产品市场相当份额、拥有相当程度定价权；荷兰农民在人多地少、以色列农民在沙漠里创造了市场竞争力强、高收入的奇迹。

以色列农民在沙漠里创造的奇迹最令人动容。以色列农业依靠大棚温室、生物种植、科技应用农业等创新，在沙漠占据了 2 /3 国土的情况下，一个农夫却能养活 400 人，占全国劳动力 5%的农业从业人员，提供了全国九成以上的食物，农产品出口占据了 40%的欧洲瓜果、蔬菜市场，被誉为“欧洲果篮”。其中，西红柿生产最具代表性。以色列西红柿每公顷产量 300 吨。西红柿具有外观好、品质佳、耐贮运、保鲜期长的特点，能在货架上无须任何特殊条件保鲜 90 天。单果重 150 ~ 200 克，产量高，果色大红鲜艳，转色一致；耐病性强，生育强健。

以色列农业走的是小品种、高科技、创新型的市场竞争道路。这对于西南地区农业如何参与市场竞争，有很大的启示。

我们国内学者关于市场竞争的三个层次的研究成果，对于西南地区农业建立市场竞争的制度、机制也有参考价值 。国内学者关于市场竞争的四个层次主要内容是：市场竞争犹如两个壮汉摔跤，不是一个点的对抗、角力，而是技能、体质、心理情绪等综合系统的比赛。要取得市场竞争的持续优势，牵涉到三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层即最表面的层次，产品有无价格优势。“便宜的价格”，总是需求、消费方面不可抵抗的诱惑。但是，价格优势来源于成本。在竞争阶段，随着技术成熟、规模扩大，单位商品成本下降。在行业中成本下降能否与行业保持一致、甚至领先，关系产品、企业在竞争阶段的兴衰成败。没有成本下降基础的低价，就是“自杀性杀价”。

第二层次是价值链的整合与定位移位。商品价格不是某个企业、某环保生产成本的价格，而是价值链的系统价值的价格表现 。一辆汽车的价格，绝不是汽车制造商总装工厂的价格，牵涉众多原料、配套等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就是小小的一个打火机，也牵涉塑料、钢铁、化工等成本构成的系统价格。具体企业及其产品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处于什么地位，地位升降，价值链整合力，这些都关系着具体企业与产品在竞争中是否获利。

第三个层次是产品的性价比，能否从“物有所值”走向“物超所值”。性价比问题，理论上是一个使用价值与价值关系问题。消费者付出的价值即愿意接受的价格，得到商品包含的使用价值与付出的价值一致，这是起码的要求。成功经验表明，标准化是实现性价比一致、稳定、可检测的主要路径。这个问题，在农产品问题上更为重要迫切。说重要，是因为农产品相当多的是“进嘴的”，关系人民健康、甚至生命；说迫切，是因为这方面问题多，具体是非难说清楚！比如，三聚氰胺问题奶粉，要专业机构多环节才能把问题弄清。

竞争阶段由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性价比一致、甚至“物超所值”，这是最大的问题。一个企业要依靠出售不合格、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过日子，这个企业离“行业出局”、破产的日子也不远了。

从农产品竞争阶段看，成本“热点”可能聚焦于性价比。三聚氰胺问题奶粉，当时摧毁了中国人对国产奶粉的信心。一个与性价比相背离的假冒伪劣产品事件，几乎摧毁了一个产业，石家庄三鹿牌奶粉企业负责人还付出了承担严重刑事责任的代价。这个成本还不高吗？

对于工业品反映出来的交易成本结构性变化，乡村振兴中也应该予以关注。什么变化？生产成本降低，销售成本上升；总利润随着生产规模扩大上升，单位产品的利润量与利润率下降。从市场经济的规律来看，工业品反映出来的交易成本结构性变化也是一个规律，农产品也总体上要皈依这一规律。这就给乡村振兴发展产业提出了一个任务：要根据农业产业规模状况，主动降低单位农产品价格，要随着生产成本降低，增加用于包装、物流、销售人员、销售条件改善等方面的投入。谁主动、尽早这样做了，核心竞争力将会大幅度提高，会成为农业产业的赢家。那些希望长期醉心于单位农产品“天价”（记者们不负责任地吹捧“一头牛卖了 20 万元”，就是典型例子），不愿自觉增加销售成本的人，早晚会被市场经济规律教训。

2.3.3 创新驱动交易成本节约“热点”分析

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升级的一个必然性阶段。这是列宁讲的否定之否定圆圈或周期，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熊彼特在创新的时候，也认为创新有周期，技术上的创新周期与经济周期基本是一致的。

创新是当下见诸于媒体较多的概念。同时，听得很多的是创新与高投入、高风险联系在一起的。

创新驱动，可以同时节约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吗？答案是肯定的。

对创新也要作具体分析：原创、由科学家进行的、颠覆式的创新，的确是高投入、高风险。但是，大多数企业的创新，是应用、改善、包括集成创新，绝大多数技术是现成的，需要做的是：现成技术+企业环境与需求+市场需求 。总体看是“三点一线”的工作，并不一定起到成本高、完全有节约成本的效果。

如何才能实现成本较低的创新？有人提出两点：

一是做自己熟悉业务的创新。俗话说“不熟不做”。在熟悉的业务范围内创新，可以节约大量的学习费用、“走弯路”的学费，这对节约成本的效果是无疑的。

二是应用性的创新，是烧钱而烧脑。试验、试错，就是“烧脑”。在硅谷以StarAp为代表的创业投资基金或者是天使投资基金，平均每年要投 800 ~ 1 000 个项目，每个项目投资额 5万~ 10 万美元。也就是说，创业团队要在几十万人民币额度里，完成创新想法的测试及验证。如果做出样板客户、样板市场，后续的风险投资才会跟进。如果达不到要求，后续资本就不再给予支持，这是典型的通过资本进行容错纠错，是对创新验证的一种方式。

创新中技术、样品出来了，困难在于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即“赚钱办法”。清华大学供给侧研究中心副主任朱亮认为，商业模式=渠道+成本革命 。比如，达能电器原本是一家传统电力制造商。在朱亮老师的帮助下，达能电器将传统的变电站、电缆管理与人工智能相结合，推出智能综合检测平台。搭建了一个物联网能源服务平台，顺利实现从传统产业到智能大数据企业的过渡。达能电器的顺利转型，正是通过对原有商业模式进行创新完成的。

预期或信心，可以说是支撑现代经济的核心。

关注价格、关注需求、关注未来收益，或许反映了经济学认识预期的深化过程。

中国西南地区农村的经济预期“坎”或许是形势分析与各种预期联系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