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西南地区乡村振兴问题需要创新了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学术支持

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纵向讲是一个要若干代人接力奋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是最后才实现现代化的。为什么农业是最后才实现现代化的部门？因为农业受自然规律制约，还有经济、社会规律制约。自然的力量有多厉害？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面对飓风、旱涝灾害，也只有灾后想办法重建！在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强大外部力量压迫下，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若干年后都先后开启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目前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如果能用以经济学的各种关于发展、包括如何发展农业的观点，认识与解决乡村振兴中面临的问题，或许有所帮助。所以，我们进行本课题的研究。

0.1 乡村振兴问题与经济发展理论学术之间的关系

乡村振兴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所必须解决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经济发展理论的各种理论观点，为落后国家加快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摆脱“二元经济结构”的困扰，提出了一系列学术建树和政策指导。

0.1.1 农业现代化是经济学关于发展理论的内容

1776 年，亚当·斯密《国富论》正式出版，这对经济学是一个重要节点：经济学有了自己的学术专著、理论形态。《国富论》正式出版以前，经济学术思想是有的。比如，色诺芬的“经济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家政管理”，被认为是世界上较早的经济学术思想。经济学术论文也是有的，比如,1615 年法国人孟奇里梯安《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只是一篇阐述重商主义观点的文章。

经济学诞生后，如何看待农业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从总体来看，农村、农业关于农业现代化为中心的内容，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地位是呈不断上升的。

从斯密、马歇尔到萨缪尔森都研究过土地、地租，就是研究市场经济的框架中农业的地位与影响。比如，斯密《国富论》第十一章就探讨了土地地租价格对工资与利润的影响。斯密认为，地租价格和工资与利润不同，地租是承租人所能支付的最高价格，这是不需要原因的结果；工资与利润的升降，是有一系列原因引起的结果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主要探讨了“土地肥力报酬递减规律”，及其这个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影响。“报酬递减”，原因在于有一个“最大报酬”的存在，一旦资本与劳动投入超过了“最大报酬”的存在，土地肥力报酬递减规律就会现身。“土地肥力报酬递减规律”，实际是“边际收益下降”现象在农业生产中的反映。

土地肥力—收益是否是一个规律，在学术上是有争议的。比如，列宁就批判把土地肥力递减看成是一个规律。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运用科学技术，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就不存在。土地肥力报酬递减规律，也不都是坏事，这一规律会在农村空间上显现贫瘠土地的价值 。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主编的《经济学》教材，是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界公认的再版次数多的权威经济学入门教材。这本权威经济学入门教材，只是在“微观经济学生产要素”中讲了农业土地“作为固定要素收入租金” 。同前辈经济学讲地租只是结果如出一辙，在经济学理论上没有创新，在地位上，从斯密、马歇尔的设专章到一个内容，农业土地的地位明显下降了。

在西方经济学的“部门经济学”中，有一个学科叫作“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把对农业的研究地位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发展经济学产生后，研究农业又有三个特色。

一是设专章从发展战略上来研究农业问题。瑟尔瓦尔所著的《增长与发展》指出，土地—土地率的差别，造成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的差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别的部分原因。今天的发达国家，不仅工业、高科技发达，农业也比较发达，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的出口额、定价权也居于主导地位 。在 2018 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中，中国反制美国的是以大豆为代表的农产品，美国制裁中国的是以中兴通讯、华为为代表的新兴企业。经济现象与本质的巨大反差，令外行大惑不解！

二是把农业研究的空间扩大了。比如，瑟尔瓦尔在《增长与发展》中研究了农业地位与作用、农业组织与改革、农业供给等制约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郑晓幸主编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了农业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总结了中国农村以联产承包为代表的制度创新的经验 。

三是有影响世界农业发展的理论成果。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张培刚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谭崇台的“农业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林毅夫的“结构主义经济学视域中的比较优势理论”，这些都是发展经济学影响世界农业发展的理论成果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基本主张是在农产品供给价格的“刘易斯拐点”，用市场经济取代农村的自然经济；张培刚的“农村工业化理论”，在刘易斯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根本创新，我们不能等待“刘易斯拐点”到来，要用农村工业化加快农业的发展；谭崇台的“农业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中提出，可持续发展是发展经济学的新阶段；可持续发展是主张自然、经济、社会综合发展；农业作为自然资源的平台，是经济发展的环境。林毅夫“结构主义经济学视域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创新了李嘉图对外贸易视域中的比较优势，主张建立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比较优势，加快包括农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调节、政策理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诺思的“国家是重要的经济发展力量”理论，这些虽然在学术上并不属于学术门派上的“发展经济学”，亦对农业发展有重要意义。学术也必须兼收并蓄，摒弃门户之见。所谓江河不拒涓流，方成其深；泰山不弃壤土，方成其高。

0.1.2 二元结构理论是研究农业、农村问题的切入点

对二元结构理论，目前学术界褒贬不一。且不要过分关注对二元结构理论的褒贬，运用理论如同农民使镰刀、锄头，不在于这些工具有多完美、漂亮，在于“实用+适用”。目前中国农村、尤其是中国西南地区农村二元结构理论还有很大的“实用+适用”空间。

2018 年 10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后，来到位于广东省中北部地区的清远市。习近平总书记看了产品的销路后，他强调，要下功夫解决广东城乡发展二元结构问题，力度要更大一些，措施要更精准一些，久久为功，把短板变成“潜力板”。广东省属于中国发达地区，人均GDP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尚有二元结构问题，何况中国其他地区、中国西南地区农村。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 1954 年首先提出的。在其《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阐述了工业与农业“两个部门结构发展模型”的概念，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并存着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体系和城市现代工业体系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这两种体系构成了“二元经济结构”。刘易斯指出，农业是传统的人口过剩的劳动部门，以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为特点；另一个是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工业部门。值得指出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核心是指出了农村的自然经济体制与城市市场经济的“二元”。因为，农业并不从来都是低效率，传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富人都产生于农业。由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二元化”的趋势，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有人指出，中国目前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

1958 年 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事实上是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这两种社会身份在地位上的差别，从城乡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通婚、有城乡居民结婚的也是个别（甚至为当时习俗与心理不支持）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改革以后，暂住证制度既可以看作是这种城乡壁垒存在的标志，也可以看作是弱化这种壁垒的一种措施。

2）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

改革前中国社会中的资源是行政性的再分配，比如，教育和公共设施的投入。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而农村中的教育和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村自己来负担。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直接投资”在全社会日益减少的背景下，依靠市场投资在农村又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农村发展就累积起了各种盲区、短板。

以上二元经济理论对中国的分析，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户籍制度日益成为农村发展的障碍。但是，中国农村，特别是中国西南地区农村不同程度存在的“资源配置制度”问题就日益成为应该关注的问题。政府、市场、企业、居民都可以成为资源配置的参与者和受益人，其中，政府和企业的资源配置力量最大，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乡村振兴中，要发挥政府和企业的资源配置作用，特别要加大支持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无论是“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还是乡村振兴，都是从不同角度解决农村中的二元结构问题。实际很多例子证明，中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用市场经济取代农村的自然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来的明星村，除了华西村，其他出名的，比如：河南的南街村、山东的南山村、浙江的滕头村、北京的留民营，它们都是以发展市场经济的第二产业乃至第三产业致富扬名的。这些所谓的明星村，都有一批成功的企业作为支撑。既然是企业，它们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以及分配制度、企业文化本质上都要符合和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规律及其要求。华西村是一种保有集体分配和公共生活方式的村庄，只是过去名称的沿用，实行“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这些例子证明：资本主义制下的市场经济才导致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与“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一致，形成因果链甚至无缝对接。

0.1.3 乡村振兴难题需要用各种经济学的发展观点来认识与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政府，根据现代化的发展立足点应该转向工业、城市，但不能忽视农业发展的经济学原理。在抓好工业化、城市发展的同时，从来没有忽视农村发展。历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工作的内容就是证明。

为什么这样重视农村工作，农村发展任务还如此艰巨？“三农”工作、新农村建设都已经取得阶段性的重要成果，为什么还要提出乡村振兴？一切来自中国农村发展差异性、复杂性，使农村发展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目前，农村发展任务之所以还相当艰巨，农业比较优势的塑造、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发展、农村发展制度与机制创新这三个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

农业比较优势的塑造、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发展、农村发展制度与机制创新，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对认识与解决这三个问题，都可以提供理论工具。特色产业—有市场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产业，这个逻辑关系可能更能彰显经济发展理论对乡村振兴的价值。

农业比较优势的塑造，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可以提供问题认识与解决的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的要素、相互关系、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方式。简单说来，经济结构是要素、是关系、是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方式。经济结构有什么作用？经济结构的功能或所以能推动农业发展，在于塑造农业比较优势。林毅夫教授认为，比较优势是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概念，每个发展阶段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重点是探讨发展阶段中的比较优势。将这个理论应用在乡村振兴中，特别是西南地区还应该探讨纵向同一发展阶段中，横向不同空间自然条件下的比较优势内容差异、培育成长路径与特点问题。在现实中，比较优势与特色产业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它们的联系是，特色产业是比较优势的基础，任何有比较优势的存在都必须有特色。它们的区别是，不是任何特色产业与产品，都可以发展成为比较优势。道理很简单，现行的“特色”大多数地方是自己与自己比，所参照的外部比较范围也不大，这样的特色产业与产品，“特色”相对太大了。比较优势是以发展阶段、市场为标准谈“有没有优势”。

农村转型发展、发展制度与机制创新，现实中表现为两个问题，本质是一个创新的问题。农村转型发展，要依靠创新了的制度与机制支撑。什么制度与机制？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制度与机制。农村转型发展和制度与机制的关系，在理论上像先有蛋还是有鸡的关系，在实践中却先要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制度与机制，才能转型发展。因为，发展的差距与动力支持，来源于制度与机制。

邓小平同志有一个观点，值得在发展农村工作中引起重视。邓小平同志认为，好的制度要有好的人相匹配。如果制度不好，好人也容易变坏；好人没有好制度，人好的作用也难以发挥出来。中国包括西南地区的农村，不仅缺少市场经济的制度与机制，也缺乏能适应市场经济、能够驾驭市场经济的人。讲这个问题，之所以要引入不是经济学家的邓小平同志的观点，是因为在经济学中讲制度多，人被简化为一系列数据。西方经济学中，很少有主张好的制度，要有好的人相匹配的观点。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斯密是从“经济人假设”，即从人切入研究经济问题的。但是，“边际革命”后数学方法代替了“经济人假设”方法，数学的“理性本质”发扬不多、数学公式模型的形式却像神一样异化，成了经济学的统治幽灵！人被要素化、数学化，讲制度与机制就在那里计算一堆数字、数据、公式、模型。用这种数学公式、模型的经济学去搞乡村振兴，结果可能不那么好。

我们认为，研究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基本的研究路径或者方法论，应该在重视数据的同时，也要用历史问题经验回答式、逻辑演绎式解决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中的问题。有一个简单的中国改革开放被几十年事实证明了的经济真理：中国的经济奇迹全赖改革开放政策，过去与现在也没有人做出改革开放的公式和模型；邓小平同志的“三步走战略”、一带一路、中国梦、乡村振兴等经济实践都是有效率的，也不是靠公式和模型做出来的；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数学公式和模型都是做到世界级水平了，他们谁预见了金融危机？他们谁又提出了让世界走出金融危机的办法？总之，经济研究要重视数据，我们仅仅是反对把数学当神一样崇拜。社会问题、包括经济问题都是复杂的，解决路径都是“条条道路通罗马”！

0.2 为什么要对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进行单列研究

对中国西南地区进行乡村振兴的单独研究，是有文件根据的、是有必要的。通过这种研究，希望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乡村振兴走在中国西部的前列提供一些支持。

0.2.1 对中国西南地区进行乡村振兴的单独研究的文件根据

对中国西南地区进行乡村振兴的单独研究，其文件根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8 年 9月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其中，第十二章第一节讲到“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时，把中国西部划分为三个经济地理单元：西北、西南、青海与西藏等高原生态脆弱区域。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第十二章的主题，是讲“农业的转型升级”。怎么才能实现“农业的转型升级”？文件实际上讲要正确处理两个关系，即自然禀赋与主体功能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逻辑方阵循环链条，如下所示：

中国西南地区有不同于西部乃至全国的自然禀赋，因而必然形成独特的农业结构、特色优势产业、农业品质与品牌，其他的经济规律、技术成果、社会规律都必须遵循这种基于自然禀赋的逻辑、因果链条，才能发挥其正常作用。淮南橘，淮北枳，这种自然禀赋的逻辑、因果链条，人们迄今还怀有敬畏之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遵循这种基于自然禀赋的逻辑、因果链条的认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尊重农业发展规律的科学态度。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从党员到各级干部同农村、农业都存在各种联系。所以，“熟悉农业”的人不少，但事实证明，懂得并遵循农业发展规律的人，特别是干部甚少。有句话说“熟悉的，常常弄不懂”。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吃好与吃出健康、做饭与烹调大师、生孩子与优生，这些看来是一回事的事情，真是熟悉与规律之间相差甚远。我们党在农业工作问题上教训够多了。从集体所有制建立搞运动、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不准农民到市场出售剩余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回顾历史，更加能认识我们在乡村振兴中这种自然禀赋的逻辑、因果链条的认识之宝贵。

0.2.2 单独研究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必要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可以简称《规划》。为什么《规划》要把中国西部农村一分为三：西北、西南、青藏高原。大家应该注意到中央讲西部大开发时却没有这样区分。因为，西部大开发重点是在中心城市及其城镇群体系，西部城市虽然有地域特点，但是，与东部、中部城市相同的东西占主导。比如，站在成都、西安、重庆市中心见到的景象，与站在北京、上海、南京看到的景象大体相同：高楼林立、车流如织、人潮涌动。但是，在北京、上海、南京看到的农村景象，与重庆、贵阳、新疆农村看到的差别很大。为什么同样是农村，无论是田地、村庄乃至道路其差别这样大？只能用自然禀赋来解释。同样是山，江南水乡的山，黄公望可以画出《富春山居图》；在西部四川，杜甫见到的是“唯有天设险，剑门天下壮”。这说明，在西南地区搞乡村振兴，必须立足于中国西南地区的自然禀赋。

中国西南地区的自然禀赋是什么？我们认为，是高山峡谷。也就是说，西南地区的自然是高山峡谷。人口、城市、经济、社会都星罗棋布在高山峡谷之中，一切也都受这种高山峡谷自然禀赋制约与影响，特别是农村受影响更大。高山对农村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河南红旗渠和郭亮挂壁公路、西藏玉麦乡、四川悬崖村，这些都是形象的具体例证。

我们认为，中国西南地区高山峡谷的自然禀赋，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山高谷深、呈垂直空间布局的经济地理结构，影响西南地区的农业结构与特色产业。“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山脚到山顶垂直落差 1 000 米以上的山谷随处可见。李白有诗形象地写出了西南地区的山高谷深地貌：“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比如，重庆发展山地特色农业，考虑了山的高低，分为水面、低丘、中丘、山地，与之匹配农业结构与特色产业为鱼、农、果、林。而高山峡谷的自然禀赋条件下的农业结构与特色产业无法形成大平原那样的规模化、集中化，因而不便于管理及机械作业。

二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形成了其他地区少数民族没有的优势与劣势。中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长期生活在高山峡谷中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形成了独特的优势，主要有三个：①特别吃苦耐劳；②掌握着与山区动植物资源共处并节制性利用的智慧与技能；③民族风俗与文化特色。这些优势，可以在乡村振兴中起着重要支撑并有广阔的开发空间与潜力。长期生活在高山峡谷中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也有阻碍乡村振兴的一些不足或缺陷，主要有两个方面：①知识与技能离市场经济及现代化要求差距较大，且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才能把这个“短板”补起来。②开放发展客观难度与主观狭隘劣势叠加。无论是城市工业或者是农村农业，开放给发展提供的机会、动力都是越来越大。但是，中国西南地区开放发展的条件因高山阻断、峡谷阻滞变得举步艰难，如再加上人的主观狭隘，其难度系数会倍增。西南地区除云南的鲜花产业出口较多外，农产品出口数量都较少。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西南地区开放发展的条件差距较大。乡村振兴中产业振兴是基础，产业振兴发展到较高阶段，农产品必然、必须参与国际竞争。这也是衡量乡村振兴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是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确有特殊性需要分析。西南地区乡村振兴有什么特殊性需要分析？我们认为：这方山水、这方人，对要干的事相互影响。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 中，就分析了中国这方山水、这方人对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影响。由于中国统治者的中心是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而且实行的是残酷的独裁统治。中国革命就不能像俄国一样搞城市暴动，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没有民主制度可以利用，只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由于日本的强大和经不起长期战争，也由于军阀混战造成中国弱势但国土面积大，所以，抗日中的“亡国论”和“速胜论”都不对，只能是“持久战”。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需要研究特殊性的全部，由于乡村振兴的实践还处于“初战”阶段，特殊性的全貌还看不清楚，但也能看出一些轮廓。我们认为，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特殊性的“轮廓”主要由五个方面构成：

其一，乡村振兴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特别重要。同东部、中部、西部内部相比较，中国西南地区有许多特殊性。西南地区内部川、渝、贵、云农村内部存在各种交织的主客体共性与个性。因此，乡村振兴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特别重要。具体是，尊重、鼓励镇和村的创造最重要！只要有利于用市场经济代替中国西南地区农村的自然经济残余，只要有利于脱贫致富和提高农村生产总值的都在尊重、鼓励之列。

其二，乡村振兴要不拘一格用人才。无论是“下派”，还是外来，或者是土生土长的，只要能在乡村振兴舞台上显示才能、做出成绩，都应给予肯定。市场经济拓宽了肯定的空间。传统肯定只有做官、即任命职务给待遇办法，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各种法人平台，给予乡村振兴涌现的人才以名利双收的空间很大。我们在乡村调研中发现，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人才缺乏，同时乡村振兴中各种人才在西南地区的农村立足、干事面临着各种不能及时、适当的肯定；不能及时、适当的肯定，各种“红眼病”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怎么干事情？我们要做的事可能就是肯定、制止各种“红眼病”。要像邓小平同志肯定“傻子瓜子”那样，肯定乡村振兴涌现的人才也不容易。

其三，品牌建设可能是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中的一个“牛鼻子”。在中国西南地区搞特色产品相对容易，形成特色产业、做成特色品牌可能是最困难的。还有更困难的是，使这些特色产品、产业不是昙花一现，而是能够逐步在区内、国内、世界农产品市场竞争中立住脚，从“价值发现”到“合理价格”。

其四，中国西南地区受高山峡谷地貌制约，乡村振兴中通达到村的公路、互联网技术应用作用最突出，发挥作用的空间最大。从产业振兴到乡村文化和治理，互联网技术应用产生的社会与经济效益都最明显。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建立“微信群”已经被应用到村民加强联系、特色农产品销售、产业发展等方面，效果与群众反映都很好。

其五，乡村振兴的“村”，如何从行政区域跃升为经济单元。乡村振兴的村，现在大多是一个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行政区域，如何从行政区域跃升为经济单元？或许关系乡村振兴的空间真正开拓出来的问题。华西村、南街村等全国著名的村，还是叫“村”，其实已经是年产GDP几百亿的经济单元了。华西村、南街村等全国著名的村的今天，就是中国、也是中国西南地区振兴了的村的明天。

0.2.3 西南地区乡村振兴有望走在西部前列

西南地区在乡村振兴中，有望走在西部前列。这是我们通过一年几次调研、看各种乡村振兴资料后获得的使命性认识。

西南地区在乡村振兴中走在西部前列，这种认识也不是没有依据的想法。将西部农村同西北、青藏高原相比较，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相对较好，理应在乡村振兴中走在西部前列。说西南地区在乡村振兴中应该和可以走在西部前列，主要依据有两个：

一是经济中心为核心的城市体系带动力量较西北、青藏高原要强。乡村振兴虽然由主张“以城带乡”到“城乡融合发展”，但是，城市实力强，支持乡村振兴的要素就充足，客观上是乡村振兴的必需条件之一。城市发展如何？目前有两个视角：一是城乡人口对比，即城镇化率；二是一万平方千米国土空间上城市的数量，一般是以小城镇的密度来衡量。在中国，小城镇东部地区平均是 56 个，中部是 17 个，西部是 8 个。一万平方千米国土空间上小城镇密度最大的是广东省，超过 100 个。反映中国西南地区一万平方千米小城镇的数据目前没有，我们选择西部最发达的关中地区、成渝地区作比较。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王翠萍等人研究，关中地区每一万平方千米国土空间上小城镇密度为 73 个，成渝地区每一万平方千米国土空间上小城镇密度为 113 个。小城镇密度，说明了西南地区为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的各种条件、要素动力要充足一些。

二是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路、网、电、水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必要条件”已经初步具备。在中国西南地区，高速公路已经把县城串连起来，高速铁路已经把省会城市串联起来，这就为西南地区的乡村振兴走向全国市场乃至走向世界市场提供了条件。也就是说，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困难、问题都是战役、战术性的，乡村振兴的战略空间已经打开。就像当年红军长征中的征途一样，各路红军部队已经抵近陕西，只要克服眼前的困难，胜利会师就在望了。从西南地区农村内部的基础设施的“发展必要条件”来看，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也已经具备。中国西南地区 90%以上建制村，都已经村村通了公路；大城市方圆 30 千米以内、小城市方圆 10 千米的建制村还通了公交车；网约车的覆盖范围也可以达到城市 50 ~ 80 千米范围内。网络通畅率农村已经达到 36.4%，贵州农村宽带普及率达 28.6%，云南 78%通了宽带,2016 年四川通宽带的村也达到了 80%,2018 年广西和重庆实现了宽带村村通。总之，中国西南地区运用信息技术助力乡村振兴的条件还是较好的。电、水等基础设施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农村，通达是做到了，但是问题不少，水平低。比如电，有电了，但电压、停电、能否负荷产业发展，问题还不少。水是西南地区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在生活、生产中的支撑、便利作用并未显现出来。资料显示，水资源丰富是西南地区的优势。西南地区水资源拥有量 8 804.5 亿立方米，占全国的 32.1%。但是，西南地区云贵高原多是喀斯特地貌，加上山高谷深，水资源丰富与干旱造成的损失并存，一直是影响西南地区农业发展的问题。有资料显示，以 30 年为周期计算，西南各省区发生重度、极端干旱平均在 13 ~ 20 次。什么原因造成西南地区的水资源丰富与干旱造成的损失并存？水利设施不足或缺乏养护是根本原因。有专家研究认为，西南地区 2 /3 的水资源可以通过水利设施得到利用。但是，水利设施不足或缺乏养护，所以，西南地区特别是农村“看着滔滔水流，却受缺水之苦”。

中国西南地区有了乡村振兴的这两个根本条件，就具备了乡村振兴在西部走到前头的优势。就像一家人要出门一样，屋子外头出门的障碍已经清除，“走不走出去，全看你们了”！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时也说过，坚冰已经打破、航向已经指明，剩下的事情就是行动了。西方有句谚语——上帝只帮助自己努力的人。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事业，千条件万条件，还是要依靠村庄的干部、村民干起来。

0.3 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课题研究的前期准备

本课题研究的酝酿准备，从 2017 年夏天就开始了。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个战略关键是要在各个农村“落地”。怎么才能使党的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发布后，更加坚定了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决心。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我们还是尽可能地为课题研究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准备。

0.3.1 国外、国内乡村振兴的资料搜集

搜集了数十份外国学者研究农村发展的材料，从中对国外关于农村发展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了掌握。国外学者关于发展农村有三个观点值得重视。

1）农村发展的可能性

基于文献、实地观察、电脑搜索以及美国农业普查的数据，人们对乡村风光的喜爱是农村繁荣的保证。

2）发展农村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企业家被农村资本吸引，需要一种“灵活态度的联结”，农村政策和区域发展活力之间关系密切，微区域合作不仅解决了法国面临的很多困难，也促进了建立一个更协调与融合的发展政策，加快了决定性要素内生动力进程。

3）怎样才能发展农村

对外来农民的安置不仅可以传承宝贵的当地知识，还可以振兴当地社会。村级领导促进了人们参与项目的积极性，而且在村民之间形成了发展所需要的规范、信任和联系。村民的参与反过来也成为农村发展的中坚力量。加拿大的农村地区，中小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3.2 国内学者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的，目前研究状况正处于从造氛围向深度研究的过渡阶段。

1）乡村振兴概念研究

“农村”更突出农村，是农民搞农业、生活的地方；“乡村振兴”更突出地域概念，乡村不能只搞农业，乡村是农民生产生活居住的地方；乡村振兴是“三农”问题的演进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的结果。

2）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背后的历史发展规律：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一定是城市和乡村两种功能的协调发挥。

3）怎么进行乡村振兴

要抓住乡村振兴的四个核心目标；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与动力机制有三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值得注意的若干制度性问题有三个；乡村振兴战略创新的三个维度；乡村要振兴，新农村要成功，关键还在制度创新；乡村振兴要注意三个机制创新；乡村振兴要应用 40 年农村改革的两条经验：一是赋权；二是市场化。

4）乡村振兴模式研究

四类八种模式，此外，还有田园综合体、文旅等专题探讨。

0.3.3 在大学组织乡村振兴的社团组织

我们在所在大学组织了“乡村振兴研究促进会”。凡是对乡村振兴有兴趣的同学，不论什么学院、什么专业都可以参加。“乡村振兴研究促进会”半年已经发展到了 80 多位同学。

“乡村振兴研究促进会”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定期学习各级党和政府有关方面对乡村振兴的有关理论、文件；二是收集国内外关于发展农村有关理论、事例、经验；三是开展乡村振兴的调查研究。研究促进会开展组织了三次调研活动。大学生参加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是在年轻一代中强化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的认识，了解实际。研究能力有一个形成的过程，眼下主要是打下一些基础。

0.3.4 进行实地调研

为了掌握农村干部、村民对乡村振兴的看法与观点，我们以大学校园为中心，由近及远地进行实地调研。调研对象有不同层次与环境的村民、干部，大量进行无组织地个别交谈；也有镇党委、村支部组织调研各进行一次。我们还有组织地在远离中心城市 300 多千米的农村进行过调研，实地看过不同类型与做法的三个村庄的乡村振兴情况。

通过调研，我们深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正确的、合适的，反映了广大农民的热情期望。有村民说：“过去城乡统筹，我们是希望有城市来带；现在乡村振兴，关键在我们干起来！”

当然，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一些不利于乡村振兴的认识与心态。从认识来说，主要是从“等、靠、要”转变为“自己干起来”。马克思在评述印度、中国传统社会时说，小农的实力与活动范围狭窄，使小农的主体意识不足，不相信自己有掌握与改变自己命运的力量 。中国西南地区的村民，主体意识亟待提高，从而树立相信自己有掌握与改变自己命运的力量。从心态角度讲，眼下关键是树立在乡村振兴起点低、困难大的条件下推进乡村振兴的信心。任何时候、干任何事情都是有困难的。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说，正义的、革命的、受到人民真心拥护的事业的困难，经过努力、给予一定时间，是可以克服的。我们今天干的乡村振兴，是正义的、革命的、受到人民真心拥护的事业，面临的困难，在党的领导下，在各种因素的支持下，通过我们干部、村民创新性地奋斗，是可以克服的。在这些困难面前，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树立必胜的信心呢？！

0.4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总体框架、主要目标

0.4.1 研究对象

1）认识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发展实际

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观点，认识事物要通过实践来进行，认识的重点是认识事物的特殊性及其受普遍规律制约的特殊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改革开放的实践重点虽然转向了城市与企业，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从未忽视过发展农村，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村工作就是证明。从“三农”、城乡统筹到乡村振兴，由此形成了一个连续性的历史逻辑。“三农”问题抓住了中国农村落后的总问题。中国农村为什么总体上还落后？农民、农业、农村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发展农村，培养城市的带动力是切入点，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城市才能带动乡村发展。乡村振兴是要把城市市场经济移植到农村去，才能带得动。由此可见，乡村振兴虽然是十九大才提出来的，但是，由于有几十年“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的实践经验，乡村振兴又是在“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把党在农村工作推向适应“新时代”的城乡融合的新阶段。

根据上述陈述，认识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受普遍规律制约的特殊性、特殊规律是完全有必要的、是可能的。因此也说明，本课题的研究是有必要的、有意义的。

2）进行乡村振兴的制度机制建构与创新

中国包括中国西南地区的乡村振兴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但是，本课题是立足于经济学学术视野，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学术平台看待乡村振兴的。经济学包括发展经济学看待发展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一切发展差距鸿沟都是由制度、体制差别决定的。

文明历史几千年，人变化不大。同样是中国人，汉代长沙马王堆贵妇人辛追夫人，身高、肤色、衣服质地、食物结构与现代中国人没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汉朝到现代中国制度、体制变化有多大，一进行历史比较就清楚了。中国汉、唐因为当时制度、体制创新力强而在世界上的优势明显，国力强大，后来也因制度、体制创新力逐步衰减而陷于积贫积弱的境地，最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等文章中梳理了这种探索，并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结论。中国开拓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正因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 90 多年时间里，成功地取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在 21 世纪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从 1978 年改革开放开始时的人均 300 多美元,2018 年上升为 9 000 多美元。中国的历史，证明了制度、体制的力量。

有一个经济学效率与制度、体制关系的例子，也不时被经济学人引证。西方在现代化发展中有一个今天看来是不光彩、反人道的事情：贩卖黑奴。将黑人从遥远的非洲运输到美洲等地，在当时运输条件下也是充满疾病与死亡减员风险的事情。起初，以上船人数为基准计算价格，运输黑人的船主就拼命多装人数，以取得更多收益。由于船上载的人数太多，超过了淡水、食物、起码卫生与生存空间许可，加之长达数月的运输时间，死亡减员的黑人很多！后来，改为以运输到美洲等地的黑人人数为计算收入标准，致使运输黑人的船主就要依据淡水、食物、起码卫生与生存空间许可计算运输黑人的人数，疾病与死亡减员的黑人明显减少。

总之，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立论是：乡村振兴关键要建立制度、体制，重点是与市场经济接轨、相适应的制度、体制。

0.4.2 总体框架

本课题要努力研究具有发展经济学意蕴、在中国西南地区也有实际问题与应用价值的以下问题。

1）第 1 编：研究西南地区乡村振兴制度与机制建构发展经济学的五个基础

制度与机制建构本质、制度与机制建构的基本遵循、制度与机制建构的关键、制度与机制建构的特征、制度与机制建构路径，这五个问题是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制度与机制建构中必然要提出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制度与机制建构就会遇到麻烦、甚至曲折。那么，广义的发展经济学，为这五个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与支持吗？我们认为，总体上是提供了，现在需要的就是要努力回答这些问题，并且阐述我们对这些回答的理解。

乡村振兴中的制度与机制建构，其本质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确定其“边界”的，是有其特指性的，主要就是市场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乡村振兴中的制度与机制建构本质的意义是符合实际的。西南地区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几十年了，为什么还贫穷落后？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优越性的（当然还需要在改革开放中完善），贫穷的原因在于自然经济残余还较重，农村生产、生活与城市的市场经济还没有接轨。

制度与机制建构的基本遵循是节约交易成本。列宁说过，劳动生产率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 。资本主义创造了比封建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所以，资本主义尽管有剩余价值的剥削弊端，同样战胜了封建社会。怎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西南地区传统农村节约交易成本的认识、实际问题很多。关于经济发展要节约交易成本的观点，中国西南地区农村目前仍有很大的适用性，能起大作用。

制度与机制建构的关键可能是要抓住“经济预期”。经济发展总是要从短期的供不应求发展到常态的供大于求阶段，也就是激烈的竞争阶段，现实是“赚钱不容易”（农村是增产不增收）。供大于求阶段发展的前提是什么？经济预期。没有了经济预期，就没有了信心，就不干原来的经济活动了，赚钱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有人说，世界上很多人不能成功、事情办不成，许多是因为丧失了预期、信心。

制度与机制建构的特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一种“顶层设计”，这种类型在中国就必须发挥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核心作用，同时也要注意克服各种“局外人”“看客”的心态。

制度与机制建构路径要注意应用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在不同阶段都要创造哪个阶段的比较优势。

2）第 2 编：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在乡村振兴中应该考虑建立有四个基础性的制度

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系统管理制度、文化制度，这四个方面的制度的关系，是并列性的关系。也就是说，这四个制度具有同等重要性。

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产权是第一制度。产权虽然重要，没有产权激励与约束，任何真正的、持续性的发展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产权必须以一定的组织结构与形式固定下来，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法人、宏观调控组织。有组织就必须进行管理，管理对文化即认同为核心的主体价值系统依赖性很大。

3）第 3 编：研究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中机制建构的五个方面

投入机制、经营机制、领导机制、政策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是中国西南地区应该优先关注的五个机制。

这五个方面机制的关系，实际上是两组因果链条。投入、经营、风险防范是一组因果链条，正确的投入其效益取得依赖于高水平的经营；领导推动与政策推动既可以形成因果组合，也可以独立发挥作用。运用之妙，取决于审时度势的权衡决断。

4）第 4 编：采用西南地区乡村振兴若干类型的实证材料及其对每个实例的理论评述

这部分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为依据，从中国西南地区的情况出发，选取了从县到村庄、从四川郫县这样的农村发达地区到重庆武陵山区望岭村这样的落后村庄类型的调研报告，课题组对这些调研报告进行适当的“理论评述”分析。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对中国西南地区的乡村振兴有具体了解；二是希望通过这些材料分析，从操作层面推动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工作。

0.4.3 课题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运用经济学关于发展的各种观点，分析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转型发展及其比较优势的规律。

我们认为，比较优势是市场核心竞争力的一种理论表达方式。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贫穷落后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在市场经济的世界性背景、平台下与工业、城市相比较，优势没有或者太小。

“比较优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千难万难！原因在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像人的学习好、身体好，牵涉一系列的复杂条件及过程。在城市、在工业 100 个创业企业,95%的活不过 5年，原因在于不能形成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比较优势。可见，比较优势的解决不是那么容易、那么简单的事情。正因为不那么容易、不那么简单，才需要实践探索与必须的理论研究并重。我们认为，乡村振兴中培育、创新发展中的比较优势，根据发展经济学观点，联系着一系列的制度、机制。

因为发达国家的农村、农业农民，在市场经济的世界性背景、平台下与工业、城市相比较有优势，所以，发达国家的农民贫穷、收入很少的人很少。例如，以色列农民人均年收入达25.6 万元人民币，荷兰农民人均年收入更是高达 30 万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