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仍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各派军阀不仅连年混战，还在统治区内巧立各种名目，增收捐税，肆意搜刮，致使举国上下经济萧条、生灵涂炭。在这种境地下，“打倒列强，除军阀”便成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如果只靠少数人孤军奋战，或是只通过几支力量分散地各自为战，是很难实现这一目标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领导工人运动，以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为终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痛教训，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自然地产生了合作的需要——共产党需要寻找朋友，需要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以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

一、李大钊与孙中山的一次长谈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孙中山立刻表示出了很大的同情。

1920年秋，他动身去广州前专门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双方的谈话气氛十分融洽。到达广州当天，他就此发表了十分热情的演说。他说：“此次俄国革命后，实行社会主义。俄国遂酿成一种良好风气，而此种风气传遍欧洲，欧洲各国，竟莫能抵抗。”

次年12月，孙中山又同马林进行了三次长谈，给他充当翻译的是中共党员张太雷。这次会谈同样给了孙中山很大的启发，也增强了共产国际、苏俄与孙中山之间的相互了解。会谈后，孙中山对廖仲恺等人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今闻马林言，始悉苏俄行共产主义后，以深感困难，乃改行新经济政策。此种新经济政策，其精神与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不谋而合。余深喜苏俄能先实行与余之主义相符之政策，益信余之主义切合实行，终必能成功也。对于这一看法，他后来还总结性地谈道：“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应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吾国今日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1923年，陈炯明叛变发生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坚持了50多天，这一经历更加加深了他的上述看法。他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我现在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倘我不得赴苏联，现在我宁可不到上海去，而将于此地斗争下去终此一生。但我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

此后，孙中山开始同共产党人积极建立关系，并真诚地表达了他赞赏十月革命的态度和与共产党合作的愿望。

与此同时，在中共西湖会议前，李大钊即持联合孙中山的态度。会议后，即1922年8月底，李大钊受中央委托，专门到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一次关于国共合作的长谈。此时避居上海的孙中山，经陈炯明叛变的打击后，不仅与苏俄和中共的合作愿望加强，而且同时也有与北方军阀妥协的念头。因此，他对李大钊这样一个既有学识又有广泛政治接触的人表示了由衷的欢迎。李大钊后来在《狱中自述》中这样回忆：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的叛变，避居上海，钊曾亲赴上海与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在自述初稿中，李大钊还有“先生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之语。由此可见孙中山与李大钊二人谈话投机、情志相契的程度。

通过这次长谈，孙中山与李大钊之间的了解日益加深。孙中山从李大钊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也强烈地感受到“国民党正在坠落中死亡”，需要注入共产党这样的新鲜血液。在孙中山眼中，李大钊是位学识渊博、有勇有谋、思想清晰、朝气蓬勃而又脚踏实地、真正值得钦敬的革命同志。因此，他当即表明态度愿意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并指定由张继负责落实。在李大钊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党员时，孙中山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这样，李大钊就作为共产党员最早地加入了国民党。此后，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俞秀松等也相继加入了国民党。

这次谈话后，孙中山便下定了改组国民党的决心。对此，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史学家曾这样记述：孙中山到上海后，“审察当时国际之形势、本党革命失败之症结、国内青年思想之变动与民众对于政治改革之要求，八月间苏俄代表亦派员来沪晋谒，商讨中俄关系，遂下改组本党之决心”。

李大钊得到孙中山的极大信赖，他们之间过从甚密，建立起了真挚的革命情谊。为了维护和推动国共合作这一宝贵局面的形成，他们对各自党内的不同意见，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1923年初，针对共产党内一些人对国共合作所表现出来的悲观态度，李大钊指出，尽管国民党现在很腐朽，但是“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有把握把国民党大大地改组一下，确定它的政策方针，还是大有可为的”。为此，1923年4-5月，他又先后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和《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两篇文章，为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制造舆论。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指出，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有适应这种需要，努力于普遍全国的组织和宣传的觉悟。这个团体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且孙文氏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加上我们对它的不适当之处的改良，从而使该党形成更加有力的团体，那么其他督军中之有力者，就不能反抗它而不得不加入它了。只有达到这种状态，才能开始进行实际改革的事业，仅仅只凭空想的议论是做不到实际的改革的。希望大家充分地考虑这一点。李大钊的这两篇文章，既说服了党内同志，又鼓励了孙中山及国民党改组派，影响很大。

孙中山在国民党内也做了不少说服工作，在说服无力的情况下，他对一些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打击，或将其调离党务岗位，或听任其辞职，甚至将其开除党籍，从而表明了他对国共合作的坚决态度。为了表达他对国共合作的诚意，他还反复告诫国民党员，国共合作“切不可疑神疑鬼”。

孙中山与李大钊互相敬重，精诚相交，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宋庆龄曾经回忆：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李大钊也称孙中山为“我们革命的先锋”和“中国革命的老祖”。孙中山与李大钊对于中国革命的这些思想共识，为国共第一次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仍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各派军阀不仅连年混战，还在统治区内巧立各种名目，增收捐税，肆意搜刮，致使举国上下经济萧条、生灵涂炭。在这种境地下，“打倒列强，除军阀”便成为其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如果只靠少数人孤军奋战，或只通过几支力量分散地各自为战，是很难实现这一目标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惨痛教训，无疑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自然地产生了联合和合作的需要——共产党需要寻找朋友，需要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去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以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

然而，其时的国民党不仅内部成分十分复杂，而且还存在着严重脱离群众等问题。但是，这个党却因其领袖孙中山、因其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政体而在中国享有一定的威信。辛亥革命的果实虽然落在了北洋军阀的手里，但是即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孙中山却始终高举革命的旗帜，不屈不挠地进行着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军阀的斗争。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成为人们心目中革命的象征。1926年3月，鲁迅曾十分有代表性地谈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除孙中山之外，在国民党内还有一批忠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进分子，如宋庆龄、廖仲恺等。他们对革命的认识，虽然跟共产党有所区别，但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却是坚决的，并且也愿意跟共产党合作。国民党在南方已经有了一块根据地，在这里，共产党不仅可以公开进行活动，还可以合法地开展工农运动。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已表明：“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1922年，中共二大又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当然，对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曾向共产国际提出“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建议，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1922年8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转折意义的一次决策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建议做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国民党是“中国惟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它的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个决议传到中国后，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瞿秋白、张太雷、张国焘、谭平山、向警予、邓中夏、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国共合作问题。

大会在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发生了激烈争论。陈独秀和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应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工作，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陈独秀、马林的这些观点，符合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级暂时妥协与合作的策略思想。但是，在客观上却低估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高估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从而使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合作中降到了从属地位，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

张国焘、蔡和森等虽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认为共产党还有它的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并同资产阶级做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因此，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做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他们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脱离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任务，势必导致共产党的孤立。从争论中看出，双方的认识都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都存在着片面性。

经过两天的热烈争论，大会最终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决议和宣言明确指出，党的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阵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独立性的一些原则。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团结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从而促进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国共两党合作不仅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也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从而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得到进一步锻炼和发展。

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党的三大以后，为了使国民党能适应国民革命运动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共合作的步伐逐步加快，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也由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1923年10月，应孙中山之邀苏联代表鲍罗庭到达广州。此后，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下，在鲍罗庭的具体指导下，国民党改组的步伐大大加快。为了具体筹划改组工作，孙中山又专门聘请鲍罗庭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又聘为政治顾问）。此外，为了推进这项重要工作，他还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和共产党员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其后又委任廖仲恺、胡汉民和谭平山（共产党员）等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与此同时，为了推动国民党的改组，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国民党改组及收回海关主权问题》的通告，明确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并部署了参加改组工作的具体步骤。1923年年底，李大钊应孙中山的邀请到达广州，积极协助筹备国民党一大的工作。李大钊、瞿秋白等还参与讨论和起草了国民党一大宣言。而且，为了使国民党彻底改变依靠军阀、脱离群众等倾向，共产党人还多次发表文章，对国民党改组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出席此次会议的165名代表中，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员有20多位，他们在这次大会上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党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容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23日，孙中山对此做了说明，并强调对内要反抗封建军阀，对外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他说，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重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对外的责任，有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

这个大会宣言对孙中山历来提倡的“三民主义”做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民族主义”，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则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民主自由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的重要原则是，“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指“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节制资本”指将“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等等。新三民主义这些新的革命精神和新的内容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方面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一大也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此次大会还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并有多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不仅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也标志着国民大革命的兴起。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