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北伐战争和大革命的失败

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以后，经过两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的影响不仅很快从中国的南部扩大到中部和北部，也很快扩大到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和小商人中，并很快以广州为中心，汇集起了全国的革命力量，形成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新局面。

一、“革命的黄埔”

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建和发展国民党组织，使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在这种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下，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装，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孙中山历来重视军事工作，但是长期以来他总想利用原有的旧军队去实现彻底的革命目标。由于这些旧军队常常不能遵照他的革命主张去行事，所以他也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为此，早在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会见孙中山时，就建议他创办一所军官学校，以建立革命军的基础。鉴于过去长期依靠旧军队进行革命而屡遭失败的痛苦教训，在对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同时，孙中山开始积极酝酿创办一所军官学校。1923年10月鲍罗庭到广州后，孙中山便向他表达了这一想法。孙中山还提出，国民党的主要任务是按苏联红军的模式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按照他的这一设想，国民党一大决定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国民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以“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作为理念，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6月16日，孙中山亲自参加了学校的开学典礼，并且发表演说，说明了创办这所军校的真正用意。他说，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中国在这13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这是孙中山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变。孙中山亲自担任军校总理，任命曾被派往苏联考察的粤军参谋长蒋中正为校长，何应钦为总教官，并先后聘请加伦等苏联军官为该校的军事顾问；学习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任命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后又聘请共产党人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建立党代表制度，设立政治部。

黄埔军校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工作，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员、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学校参加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就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五六十人，约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在教职员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的创办还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大力支持。区别于同时期中国其他的军事学校，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黄埔军校与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1924年11月，刚从欧洲归国不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积极从事军校的各项实际工作。他参与了具体的政治领导，开始建立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并加强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指导军校教导团的政治工作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对保证军校的革命性质和方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后来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提供了宝贵经验。此后，这种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被逐步推广到广州革命政府其他军队中。对此，毛泽东后来曾给予过高度评价。他说：“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的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

黄埔军校建立以来，一方面以孙中山的“创造革命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以“亲爱、精诚”为校训，积极进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另一方面又积极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学校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广大黄埔师生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黄埔军校1924年和1926年制定的校歌中分别有这样的歌词：“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军校大门上的对联写着：“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怕死莫进此门。”这些都如实地反映了这所闻名遐迩的军事学校所弘扬的爱国精神。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名声之显赫，都是创办之初所未曾料到的。

二、铁血北伐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孙中山生前一直想把广东建设成一个巩固的革命基地，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夙愿一直未能实现。

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组织了东征军，分三路讨伐陈炯明。刚刚组建不久的黄埔军校的3000名学生和许崇智部的粤军，在右翼以破竹之势，迅速击溃了陈炯明军的主力，并且控制了东江地区。第一次东征告捷。

乘东征军回师之际，原来已被打败的陈炯明残部又于1925年9月重占东江地区。为了彻底消灭陈炯明残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国民政府决定第二次东征。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东征军连战皆捷，并于11月全歼陈炯明军在东江的主力，取得第二次东征的胜利。

与此同时，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国民革命军另一部又通过南征，消灭了盘踞在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的地方军阀势力邓本殷部。由此，广东全省结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获得了统一，成为全国唯一的革命根据地，国民革命军也扩大到8个军，从而奠定了北伐出师的基础。

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统一，这是孙中山多年的愿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到1926年，北洋军阀统治中国已有14年时间。在这个国内外形势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关键历史时期，北洋军阀却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可以凝聚人心的、使中国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目标或纲领。到了这个时候，打倒祸国殃民的军阀，结束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已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呼声。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6年7月9日，黄埔军校师生与广大国民革命军将士一道，在工农民众的支持下，在当时的革命中心城市广州誓师北伐。随之，“打倒列强，除军阀”“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便成为凝聚人心、响彻云霄的战斗号角。

然而，此时北洋军阀的力量还十分强大。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湖北、湖南、河南三省及直隶保定一带，大约有兵力20万人；号称“五省联帅”的孙传芳，则盘踞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和福建五省，拥兵20万人，且战斗力较强；势力最为雄厚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兵力达30余万人。反观国民革命军，其时只有8个军，兵力仅有10万人左右。如果单从双方总兵力来看，北洋军阀占有很大优势。但是，北伐军却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北洋军阀的统治已失尽了人心，而国民政府则是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组后，被全国进步人士特别是进步青年视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在人心向背上国民革命军占有明显优势；其次，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国民革命军已经形成相对巩固的广东革命根据地，全国的有志青年也从四面八方纷纷南下广东参加革命军，国民革命军的士气十分高昂；再次，国民革命军还得到了苏联在军械和经费上的有力支援；最后，北洋军阀的三支主要力量虽然都各据一方，并有一定的军事、政治实力，但彼此之间钩心斗角、相互疑忌，存在着深刻矛盾，难以一致行动，这在军事上就便于北伐军各个击破。以上这些因素，都大大增强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力量，使其完全具备兴师北伐的实力。

北伐战争开始后，在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建议下，国民革命军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即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吴佩孚部。其次，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集中兵力消灭孙传芳。最后，集中兵力消灭张作霖，统一全中国。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根据这个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所辖叶挺独立团作为先头部队，出兵援助被吴佩孚援军击退而退守湖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由此拉开了北伐进军的序幕。

在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中，第四军内共产党员最多，叶挺独立团又是其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6月初，独立团以引人注目的战功，占领了湖南攸县。7月初，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同第八军会师。7月9日，即克复长沙前两天，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1日，国民革命军攻占长沙。7月27日，蒋介石决定亲赴前线，并率其嫡系第一军两个师自广州北上。8月12日，抵达长沙之后，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在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努力下，会议做出了集中力量进军武汉打击吴佩孚、对孙传芳继续采取中立的决策。此后，北伐军首先集中兵力在两湖战场打击吴佩孚部，并接连克复长沙、平江、岳阳等地。8月底，北伐军取得两湖战场上的关键战役——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的胜利。叶挺独立团在这两场战役中英勇搏杀，建立了卓越功勋。10月，北伐军又进抵武汉，并先后占领武昌、汉阳、汉口，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攻打武昌时，叶挺独立团再次立下战功，他们率先攻入武昌城。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因此赢得了“铁军”的称号。与此同时，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同年9月17日，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率部进军陕西、河南，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攻击河南。

自1926年11月起，北伐军在南浔路一带发动攻势，消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南昌、九江，随后又攻占福建、浙江。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又先后攻占安庆、南京。3月21日，为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取得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占领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控制。

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两党团结合作、一致对敌，北伐军将士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辉煌战果。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打垮两大军阀，歼敌数十万，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大的人民革命战争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硕果。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间虽有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双方均能集中力量对敌。人民群众的支援也是北伐战争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在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广东韶关等地的农民也积极支援北伐军；在湖南，中共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人后方等任务，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战斗。这种热烈的场面，在中国以往的战争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对北伐军迅速取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工作，使广大普通士兵深刻地认识到国民革命是为了打倒军阀、解放人民，因此极大地凝聚了人心，鼓舞和提升了士气。但是，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同时，也产生了另外一个严重后果：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因为北伐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个人威望，此后他通过收编军阀部队等手段，进一步加紧了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为他后来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件。

三、从中山舰事件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出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却否认曾发出过调舰命令。就在这时，广州城内谣言蜂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要劫持蒋介石。在这种十分诡异的气氛中，3月20日，蒋介石宣布在广州全城实行戒严。随后，又逮捕了李之龙，监视和软禁了大批共产党人，并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了苏联领事馆，密切监视苏联顾问。紧接着，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又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员、解除苏联顾问季山嘉等人职务的提案。这一事件即为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果断提议要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也主张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但是，其时在广州的由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率领的联共（布）使团却不赞成反击。他们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对抗；冯玉祥的国民军已在北方遭受重大挫折，反击会在南方同蒋介石的关系变得紧张，影响苏联对华政策的实施；事件的发生是苏联顾问团的工作，“主要是军事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所致，等等。由此，这一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进一步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也为他在国内取得最高权力扫清了道路。

中山舰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为了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进一步排挤出共产党人，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蒋介石又采取了一个重要举措。他借口要改善两党关系，并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需要找出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这个“具体办法”便是所谓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该案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

对于这个提案，国民党左派柳亚子、何香凝等投票反对，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员的意见也并不一致。但是，由于会前蒋介石曾同鲍罗庭数次商谈，要他接受这个要求，鲍罗庭又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要中共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对蒋介石这个提案采取了退让的态度，在未同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便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暗伏杀机、“其目的完全在压共产党”的反动提案，虽然中国共产党内很多同志坚决反对，但由于鲍罗庭的“忍让”和压制，《整理党务决议案》最终得以顺利通过。《整理党务决议案》的通过，对国共两党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只得辞职，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的地位也由此变得十分被动；另一方面，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很快便直接控制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成为在南方掌握最高权力的实力派人物。

从中山舰事件到整理党务案，蒋介石在北伐开始前这个关键时期，毫不手软地接连向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并在中国共产党的节节退让下，逐个夺取阵地，从而把权力一步步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为日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奠定了基础。

此后，随着北伐战争的迅速推进，蒋介石的反共面目也越来越公开地暴露出来。1927年2月，他在南昌的一次演讲中公开表示：“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3月1日，他指使当地驻军残忍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16日，他从南昌赴上海，途经九江、安庆等地时，指使青帮流氓暴徒捣毁当地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党部和工会、农会组织，杀害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

蒋介石的反共决心虽然已经下定，但是，要发动反共这样重大的行动，他除了自身在军事、政治方面的必要准备之外，还需要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江浙财阀的资助。为此，1927年3月26日，他赶赴上海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及上海的流氓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在这些会谈中，帝国主义列强公然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江浙财阀也允诺会在财政上全力支持；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则保证会把大批流氓、暴徒组织起来充当打手。

为了确保反共的成功，蒋介石又把不受他控制的部队陆续调离上海。在完成了这些“周密”准备之后，4月初，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等密议，决定以暴力手段实行“清党”。4月11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诱捕杀害。4月12日凌晨，上海的大批青帮分子冒充工人，臂缠白底黑“工”字符号，从租界冲出，向分驻在闸北、南市、沪西、浦东、吴淞等地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虽然奋起抵抗，但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却声称要“调解工人内讧”，并将武装流氓的枪械先行收缴。工人纠察队轻信了他们的欺骗，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2700多名工人组成的纠察队亦被全部解除武装，工人死伤达300多人。

事件发生后，上海工人和市民悲愤交加，纷纷集会抗议，各革命团体均发宣言、电文斥责反动派倒行逆施，要求惩办反动分子，发还枪支。4月12日下午，闸北5万多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徒手夺回总工会会所。4月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又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被缴枪械。但是，当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却用步枪、机关枪向密集的游行群众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反革命政变后的3天中，300多人被杀害，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下落不明。蒋介石势力范围所及之处，如广州、南京、杭州、宁波、福州、厦门等地也都发生大屠杀，著名共产党人陈延年、赵世炎、萧楚女、熊雄等先后在蒋介石的屠刀下英勇牺牲，白色恐怖笼罩东南各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继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后，全国各地也发生了类似的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屠杀的事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清党”让整个中国血流成河。在其后一年的时间里，被杀害的共产党人达2.6万人，革命群众近30万人。在这种背景下，因北伐战争的迅速胜利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农民运动被镇压了下去，中国革命由此转入低潮。

尽管大革命失败了，并且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是中国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他们逐渐认识到：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正是在这种认识和思索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