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贵州扶贫脱贫体制机制探索与创新的背景

贵州省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受区域整体贫困与民族地区发展滞后并存、经济建设落后与生态环境脆弱并存、人口素质偏低与公共服务滞后并存“三重矛盾”的制约，贵州一直是全国扶贫开发任务最重、难度最大的省份。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以及历史上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倒逼扶贫脱贫机制创新，同时良好的政策与制度背景为扶贫脱贫机制的创新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一）贵州扶贫脱贫体制机制创新的自然经济与社会环境背景

复杂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创新扶贫脱贫体制机制是唯一路径。贵州省地处中国西南腹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地貌复杂多变，多高原山地、丘陵，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以其为中心的西南喀斯特地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生态脆弱区，石漠化严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贵州省就有65个县分布在乌蒙山区、武陵山区和滇桂黔石漠化区这三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中，山地面积占比达61.7%，丘陵面积占比达31.1%，山间平坝区面积占比7.5%，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75亩，属典型的农业土地资源贫乏区。限于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完善一直难以破解“最后一公里”问题。复杂的自然环境增加了脱贫攻坚的难度，唯有创新扶贫脱贫体制机制才能彻底改变贫困人口的处境，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赢”。相对落后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迫切要求创新扶贫脱贫体制机制。贵州省是我国西部多民族聚居的省份，也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省份，贫困和落后是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由于经济、历史、自然等方面原因，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发展速度慢既是贵州省的基本省情，又是贵州省贫困地区面临的主要症结。从纵向来看，贵州省经济水平较为落后。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经过全省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努力，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成绩：农村贫困面貌明显改变，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基本建立了农村低保季节性缺粮户粮食救助制度，实现了农村新型养老保险试点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全覆盖，农村贫困人口饮水安全水平大幅提升，基础设施加快向县以下延伸，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是，贵州“欠发达”特征仍然突出，区域贫困与深度贫困并存，贫困问题与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并存，经济发展落后与公共服务欠缺并存。从横向来看，2011年末，贵州省有贫困人口1149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11.6%。全国每7个贫困人口中，贵州就占1个；在贵州省，每3个人就有1个是贫困人口。贵州省88个县（区、市）中有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934个贫困乡13973个贫困村。贵州省人均地区产值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40%左右，差距很大。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贫困问题更为突出，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总人口的60%以上。薄弱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贵州的扶贫脱贫必须采取非常规手段，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加快脱贫攻坚的步伐，提升脱贫攻坚的质量，确保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

（二）贵州扶贫脱贫体制与机制创新的政策与制度背景

从1986年的扶贫开发到致力于解决温饱问题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制度体系，在国家的关注和支持下，贵州省集中政治优势，按照顶层设计要求，不断进行二次设计，为扶贫脱贫体制机制创新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和制度基础。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重视贵州扶贫攻坚工作。早在2008年、2009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反映贵州省长顺县竹子坨村和威宁县有关贫困情况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分别作出重要批示：“要因地制宜，探索扶贫开发的新路子。”“希望你们认真研究部署，采取有力措施，经过几年艰苦努力，帮助贫困群众切实脱贫致富。”2011年，贵州省明确把扶贫开发作为“第一民生工程”。此后，栗战书、赵克志、陈敏尔、孙志刚四任省委书记带领的贵州省各级党委政府、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围绕“第一民生工程”，以扶贫开发为后发赶超的关键战略，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新举措新机制，通过各类“组合拳”发力，推进扶贫开发。“第一民生工程”实施以来，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家庭的收入快速增长，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民生事业和社会保障全面发展，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明显增强。同时，通过培育山地产业、优化可持续脱贫机制、壮大区域经济等措施，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贵州省具有良好的扶贫开发政治环境，有助于扶贫工作的有序开展、高效推进、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