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这些人是谁

在小说和电影中，描绘反社会人格者的方式总是显得极端又老套。他们要么是冷血的连环杀手、跟踪狂、性侵者、骗子，要么就是典型的恶魔，喜欢操纵他人的恶棍（例如诺博士 ^[1] 和汉尼拔·莱克特 ^[2] ）。现实世界中的反社会人格者的确与这样的形象有些类似，但更为复杂。大多数人和一些专家经常混用反社会人格（psychopathy）、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ASPD）和反社会（sociopathy）这三个词。事实上，它们虽然都有反社会的特点，但不尽相同。

● 反社会人格 是一个多维度的临床概念，本书主角的人格特征和行为就是基于这个概念（见表2-1）。 ¹ 反社会人格不仅仅是社会和环境影响的产物，对于其所表现出的关键人格特质和气质来说，遗传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而，反社会人格在个体身上的终身表达是生物/气质倾向和社会影响交互的产物。那些有助于界定成年反社会人格者的特质和行为在童年时就会显现出来。 ² 反社会人格者相对来说缺少道德感，难以对他人共情、感到内疚或忠于他人。人群中大约有1%的人、在押罪犯中大约有15%的人符合本书描述的反社会人格的研究标准。一些理论家和研究者认为反社会人格是一种障碍，是大脑功能异常或损坏的结果；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反社会人格不是一种障碍，而是一种进化适应。本书的第二作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比较具有说服力（见补充资料2-1）。附录提供了一份使用神经影像学研究反社会人格的综述。

●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是一个宽泛的诊断类别。这一界定源自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制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3版（ DSM-Ⅲ ，1980）和第4版（ DSM-Ⅳ ，1994）。 ³ 其典型症状是反社会性的行为和犯罪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与后面提到的“反社会”类似。当个体表现出以下7项标准中的3项及以上时，可以将其诊断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无法遵守与合法行为相关的社会规范，欺骗，好斗或无法提前做计划，易激怒且具有攻击性，不顾自己和他人安危的鲁莽，始终没有责任感，不知悔改。

反社会人格者和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的差异在于，前者拥有一些诸如缺乏共情、自大、情感淡漠的人格特质，而这些特质对于诊断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来说不是必需的。在总人群和监狱群体中，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都比反社会人格者更为普遍。

由于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的描述过于强调这类人的犯罪行为，所以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曾计划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的第5版（ DSM-5 ，2013）中修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在 DSM-5 的开发过程中，负责修订人格障碍的工作组曾提出将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命名为“反社会人格类型”（Antisocial Psychopathy Type），旨在将关于反社会人格的广泛理论和研究整合到这种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中。此命名中的“反社会人格”就是精神病学家赫维·克莱克利（Hervey Cleckley）在其多个版本的著作《理性的面具》（ The Mask of Sanity ，见下文讨论）中所精妙阐述的，同时也是《反社会人格检查表》（见下文及表2-1）及其衍生工具所测量的临床概念。然而，在多年的争论和构思欠佳的现场试验之后， DSM-5 保留了上述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原始诊断标准。学者们最终没能将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整合到更实用的“反社会人格”概念中，许多杰出的临床医师和研究者都曾对此做出了评论。 ⁴

● 反社会 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病学状态。20世纪30年代，有些临床医师用它来描述消极的社会影响所导致的“反社会人格”特征。这个词沿用至今，指在社会大环境下被认为是反社会性的、犯罪性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但这种态度和行为模式可能在个体成长的亚文化或社会环境中是习以为常或必不可少的。例如，在犯罪、边缘性或贫困的亚文化中长大的人，通常会采用其亚文化的态度和习俗。心理学家大卫·莱肯（David Lykken）的早期作品对黑尔的研究生涯有着重大影响。莱肯将反社会者看作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一个亚群，是由未社会化的和/或不称职的父母导致的。 ⁵ 反社会者可能具备正常的或接近正常的共情、内疚和忠诚的能力，但是他们对正误的评判却基于他们身处的亚文化或群体的规范和期望。一些临床医师和研究者将这些个体称为次级反社会人格者（secondary psychopaths），或称他们“具有外化（行动化）行为”。很多罪犯和帮派团伙符合这种特征。本书中，我们通常将这类人群的特点称为反社会的。

传统临床概念中的反社会人格

反社会人格是一个多维的临床概念，包括一组涉及人际、情感、生活方式的和反社会的特征和行为。这些特征和行为包括欺骗、操纵、不负责任、好斗、刺激寻求、行为控制能力差、情感淡漠，以及缺乏共情、内疚和自责，还有一系列反复出现的不道德行为和反社会行为，而这些行为并不一定是犯罪行为。反社会人格最具破坏力的特征是冷酷、漠视他人的权利、掠夺性和攻击性行为。在《黑尔变态心理学》（ Without Conscience ） ⁶ 一书中，黑尔这样描述反社会行为：

“他们魅惑并操纵他人，无情地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所经之处皆是受伤的心灵、散落一地的期望和空空如也的钱包，他们是人类社会中的捕食者。由于完全缺乏道德感和共情能力，他们只管自私地拿取所欲之物，肆意妄为，违背社会规范和期望却没有一丁点的内疚或歉意（p.xi）……媒体描述的连环杀手、强奸犯、小偷、诈骗犯、骗子、家暴者、白领罪犯、股票推销员、电话交易员、虐待儿童者、帮派成员、被取消律师资格者、毒贩、职业赌徒、犯罪团伙成员、失去执业资格的医生、恐怖分子、邪教领袖、雇佣兵、黑心商人等，很大一部分都是反社会人格者（p.2）。”

我们已经了解到，不管男性还是女性的反社会人格者，其犯下罪行的数量和种类都比其他罪犯要多。 ⁷ 相比其他罪犯，他们的罪行更暴力，整体的行为也更具有控制性、侵犯性、威胁性和辱虐性。同时，其侵犯和暴力行为本质上具有掠夺性——冷血，且缺少大多数人出现暴力行为时伴随的强烈情感唤起。这些行为也具有工具性，只是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使用的手段，做出这些行为后他们甚至不会关心一下他们施加给他人的痛苦和折磨。而大多数其他罪犯的暴力是一种应答性行为（reactive），是犯罪者对感受到的威胁或情景做出的回应。这种类型的暴力通常被称作情感暴力或冲动犯罪，即当事人犯罪时通常伴随强烈的情绪状态，且一般会因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而感到懊悔或内疚。反社会人格者也能做出应答性的暴力行为，但是除了愤怒和挫败感之外不会有其他强烈的情绪。 ⁸ 反社会人格者在人群中的比例相对较小，但是具有这种障碍的个体所造成的社会、经济、身体和心理上的破坏远远超过其数量占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公共安全的角度来看，反社会人格罪犯比其他罪犯再犯的概率更高，再犯罪的时间也更早 ⁹ （见补充资料2-2）。

一些反社会人格者生活在社会中且并未真正触犯法律，但是他们可能走在犯罪的边界旁，背地里通过经济、心理和情感上的虐待行为伤害着别人。 ¹⁰ 他们不是温暖、充满爱意的父母、儿女或家庭成员，也不是可靠的朋友或同事。他们会利用并滥用朋友和家庭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可能你的上司、同事或配偶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而你却不知道。他也可能是你的邻居、朋友或家庭成员，在平日的相处中，你可能会对此人的行为感到震惊、困惑或者厌恶。鉴于他们惯于打破规则并挑战人类行为的极限，很可能工作场所中也有一些反社会人格者做出了非法行为，只不过这些行为是隐秘的，或者组织因保护声誉的考虑而将其隐藏起来了。

那么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如何来精确地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反社会人格呢？在对反社会人格早期的研究中（20世纪70年代后期之前），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测量标准。精神病学的标准在实际应用中有些含糊，容易让人感到困惑。同时，研究者和诊断者的临床经验和个人经历也会对诊断产生影响。各种各样的自我报告量表都声称能够测量反社会人格，但彼此的结果并不相关，并且与精神病学诊断结果也不相关。 ¹¹ 不过最近50年以来，这种混乱和含糊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临床和司法领域，反社会人格已经逐渐成为一个被广泛研究和理解的变量。现在反社会人格研究的临床框架和灵感来源于许多早期临床医师提供的描述性和理论性的叙述，其中之一便是赫维·克莱克利。

从临床到实证

科学依赖于精确和标准化的工具来测量科学家们感兴趣的现象。例如，临床观察到的症状可以作为怀疑病人患心脏病的初始依据，但最终确诊仍需要借助科学的测量工具（比如心电图和血管造影）来提供关于患者心血管系统状况的以实验为基础的、生物计量学信息。同样关于反社会人格，心理学家德鲁·韦斯滕（Drew Westen）和乔尔·温伯格（Joel Weinberger）这样描述反社会人格从临床到实证研究的转变：“大量研究证明，同其他观察法一样，临床观察也可以通过标准化的心理测量流程被量化，因此临床描述变成了统计预测。”另外，“事实上，反社会人格研究的黄金标准（PCL-R） 正是基于一位杰出临床旁观者（Cleckley，1941）潜心钻研和归纳总结的成果编制而成的”。 ¹²

赫维·克莱克利（1903——1984）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精神科医生，他对反社会人格及其临床表现进行的翔实且富有洞察的描述对现在反社会人格的概念化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也影响了现今作为国际标准的反社会人格临床和司法测量工具PCL-R。 ¹³ 他因1957年与科比特·西格彭（Corbett Thigpen）合著的《三面夏娃》（ The Three Faces of Eve ）而出名，他留给后世最伟大的财富是关于反社会人格的早期作品和预见性的观点。

和现在一样，20世纪30年代时，一些有心理疾病的罪犯最终被送到司法精神病医院治疗。作为一名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克莱克利有机会仔细研究他的患者。他发现，很多患者都没有表现出心理疾病的惯常症状，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看起来都“正常”。他看到这些人魅惑、操纵并利用其他患者、家人甚至医院员工。对于训练有素的克莱克利来说，这些人是反社会人格者。反社会人格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模糊的精神病学概念，该概念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前，并且有着令人困扰和有争议的历史。

克莱克利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关于反社会人格的经典临床教材——《理性的面具》。这本开创性的著作出版于1941年，它第一次尝试为人们呈现一幅关于反社会人格及其表现的清晰且细致的临床图景。《理性的面具》第5版于1976年出版。 ¹⁴ 克莱克利提到，尽管这些反社会人格者智力正常，但他们对于生活的判断力很差，无法从个人经历中汲取经验。这导致他们不断重复一些失调和无效的行为。他们缺乏自我觉察，也无法觉察到自己的行为对其他人造成的影响。但是他们对这些根本不以为意，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或很少在意他人的感受。即使是涉及与他们现状关系密切的重要事情，他们也表现得很不靠谱。他们似乎对于生活没有目标和计划。他们很不真诚，但是对那些与他们交往不多的人，表面上却显得非常真诚。最明显的一点是，这些反社会人格者都是完美的说谎者。

克莱克利医生未曾想过以他的观察记录作为正式的诊断量表，也从未在统计上验证过他的模型。他只是简单地记录了那些对他来说能够描述这种症状的特征，这些记录却非常有说服力。因此，验证他的观察并发展科学的评估方法就成了黑尔及其同事和学生团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主要任务。近期的一篇文章认为，在那个历史时期，克莱克利和黑尔互相鼓励对方完成探索反社会人格的事业，并评论道：“如果没有克莱克利和黑尔的携手共进，《理性的面具》第5版和黑尔作为反社会人格研究者的职业生涯都很难成为现实。” ¹⁵

在20世纪70年代，黑尔和其他研究者面对的问题是，没有标准且可靠的评估工具来测量克莱克利和其他早期临床医生描述的症状。在这个时期，黑尔及其学生开展了大量研究。他们基于克莱克利的成果，创造了一个反社会人格“评分”系统，与当事人细致面谈，并对当事人的档案信息进行深度检查。 ¹⁶ 尽管这些评分是有用的，但还是需要创建一种可靠、有效并在心理学和心理测量学意义上严谨的反社会人格测量工具。黑尔及其同事和学生收集了大量已知的描述反社会人格特征和行为的单词，并使用统计技术进行分析，意欲找到能够定义反社会人格的最常见、最确切的特质和行为。通过对访谈内容和档案（或间接资料）进行记分，他们形成了一份最初22题的量表，与传统临床量表一样，这份量表结合了人格特质和反社会行为。 ¹⁷ 之后，结合其他研究者的意见和黑尔及其同事逾十年的大量经验，PCL-R于1991年发表，第2版于2003年发表。 ¹⁸

2005年反社会人格科学研究会创立了罗伯特·黑尔终身成就奖，黑尔是第一位获奖者。2007年和2011年，这个奖项分别颁发给了已去世的大卫·莱肯和赫维·克莱克利。黑尔认为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与两位对他开创职业生涯最有影响的学者联系在一起是一种至高的荣耀。

反社会人格的临床/司法评估

PCL-R

尽管PCL-R是可靠、有效评估反社会人格的首选工具，但使用者必须具有适当的经验和培训经历，以及与行业伦理和专业准则相匹配的专业资质。 ^19，20 临床医生和研究者通过半结构化的访谈和大量的档案或间接资料，根据个体与手册中的每个评分标准匹配的程度，对每个题目进行评分：0=题目与个体不匹配；1=题目一定程度上与个体匹配；2=题目与个体匹配。因此，PCL-R总分为0～40分，代表了个体与传统的、典型的反社会人格者匹配的程度。当PCL-R用于研究和诊断时，其分数达到30通常就代表个体具有严重的反社会人格，也许能够将这个人称作“反社会人格者”。然而要注意，这个分数阈值是人为设定的，而且所有此类工具都会受到测量误差的影响。另外，统计分析表明这些题目测量的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而不是界限分明的类别。在表2-1（左边一列）中我们会看到，这些题目落在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或称因素、域）中：人际（我们如何向他人呈现自我）；情感（我们如何感觉情绪）；生活方式（我们在社会上如何生活）；以及反社会性（我们做出反社会行为的倾向）。只有当个体有犯罪行为时，PCL-R和PCL：YV中的第19题和第20题才会得分。

PCL:SV

据我们所知，目前只有一项研究将PCL-R用于对企业反社会人格的大型研究（见第9章）。在社区和工作场所的研究，更适合使用《反社会人格检查表筛查版》（ The Psychopathy Checklist：Screening Vision ，PCL：SV）进行评估。PCL：SV比PCL-R更简短，也更容易操作，两者使用的评分程序是相同的。 ^21，22 PCL：SV的得分为0～24分，18分约等于PCL-R中的30分。普通人得分为0～3分，而罪犯的平均得分是13。如表2-1（中间部分）所示，PCL：SV也有四个维度，与PCL-R中发现的维度相同。PCL-R和PCL：SV的结构和心理测量学属性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在评估反社会人格时，这两个量表实际上是等效的。我们稍后会在本书中讨论关于青少年和儿童的反社会人格特质研究（见第2章注2），在此也将《反社会人格检查表青少年版》（ Psychopathy Checklist：Youth Version ，PCL：YV）中的题目罗列了。基本上PCL：YV和其他PCL量表的结构和特性都是相同的。

然而，基本没有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s，HR）部门有PCL量表日常使用的相关经验和培训，这会产生很多问题。因为大多数HR人员使用的是各种用来测量一般人格特质的自陈量表，这些量表很少测量个体的反社会性，测量的有效性也会受到反社会人格者的伪装和积极印象管理的影响。 ²³ 有时候，临床评分和自我报告提供了理解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视角，两者结合使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反社会人格。但有时候，两个量表上虽然出现了相同的名字，测量的却是不同或不太相关的构念。

在本书中，我们还是会适时对那些使用自陈量表评估企业反社会人格的研究进行描述和评论。各种版本的黑暗三煞（Dark Triad）是最流行的测验，其中包括反社会人格、马基雅维利主义和自恋（见补充资料2-3）。

我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者吗

反社会人格者的特征列表经常会唤起人们一闪念的担心：“我的天啊，我的老板那么好斗而且不负责任，还会当面撒谎。或许他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者！”“我喜欢冒险而且性关系很混乱。我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者吗？”或许情况真的如此，但只有同时符合大多数反社会人格的相关特质和特点，诊断才能成立。

反社会人格是一个多维度的连续谱系，包括表2-1中描述的人际、情感、生活方式和反社会性特点。个体身上的反社会人格特征的数量和严重程度（密度）也是从趋近0到异常的高（PCL-R的40分和PCL：SV的24分）。大多数人位于连续谱系的低分区，最多可能会有一些反社会特征。我们把那些得分位于高分区的个体称作反社会人格者。他们在人际、情感、生活方式和反社会等方面都显示出大量的反社会人格的特质。虽然那些得分中等的人显示出了一定数量的反社会人格特征，但是从严格的定义来说，他们不是反社会人格者。他们拥有的特征的特定组合决定了他们的诊断结果。当然，他们中的许多人肯定不是模范市民，也不会是大好人，有的可能只是符合“咄咄逼人”“寻欢作乐”“自命不凡”“雄心勃勃”“过于务实”或者“难以相处”等特征。更有些自视甚高者认为自己才是“正宗的”反社会人格者（通常并非如此）。黑尔在其职业生涯中收到过很多自称是反社会人格者（有人说“反社会人格者是人类进化的下一阶段”）的邮件和来信，其中很多人愿意做研究对象。

在第9章，我们可以分别看到PCL：SV分数在一个社区样本中和一个企业样本中的分布图。

也许他们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好转

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部分反社会人格罪犯的PCL-R分数会降低。然而，这种变化只发生在因素2的特征和行为（例如好斗、寻求刺激、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之中。因素1的特征（例如浮夸、病理性说谎、欺骗、哄骗/操纵他人、缺乏同理心和悔意）则相对稳定，不随年龄的变化而变化。 ²⁴ 关于年龄增长对白领反社会人格者的影响我们知之甚少，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不会表现出高水平的因素2的特征和行为，但是黑尔博士在他的《黑尔变态心理学》一书中提道：

1987年7月，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纽约地区助理检察官布莱恩·罗斯纳（Brain Rosner）的信。他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一篇有关我的反社会人格研究工作的总结，因此写信给我。信里说到他最近参加了一名被判国际银行诈骗罪、涉案金额达数百万美元的男子的量刑听证会，并在会上发言。“根据您的文章的描述，这名被告属于类型‘T'……在欺诈部门，我们每天斗智斗勇的对象（套用您的话来说）就是这些奸诈的律师、医生和商人。我认为您的工作将帮助我们说服法庭理解为什么这些受过教育、西装革履的人会犯罪，以及必须怎么判决和裁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随信附上了这个案例里的一些材料。如果您需要实例来验证理论，这些材料应该可以帮得上忙。”随信附有的材料描述了36岁的小约翰·格兰布林（John Grambling，Jr）的故事。他在一名同伙的帮助下，欺诈了很多家银行。两人在没有任何担保的情况下，让银行拱手相送了数百万美元。

罗斯纳的书《诈骗》（ Swindle ）和他寄给黑尔的材料，全面细致地描述了一个出生在特权家庭，却选择了肆无忌惮、冷血猎食生活的人。 ²⁵ 正如罗斯纳所说，“他的恶劣行径使这个国家中许多人的事业和抱负遭受了重创。他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计算，但人们的痛苦和心理伤害却不能[计算]”（p.86）。罗斯纳及其同事根据一份关于格兰布林家庭关系的详尽报告得出结论，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全面的对白领犯罪的心理分析：对财富积累的无尽追求，不断利用他人达到目的，抛弃了除自爱之外的所有情感和人类依恋”（p.361）。我们推荐大家读一读罗斯纳关于反社会人格的白领罪犯的精彩描述。

1986年格兰布林36岁，他现在70多岁。也许他会像许多罪犯一样，或精疲力竭或变得成熟又或者信奉了宗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12年，美国肯塔基州地方法院以违约和“欺诈性和过失失实陈述”为由，对格兰布林及其公司骗贷一案做出了690万美元的罚款判决。 ²⁶

黑尔最近联系了罗斯纳，想了解一下格兰布林最近的活动。罗斯纳告诉黑尔，大约每隔6个月，他就会接到不同的人的来电，他们说：“你一定不会相信，这个家伙试图借钱/卖东西给我，我觉得不对劲就上网查了一下，他就是那个家伙吗？”关于这个话题，罗斯纳做了一个有趣的评论：“真可悲，有些人本就如此不幸，而且死不悔改，我猜这个观察结果或许与你的工作结论相一致吧。” ²⁷

讨论问题

你认识貌似有反社会人格特征的人吗？

你在他的身上观察到了哪些特征？

你认识随着年龄的增长，反社会人格特征减少的人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格兰布林的哪些反社会人格特征没有改变或缓和？

补充资料2-1 先天还是后天？二者皆有！

反社会人格的特征是先天具有的，还是后天形成的？或者，更明确的问法是：“先天和后天各自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反社会人格的特征和行为的发展？”随着行为遗传学在人格特征和行为倾向研究中的应用，这个问题的答案正逐渐明朗。

行为遗传学

心理学家（Waldman，Rhee，LoParo＆Park，2018）回顾了双生子研究和收养研究，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遗传因素在反社会人格特征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²⁸ 这并非意味着某个人必定会成长为反社会人格者，但它表明社会环境改变先天遗传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先天遗传因素以及一些未知的影响发育中的胎儿和新生儿的生物学因素，使反社会人格的心理发展具有特殊性，比如无法体验共情，无法体验包括恐惧在内的所有情感。结果是个体有关内部控制、良知的形成以及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的能力都减弱了。

近来，行为表观遗传学（behavioral epigenetics）的证据表明，环境事件可以开启或关闭基因，这使得理解先天与后天的关系问题更加复杂了。“表观遗传的机制是控制环境调节生物体基因组方式的分子层面的活动。表观遗传过程使个体在外表、生理、认知和行为上存在差异——这组特征被称为表现型。”（p.588） ²⁹ 例如，如果某人拥有某种反社会人格特征的一个基因（或一组基因），那么早期的童年经历或创伤可能会开启这种基因。

早期创伤

在表观遗传学影响反社会人格发展的因素中，最能够被理解的一种也许就是早期创伤，尤其是儿童虐待（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和忽视）。然而，儿童虐待事件背后的动因过于复杂，每个家庭环境的动力结构也各不相同，以至于研究人员（特别是那些使用自我报告方法来研究童年经历的研究者）很难得出关于早期虐待对成年后反社会人格和行为影响的一般结论。

多项研究表明，儿童虐待与成人反社会人格的某些特征（PCL-R测量的）相关。然而，这种相关通常较弱，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涉及的虐待类型和PCL-R的单个维度（或因素）。例如，在一项对女性罪犯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自我报告的童年期虐待经历（身体虐待和性虐待）和自杀倾向与反社会和犯罪行为（因素2的特征）有关，而与操纵、欺骗、夸大、冷漠、情感淡漠和缺乏同理心（因素1的特征）无关。 ³⁰ 之后对于潜在创伤事件（potentially traumatic event，PTE，童年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女性反社会人格的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³¹ 这些研究显示，PCL-R的人际因素（例如浮夸、操纵他人和病理性说谎）和情感因素（例如缺乏同理心、自责或内疚，情感淡漠）与潜在创伤事件及创伤后应激障碍都不相关；生活方式因素（例如好斗、寻求刺激）和反社会因素（例如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早期行为问题、反社会活动）均与潜在创伤事件相关；反社会因素还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相关。还有研究者发现，拘留所中性侵犯的童年期虐待经历主要与PCL-R的反社会维度相关。 ³²

类似地，最近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在男性罪犯中，早期身体虐待与反社会因素有关，但与人际关系或情感因素无关。 ³³ 其作者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一旦父母无法应对孩子潜在的反社会人格的性情，就会严重影响亲子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说，童年创伤似乎更能预测一系列反社会和外化行为（如付诸行动、攻击），而对反社会人格者的人格特征预测效果一般。 ³⁴

障碍还是适应

许多反社会人格者寻觅多位性伴侣、不断寻求新的刺激、利用每一个可利用的人和机会，是社区中人尽皆知的麻烦。他们对待性关系随意，缺乏对伴侣真诚的、长期的情感和个人依恋。他们（无论男女）的共同点是把性作为武器，频繁地建立性关系，之后却无情地对待亲密伴侣。

最近，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为这种流浪者式的生活方式提供了解释，认为这种态度和行为受遗传因素影响。在这个模型中，反社会人格是一种可遗传的、适应性的生活策略，目标在于保证基因得以延续（早期的攻击性性行为就是一种保障基因延续的策略）。个体的基因有多种延续方式，包括精心培养少量后代。 ³⁵ 反社会人格者的模式则完全不同，但同样（甚至更）有效——生育大量的孩子，但很少甚至从不进行情感和身体上的培养来保障孩子的幸福。一些反社会人格的男性和女性可能会把后代看作是自己的延伸，目的仍然是为自己服务（为了权力、控制、占有、福利金等）。他们对孩子缺乏真正的感情，也不会营造有利的养育环境，他们往往忽视孩子在身体和情感上的需求，甚至遗弃孩子。

这种模式包括持续使用冷酷的欺骗和操纵手段来吸引潜在的配偶，时刻准备抛弃配偶及后代，并立即寻找新的配偶继续繁衍后代。更概括地说，反社会人格者可能是进化压力的产物，在环境和遗传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下，这些压力迫使一些个体将具有操控性和掠夺性的社会互动作为他们的生活策略。 ^36，37

这些互动可能包括骗子策略（例如操纵他人、欺骗和自私），战鹰策略（例如好斗、侵略、冷酷、暴力），或者两者兼有，即骗鹰策略 。 ³⁸ 据推测，不同的反社会人格者（在不同的环境和时间下）会采取不同的操纵或攻击策略。从这个角度看，反社会人格者是人际欺骗者和社会掠夺者，他们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生理上、心理上和繁殖上的成功。美国公共电视网（PBS）曾推出一系列精彩节目，指出了这种敲诈、欺骗、攻击性和类似反社会人格的行为在许多动物中是很常见的。 ³⁹ 这就引出了一个相关的问题：反社会人格究竟是一种精神障碍，还是一种进化的生活策略？一些研究者认为，如果反社会人格是一种精神障碍，那么它应该显示出一些发育不稳定的迹象，并且有对智力、执行力或繁殖力不利的证据。 ⁴⁰ 然而，它并没有表现出这些精神障碍的特征。这些研究者还指出：“尽管反社会人格者在大脑功能和结构上与他人有所差异，但差异并不等同于功能障碍。”黑尔博士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⁴¹ 并指出：

我的观点是，反社会人格的个体在智力层面充分理解社会规则和传统意义上的是非，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就像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的伊阿古一样，他们对自身利益和周围环境进行审慎评估，对他人感情或幸福漠不关心，进而选择遵守或无视哪些规则。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缺乏同理心、内疚感或自责感，并在情感上与他人“脱节”。但是，他们不会无视或破坏所有的道德或法律准则，也不会让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成为受害者。从理论上讲，许多反社会人格者的特征都与他们特殊的、与常人相异的大脑结构和功能有关……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一定患有神经系统缺陷或功能障碍。事实上，反社会人格者可能说正因为自己没有被情感所困，所以他们比大多数人更理性。在我们的一个研究项目中，一个拥有反社会人格的罪犯说：“精神科医生说我的问题是我更多地用头脑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他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甚至得寸进尺地称自己是“老鼠世界里的一只猫”。

这句出于无心但简明的影射体现了罪犯的进化视角，他将反社会人格视作一种适应性的策略，暗指自己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遵从天性罢了。不管这种观点的价值何在，我们都应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反社会人格者的行为反映了他们异于常人的认知、情感、行为的加工和策略，而非传统医学和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神经系统疾病或缺陷。

我这样说，是因为对于专家和外行人来说，都很容易用“某种东西不能正常工作了”来理解反社会人格者麻木、强势、冷酷的行为。尤其当我们观察到反社会人格者在负责情感、社交和执行功能的大脑区域和神经回路与常人不同时，这种解释便更站得住脚了。在应对已判决的罪犯，特别是那些暴力罪犯时，许多观察人士往往戴着有色眼镜从功能障碍的角度来审视临床描述和实证结果。然而，面对反社会人格的企业家、股票经纪人、财务顾问、政治家、临床医生、律师、学者等时，就很难用“功能障碍”来解释了（pp.vii-viii）。

争论是科学界的常态。判断的标准也是老生常谈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关于神经影像学和反社会人格的概述请见附录。

补充资料2-2 反社会性和致命暴力

反社会性是各种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的一大主要诱因。 ⁴² 事实上，社会学家马特·德利西（Matt DeLisi） ⁴³ 认为反社会性是“犯罪的统一理论”。然而，根据PCL量表得分，凶杀罪犯的反社会程度与一般罪犯其实是差不多的。 ^44，45 福克斯（Fox）和德利西详细分析了凶杀案数据，发现反社会性和凶杀之间的联系强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凶杀的类型和严重程度。 ⁴⁶ “换句话说，凶杀类型越暴力、越极端、越耸人听闻（一般犯罪、性犯罪、虐待/残害、连环犯罪、多重犯罪），反社会性与凶杀亚型之间的关系就越紧密”（p.75）。PCL的因素1（见表2-1）是导致这种相关的主要因素。反社会人格者常常“用一种随意的、置身事外的、责怪他人的、像进行外科手术那样冷静客观的态度描述杀人，好像杀人行为就像干杂活一样平凡琐碎”。在对19项研究和5161名男性罪犯进行的元分析中， ⁴⁷ 奥康奈尔（O'Connell）和马库斯（Marcus）发现，PCL-R的因素1和因素2都与施虐有关。施虐者“对他人缺乏同理心，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愉悦利用他人（因素1），并具有一种冲动破坏规则的行为模式（因素2）”。

许多研究者用“冷血”描述反社会人格者的暴力行为。 ^48，49 正如黑尔所概括：“他们的暴力是无情和功利的，只是一种用来满足简单需求（例如性）或获取所需的手段，并且反社会人格者对暴力或犯罪事件的反应很可能是冷漠的，感到自己有力量，或是愉悦和沾沾自喜，而不是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感到悔恨。当然，更不会为此失眠。”（p.71）

这些研究发现对本书的主题有重要的价值，不仅因为存在潜在的反社会暴力（见补充资料3-2），而且反社会人格者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卷入最严重的企业不良行为（如欺诈和贪污），并对组织中的人员造成极大伤害。

补充资料2-3 黑暗三煞

2002年，保鲁斯（Paulhus）和威廉姆斯（Williams）提出了黑暗三煞的概念，这一概念包括三种暗黑人格，分别为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反社会人格。我们将在本书第3章描述自恋和马基雅维利主义。

在研究黑暗三煞的三种人格时，保鲁斯和威廉姆斯解释道：“尽管起源不同，但这三种人格有多种共性。这三种人格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社会恶意，喜欢自吹自擂、情感冷漠、口是心非且有攻击性。”（p.557） ⁵⁰ 然而，作者也同时提到，这些人格不能等同。那么，究竟哪些是暗黑人格的共同特质？有证据表明，黑尔的PCL-R因素1中与自私自利有关的成分（例如操纵他人、欺骗、冷酷或缺乏同理心）是黑暗三煞的核心。 ⁵¹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见补充资料2-1），这些成分代表了“稳定的适应性策略，直接指向即时奖励和满足，并且与个体的繁殖和生存息息相关”。 ⁵²

值得注意的是，在黑暗三煞中，反社会人格似乎是最不诚实、最危险、最具破坏性的人格。虽然这些说法通常用于一般人群中的反社会人格者，但我们认为在工作场所同样适用。

补充资料12-2中介绍了其他一些暗黑人格的特质。

补充资料2-4 性别、种族、文化

反社会人格很可能普遍存在于所有的种族、民族和文化社会中，也普遍存在于男性和女性中。 ⁵³ 但是，这种人格的某些行为表现可能源于某一特定社会对其成员行为规范和期望的差异。例如，许多社会分别对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有外显或内隐的期望。同样，一些社会期望也取决于其成员的种族、民族、宗教、政治、社会经济地位等。如下所示，诸如此类因素可能会影响反社会人格的测量实施。接下来，我们会围绕PCL-R及其衍生量表展开简短论述。关于其他测量工具的详细讨论请参考别章。 ^54，55

性别

许多研究表明，女性（包括成年女性和青春期女性）在反社会人格的得分低于境况相似的男性。 ^56，57 女性可能在本性上没有男性那么反社会。然而，也有可能是性别角色期望和文化因素抑制或改变了某些行为的表达，尤其是那些反社会或攻击性的行为。实证研究显示，一般而言，反社会人格者的人际关系和情感（因素1，例如浮夸、欺骗、操纵他人、冷酷、缺乏内疚或自责）的得分在男性和女性中并无差异；但在侵略性和反社会（因素2）的表现上存在性别差异。与男性相比，女性早期行为问题较少，攻击性和暴力行为较少，表现形式也不同。心理学家韦罗纳（Verona）和瓦伊塔尔（Vitale） ⁵⁸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回顾，他们认为在对女性反社会人格的评估中，需要将一些女性特有的反社会外化行为（因素2）和对关系的破坏性行为加入评估指标。这些行为包括卖淫、性冒险、人际暴力、自我攻击以及背叛友谊和诽谤等。我们注意到，PCL-R中的“乱交性行为”项已经包括了对卖淫和性冒险的测量。

尽管存在上述差异，已有的北美PCL-R评分（比如20～30分）显示在女性和男性中，反社会水平大致相同。 ⁵⁹ 此外，根据PCL的测量，成年后和青春期的男性和女性具有几乎相同的反社会人格的四因子结构。

种族/文化

与性别因素相似，种族文化差异也是影响反社会人格者表现的因素。例如，文化因素、经济水平、就业机会、地区高犯罪率等，都可能提高反社会人格者在反社会特征上的得分。自从1991年PCL-R的面世，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就开始关注社会对非裔美国人以及加拿大人对原住民的潜在偏见。这两个人群的个体在PCL-R总分和因素2的得分都比白人高。然而，这三个人群在反社会人格特质、反社会人格的因素结构和对暴力及犯罪的预测能力是相似的。 ^60，61 这一结论在多个国家和文化中被证实。 ⁶² 事实上，PCL-R及其衍生量表在北美洲国家、许多欧洲国家、一些南美洲和亚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研究中均作为主要的反社会人格的评估标准。

最后一点，我们注意到，一项关于反社会人格特征及其相关因素的全球调查结果表明，反社会人格结构具有广泛的普遍性。 ⁶³ 这项研究涉及11个地区、58个国家以及33016名参与者（58%为女性）。研究未直接使用PCL-R或PCL：SV，而是使用了SRP-E（PCL-R自评版本的翻译版）。 ⁶⁴ 在各个地区的参与者中，自我报告为高反社会人格者（总分大于30分）的女性比例低于男性。但男性和女性人群中，反社会人格的因子结构相同，符合表2-1所述的四因子结构。总体来说，高反社会人格者的比例及其各因子得分存在性别和地区差异，且差异的形式符合预期。但由于具体结果过于复杂，无法在此详述。显然，文化对基于自我报告的反社会人格的行为表现有一定影响，但性别对反社会人格的各个因素得分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是相似的。这些结果表明，文化对反社会人格者行为表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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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诺博士（Dr.No），英国“007”系列电影开山之作《诺博士》（ Dr.No ）中的反派人物。——译者注

[2] 汉尼拔·莱克特（Hannibal Lecter），托马斯·哈里斯（Thomas Harris）的悬疑小说《沉默的羔羊》（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中的虚构人物，智商超高，在多个领域造诣极高，却同时是一名臭名昭著的食人狂魔。——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