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眼见未必为实
艾琳接上女儿出发去上班。她把公寓门锁好，下了楼梯来到大街上。她和女儿坐公交车来到了宽阔明亮的主街。正是中午时分，如织的游客游逛闲谈。她的工作可都要指望这些人了，她期待这个下午能有不错的收获。
拥挤的人群挤满了主街，挡住了她的去路。穿过人群，她看到很多人挤在一起，在玩一种考眼力的纸牌赌博游戏。尽管游客们事先都被告诫要远离这类骗局，但总是有人经不住诱惑。庄家手里有三张纸牌正面朝上放在桌上，一张是K或Q或J，另两张是数字牌。庄家将牌翻过来，正面朝下，一边在桌上快速移动，一边会不停地吆喝，邀请围观群众下赌注，竞猜哪张牌是人头牌。当他手停下后，如果没人下注，他便向大家展示那张牌并开始新一轮的游戏。总会有一些围观者觉得自己的眼睛比庄家的手快，忍不住想赌一把。当然，赢的人总是庄家。
多轮游戏过后，围观人群换了几波，外围的人移动到了临近桌子的地方。艾琳带着女儿到了牌桌前。庄家微笑着对她女儿说：“你真是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就像你妈妈一样，我敢保证你以后一定能考上大学。”庄家继续用幽默的语气和前排的人聊天，同时手不停歇地移动着桌上的牌。有一瞬间，一张人头牌掀起了一角，正面露了出来。庄家赶紧将牌盖上，又移动了几下，企图掩饰刚才的失手。但艾琳和一些围观群众还是看到了这一幕。
“我来，我要下注。”艾琳紧张地说道。
“押多少？”庄家试探性地问道。这个时候围观者纷纷往前挤，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艾琳身上带着租金，如果能将其中一部分翻倍，肯定对支付账单大有帮助，她思虑再三。“你到底要不要下注？”庄家对艾琳喊道。
“要，要的，一百美元。”那些离赌桌较近的人们不禁屏气凝神，艾琳看起来不像是有一百美元的人，更不用说用一百美元来下注了。庄家迟疑了，如果她赢了，他就必须付出赌注的双倍。但此时有观众喊道：“让她玩！接受赌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围观，庄家看起来更紧张了。
“好的，好的。把你的钱拿出来看看。”他说道。艾琳看起来有一些紧张，她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怎么看她都赢定了，但是庄家很坚持。“快啊，给他看看你的钱。”站在她后面的人喊道。她从衬衫前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百元大钞，放在面前。“选定你的牌。”他说道。艾琳照做了。
接下来发生的每个动作，像是慢动作一般，但实际上却在片刻间就结束了。庄家翻开艾琳选择的牌，那是张方块七，他将旁边的另一张牌翻开，是草花K。这时，突然人群里有人喊：“有警察！”庄家一把夺过艾琳手上的百元大钞，快速合起牌桌，和他的同伙消失在了移动的人潮中。艾琳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泪水瞬间涌上她的眼眶。“这是我用来付房租的钱！”她哭了起来。人群中的一些人摇着头走开了，一个穿着蓝色旧外套的老妇人安慰艾琳，并摸了摸她小女儿的头。老妇人从自己的钱包中拿出十美元给了艾琳，其他人也纷纷试图安慰她们，给了她一点钱。但这些善意的举动并不能弥补艾琳失去的一百美元，也难以抹平她掉进一个老套骗局而产生的屈辱感。与其他众多案例一样，这些骗子都是以娴熟的技巧利用人性的弱点诱骗那些毫无戒心的人。
美国人口中大约有1%～2%的人具有反社会人格特质，这意味着（几乎可以肯定）我们大部分人每天至少会遇到一个反社会人格者。由于反社会人格者狡猾地隐藏着他们真正的本质，所以我们很难将他们和在街上遇到的其他人区分开来。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在美国大城市的街道上看到上述情况，却不能在获得此人更多的相关信息之前，一眼确定这个人是个反社会人格者，或只是个骗子。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小规模的犯罪活动（这种纸牌游戏在这座美国东部城市是非法的），旨在吸引那些好奇心强又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并骗取他们的钱财。尽管游客有时候并不会在意，反而会觉得这种“了解生活另一面”的体验能够增加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毋庸置疑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反社会人格者比我们更加有技巧吗
与反社会人格者互动
我们想指出的是，反社会人格者的某些能力（事实上是技能）影响了我们的判断准确性。首先，他们具有“读人”的天赋。他们会尝试确定一个人的好恶、动机、需求和弱点及其是否好下手。他们知道怎么玩弄我们的情感。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些情结，或者称为“敏感点”，而反社会人格者随时准备好了去按下这些“按钮”，牢牢吸引我们（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进一步讨论）。其次，许多反社会人格者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沟通技巧非常好。对很多人来说，在陌生的社交场合往往很难破冰，而反社会人格者能够迅速加入一段对话或讨论。反社会人格者清楚地认识到，很多人更在乎传达信息时的表达方式，而对信息本身的内容并不在意。富有激情、充满自信的语调，再佐以装模作样的行话和陈词滥调，就足以掩盖他们在互动过程中虚伪的姿态和缺乏实质内容的事实。这种技能，加上自认为理应得到一切的信念，反社会人格者能够在与别人互动时有效地利用对他人的了解损害对方——他们知道该说些什么，该怎样去说才能最好地施加影响。再次，他们非常擅长印象管理。对他人心理的洞察，加上浮夸却有说服力的言辞，让他们足以巧妙地调整自己的角色以适应环境和计划。他们善于在不同场合戴上不同的面具，根据不同的对象改变自己的角色，使自己成为目标受害者的宠儿。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和一名反社会人格者相处，而后者正利用着前者的人格特征和弱点来操纵这段关系。如果将生活比作一场扑克游戏，反社会人格者知道你手里拿着什么牌，然后利用这一点来欺骗你。
经常和反社会人格者打交道的研究人员将反社会人格者形容为“社交变色龙”。顾名思义，变色龙会根据所处环境调整自己的肤色以便生存。趴在树叶上时，它们会变成绿色；趴在树枝上时，它们会变成棕色。通过变换肤色，它们能隐匿在周围的环境中，躲避天敌的捕猎，同时还能悄无声息地接近那些傻乎乎的昆虫，然后大快朵颐。它们是完美的隐形猎食者。同变色龙一样，反社会人格者面对受害者时能长期隐藏其真实的自我和意图，是近乎完美的人类隐形猎食者。
这并不是说，一名有魅力、有影响力的社交人物不能同时保持诚实——当然可以。很多人都会有意识地采用印象管理和操纵技术来影响他人，以获得他人的喜欢和信任或从中牟利。也有人刻意经过训练、练习和精心策划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虚伪或者谎话连篇并非你获得他人的喜欢和尊敬，或者说是获得认可和尊重（一种正常的社交需要）的必经之路。当你忽略他人的感受或试图不公平地利用他人时，你会显得不真诚，而影响到社交操纵的效果。反社会人格者和正常人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动机就是不公平地、无情地利用他人。他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完全不考虑所作所为给他人造成的伤害。但是由于他们擅长隐藏这种动机，加上天才般的操纵能力，我们极难透过其充满魅力的表象看清其“反社会人格”。见补充资料3-1。
并非所有的反社会人格者都是不着痕迹地操纵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足够优秀的社交技能或教育背景，无法仅凭社交手段就达到目的。他们只能通过恐吓、胁迫、强制和暴力去控制别人，从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本书仅有少量篇幅涉及这类人，更多的是谈论那些擅长并特意运用他们“致命的魅力”去操纵他人的人。当魅力的方式不起作用时，反社会人格者也将会转而采取隐蔽或公开的恐吓、威胁等手段。详见补充资料3-2。
反社会人格和自恋
需要说明一下，反社会人格是一种人格障碍，人格障碍和心理疾病是不同的。简单来讲，有人格障碍的人遇到困难时，只会使用有限的、模式化的“解决方法”来应对，没有人格障碍的人则能够灵活采取各种行为来适应不同的情境。
因此，有人格障碍的个体有时会因为他们受限的视角和僵化的行事方式在生活中处处碰壁。一旦他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与他们习惯的方式不同，他们就会无所适从。那些认识他们的人可能会认为他们故步自封、迂腐保守，有时候甚至会觉得他们很讨厌。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收录了迄今为止正式被确诊的十种人格障碍，包括自恋型人格障碍和表演型人格障碍。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这两种人格障碍，因为它们都与反社会人格者密切相关。
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突出特点是极度渴望被崇拜和过分的优越感。《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 DSM-5 ） 1 中对自恋型人格障碍者的描述为：自命不凡（表现在行为上或在自己的想象中）、渴望被崇拜、自以为天生高人一等、缺乏共情。
自恋者认为发生在其周围的一切，别人说的或做的每件事，都应该是关于他的。如果当时的情境并非如此，他们将采取行动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例如，在他人对话时强行插嘴，或通过贬低他人来赞扬自己。在自恋者的全部行为方式中，缺乏一些其他的可选项，例如关注其他人的需求和愿望，与他人分享，通过协商的方式获得他人的关注和反馈等。对自恋型人格障碍者来说，自恋并不是一件坏事，这种病态的自我崇拜在他们眼里是对自身完美的自然反应，毕竟“我身上哪一点不讨人喜欢呢？”一些自恋者甚至会抱怨他们的才华和魅力是自己必须承受的负担！
自恋者很难学习替代性的行为，但辅以适当的帮助，他们慢慢能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并减少对他人造成的消极影响。对其他人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自恋中的优越感和缺乏共情的特质有时可能会发展成为反社会的破坏性行为，即攻击性的或恶意的自恋。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将自恋型人格障碍与反社会人格区分开来。
表演型人格障碍与反社会人格也有一些相同的特征，其中最突出的两点是情绪化和对他人认可的过度需求。这类人通常给人的印象是夸张的、感情用事的，甚至是做作的。他们有时候会刻意打扮或表现得轻佻，试图引起别人的注意。与自恋者不同，他们不需要感到优越。如果可以的话，只要能够获得所需的心理支持，他们愿意扮演一个配角。
被诊断为自恋型人格障碍（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或表演型人格障碍（占美国总人口的2%～3%）的人很少。实际上，多数人并没有人格障碍，只是在身边人面前表现得“自恋”或“戏剧化”。不幸的是，一些真正的反社会人格者反而由于在公共场合表现出自我中心和情绪化特征，被误认为是自恋型或表演型人格障碍，而隐藏了他们的反社会人格。这不仅增加了诊断上的困难，而且使那些和患者有一面之缘的人心生疑虑。即使是接受过人格障碍诊断训练的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也对如何鉴别诊断反社会人格以及其他具有相似特征的人格障碍感到头疼。 2 我们唯有进行细致的分析，才能拨开自恋和戏剧性的表象，观察到反社会人格者精心藏匿的症状特点。
注：以上是关于人格障碍的简单解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 DSM-5 ），手册中对各种人格障碍的异同有更加完整的论述。
行动中的反社会人格者
许多反社会人格者都是操纵大师、游戏高手。他们会使用本书中提到的各种诡计去实现自己的目标。黑尔博士和克莱克利医生提到的特质和特征很好地诠释了反社会人格者。如果用这些特质和特征来解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我们的理解会更深刻。理解反社会人格者在公众场合的各种表现有助于我们认识其魅力假象下的真实面目。我们希望这可以帮助读者识破反社会人格者精明的操纵手段，提高抵御能力。
我们首先来看看许多反社会人格者在三阶段操纵过程中常用的策略和手段。我们需要注意，三阶段操纵过程是他们在人格驱使下做出的自然反应，而非刻意为之。
第一阶段：评估
反社会人格者喜欢和人们玩游戏。对于一名反社会人格者来说，能够有机会欺骗和操控他人是他们的主要动机。他们总是想找些人来骗着玩。反社会人格式操纵的第一阶段是识别和评估目标或猎物。大多数反社会人格者是机会主义者和具有侵略性的猎食者，他们饥不择食，利用几乎所有他们遇到的人，另外一些反社会人格者更有计划性，等待着完美的、毫无防备的受害者步入他们的圈套。无论哪种情况，反社会人格者都在不断评估受害者的金钱、权力、性或影响力所能带给他们的价值。因此，有权有势、声名显赫或者社会地位显要的人对他们特别有吸引力。详见补充资料3-1。
在商界，我们很容易识别出那些手握重权的人——宽敞的办公室、光鲜的头衔都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一个人在组织中的身份地位。但是不要以为你没有大的办公室或者耀眼的头衔、权力和财产，你在反社会人格者眼里就没有利用价值。你是老板的秘书，对其日程了如指掌，大多数人面见老板前必须通过你；你是工会代表，能缓和员工之间冲突并帮他们解决困难；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公司里的各种消息了如指掌；或者，你是收发室里负责将重要文件准时送达目的地的人。这些都是非正式权力的例子，聪明的反社会人格者会利用这些权力来进一步实现更大的、对自己有利的目标。
反社会人格者不仅会评估他人的利用价值，还会寻找他人的感情弱点和心理防御模式，更完美地制订攻击计划。受个人风格、经历和偏好的影响，每个反社会人格者评估他人的方式和程度各不相同。一些反社会人格者喜欢面对挑战，他们的目标可能是自信而富有的名人、精明的专业人士或者拥有强大自我的高管。另一些反社会人格者则更倾向于去“掠夺”那些处于脆弱状态的人，包括那些孤单的、处在情感空窗期的、渴望陪伴的人，有固定收入的老人，未成年人或者天真的人，又或是那些最近遭受过创伤的人。尽管单纯从利益角度来看，处于脆弱状态的人的利用价值并不理想，但考虑到时间和精力等方面的投入，这些比较容易搞定的个体对反社会人格者也具有吸引力。
许多反社会人格的特质在这一阶段显现出来。表面看来，反社会人格者希望自己在公众眼里是成功人士，他们希望站在一个制高点操纵整盘游戏。但其实，与他们展现出来的精英形象刚好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生活中扮演的是寄生虫的角色，他们好吃懒做，靠别人的努力来养活自己，真正想做的是游手好闲的人。为了过上寄生的生活，他们毫无顾忌地向他人寻求经济支持，索要钱财。有时，供他吃喝的是某个家庭成员或朋友，也可能是某个被反社会人格者诱骗而自愿提供食物、住所和金钱的陌生人。一个人在艰难的日子中，依靠别人帮助甚至公众的资助来生活是无可厚非的，但反社会人格者即使拥有健全的体格和工作能力，完全可以养活自己，还是会恬不知耻地寄生于他人。当然不是所有的反社会人格者都没工作，我们很多最近的研究都是在商界和政府中进行的。然而，即使有工作，他们也喜欢公开或私下从别人身上揩油，包括从同事和雇主身上占便宜。
很典型的一点是，反社会人格者认为自己的寄生行为与对他人造成的经济上和情感上的影响无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贪婪和无情。而且，他们无法准确感知他人的情绪状态，因此只能错误地推断他人的情感生活都和他们一样肤浅、贫瘠。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只有物质、目标和障碍物，而没有人的位置。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反社会人格者最令人难以理解（或明白）的心理特征之一。他们确实缺乏悔恨、自责和同理心。一些人提出，反社会人格者之所以能够成为高效的猎食者，正是因为他们不会被良心所困扰或折磨。
除了他们寄生的本质以及缺乏情感生活之外，还有证据表明，反社会人格者需要大量的新鲜刺激来驱散无聊。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需求可能与他们大脑的生理结构有关。这种需求常常使他们需要不断寻找新鲜的刺激，从一段关系换到另一段关系，从一份工作跳槽到另一份工作。大部分（正常）人为了达成生命中的重要目标（例如修完大学学业、做学徒或在入门级的岗位上卖力工作以获得晋升），能忍受长时间单调而艰苦的工作。反社会人格者则很难忍受挫折，会想方设法寻找捷径。你或许会感到惊讶，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确成功地从大学毕了业或获得了专业资质（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少拥有硕士学历、医学学位、法律学位），但这些多半不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和钻研得来的，而是通过作弊、找枪手以及通常所说的“钻空子”得来的。
这一特征在工作中显而易见。他们会逃避单调或者困难的任务，或者那些需要付出长时间的艰巨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他们无法想象人如何能够以及为什么能够耐心等待机会或是努力工作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他们对于刺激的需求反映在他们喜欢从事高风险、高刺激的行为上。许多正常人虽然也追求这种肾上腺素飙升的感受，但与反社会人格者不同的是，他们通常会事先评估这个行为对自己和对他人的风险，不会因为追求刺激而将他人置于危险之中。可悲的是，对社会而言，反社会人格者对于刺激的需求很容易演化为反社会性的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
反社会人格者有着强烈的优越感和特权感，强烈的自利意识使他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只是为了照顾他们，认为别人帮助自己得到他人的财产是理所当然的。由于反社会人格骗子认为他人都是软弱、低等和容易欺骗的，所以他们会告诉你，这些受害者活该被骗。有些极端反社会人格者甚至认为让受害者支持他们是对受害者的一种“恩赐”。这在许多邪教领袖的案例中尤其明显（所谓领袖其实是江湖骗子或者是彻头彻尾的反社会人格者）。同样在一些小案件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心态。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给人一种狂妄自大和自命不凡的感觉。然而，有些人却觉得这样的行为颇具魅力，充满了领袖气质。接下来我们将做进一步讨论。
第二阶段：操纵
一旦确认某个个体有用并评估了他的弱点，反社会人格者就会着手制造一个用魅力和谎言粉饰的假象——我们称之为“反社会人格的传奇故事”。这就是操纵阶段的开始。
反社会人格者在这一阶段的首要目标是获取对方的信任。针对这一目标，他们的拿手绝招就是施展魅力，运用各种印象管理技术来吸引和讨好目标。通常他们举止优雅，使目标对他们的第一印象非常好。然后他们便开始构建一个精心设计的虚构形象。我们稍后会更详细地解释这是如何做到的，但一般来说，为了给之后的操纵剧目拉开序幕、得到对方的积极回应，反社会人格者能表现出强壮、天真、富有影响力、真诚、温顺、值得信赖、世俗或者任何一种被他们认为有效的人格面具。有些反社会人格者会借助社会刻板印象来制造面具。例如，饱受磨难的艺术家、被误解的配偶、成功的商人、某个名人、备受尊敬的专业人士，或者某个与富人、名人甚至臭名昭著的人都能搭上关系的人。
有些反社会人格者由于过度使用“魅力”而显得油腔滑调和肤浅，其言辞令人感觉毫不可信。然而真正有天赋的反社会人格者已经将自身的影响力提高到了一种艺术的境界。他们为自己能够成功地通过虚构一个以假乱真的自我来欺骗和愚弄他人而深感自豪，甚至时常吹嘘自己的这种能力。政治家、销售员和为项目筹款的人员必须通过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比如让别人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反社会人格者仅凭本能就做到了。在许多犯罪案例中，司法机构只有在揭开一些十恶不赦的罪行或者高明的骗局后，才能撕开反社会人格者所谓真诚、正直和诚实的面具。在一些不那么夸张的案例中，也需要少数目光锐利的旁观者通过长期的日常接触，才能看穿反社会人格者的面具。事实上，这点很难做到，与反社会人格者保持密切关系的人反而会越来越被传奇故事所吸引。
反社会人格者之所以能让受害者对他们产生信任，很大程度归功于他们近乎病态的说谎能力。他们能够毫不犹豫地撒谎却毫无愧疚感。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邪恶的一面，共情、悔恨和愧疚则作为我们本能的“刹车”，阻止了我们将人性中反社会性的想法付诸行动。反社会人格者却不受这些情感的阻止，毫无顾忌地讲述故事，这个故事是那么真实、有趣，是那么具有创造性，以至于听众对此深信不疑。
我们可能会认为一大串谎言最终将被戳穿，使反社会人格者的面具被揭开。很遗憾，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大部分旁观者无法看穿谎言，因为反社会人格者编造谎言时能够自圆其说，不仅安抚了受害者，消除了其疑虑和担心，同时证实了反社会人格者的传奇故事中的内容。他们生动而又令人不得不信的故事营造了一个个信任、接纳和真心愉悦的氛围。这种氛围让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会立刻相信反社会人格者是表里如一的，并且无意识地忽略了反社会人格者在先前谈话中自相矛盾的言辞。即使是被当面对质或者揭穿谎言，反社会人格者也不会尴尬。他们会简单地修改或者精心构造一条故事线，将所有问题的细节糅合在一起，再编造出一个合理的谎言。通过精心排练的说辞和社交技能，反社会人格者能将这一连串的虚假信息说得合情合理。一些反社会人格者极擅长这些，他们甚至可以创造出一幅有关他们自己的世外桃源景象，逼真到令他人无法忘怀，甚至连反社会人格者自己都快相信了。
更让人惊讶的是，反社会人格者甚至会对已经知道事实真相的人撒谎。更神奇的是，往往最终受害者会怀疑自己掌握的真相，转而去相信反社会人格者所说的信息。这就是反社会人格者实施操控的力量。一些反社会人格者对这一特长非常自豪，取笑受害者很傻很天真，并且经常吹嘘自己如何玩弄他人。平心而论，他们在许多案例中的表现还真是可圈可点。
研究者尚不清楚反社会人格者撒谎究竟是为了有效地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还是撒谎行为本身让他们感到快乐，抑或两者皆有。可能反社会人格者没能在儿时了解诚实的重要性，反而习得了通过撒谎可以从别人身上得到他们之所欲。对于一个典型的孩童来说，撒谎和编故事的情况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减少，然而反社会人格者的撒谎行为会持续到成年。他们看不到诚实的价值，而谎言能帮助他们实现目标，这是他们的一种商业决策。
反社会人格者的谎言和其他人的谎言区别在于后者通常不会如此精心策划，对他人不会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和伤害。后者的谎言（只是一些寻常的小谎言）也远远没前者那么有说服力。例如，男性连哄带骗让女性答应约会，青少年撒谎让父母允许他们去参加聚会，商人为了尽快签订合同说谎，或是政治家利用各种各样的谎言（善意或非善意的谎言）来赢得选举。但不像反社会人格者，这些损人利己、脱口而出的撒谎行为并不是普通人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他们身上也没有其他反社会人格特征。
还有一种反社会人格特征是避免为出了差错的事情承担责任；他们会将责任推卸给其他人、环境、命运等，并试图寻找各种借口为自己辩护，解释为什么他们不必为那些伤害了别人的话和事而受惩罚。有趣的是，他们通过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正面形象，同时散布了关于对手和拖后腿的人的负面消息。他们以忠诚于听众为借口堂而皇之地指责他人，传递了一种“把责任转嫁给第三方是在帮助或保护听众免受伤害”的信号。在很多组织机构中，会有一些同事不信任公司，或者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反社会人格者正是通过加入这些对系统、对公司甚至对整个社会怨声载道的团体来为自己的计划招募盟友。
毫不奇怪的是，即使反社会人格者最终承认参与了犯罪行为，也会将犯罪过程中他们对受害者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化。他们甚至可能提出一些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是受害者自己运气不好，自作自受。
操纵阶段是大部分反社会人格者的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深入研究他们所使用的策略和战术。
第三阶段：抛弃
一旦反社会人格者从受害者身上榨干了所有的价值，他们就会抛弃受害者，转而寻找下一个猎物。抛弃通常发生得很突然（比如反社会人格者在某天突然消失了）。通常情况下，受害者甚至不会意识到反社会人格者早就在寻找新目标了。
在诸如身份盗用、信用卡诈骗、施工诈骗等犯罪中，反社会人格者都能成功脱身，并在另外一个地点以另一个新的身份出现，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网络时代的到来给反社会罪犯的生活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他们可以找到更多可接近的目标群体，逃离和藏匿也变得更容易实现。
一个人必须对别人的伤痛无动于衷，才能如此残酷地伤害和抛弃他人。反社会人格者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对他人的情感和社会依恋很弱。大部分人伤害到他人的时候，至少会愧疚一阵子或后悔自己做了这些，而反社会人格者对这些概念只有一个模糊的认知，他们甚至认为这种情感是他人身上可笑的弱点，就是让他们来利用的，这也使得反社会人格者很容易把他人当作物品或棋子来随意摆弄。反社会人格者更善于理解他人的智力活动或认知世界，却难以理解自己的情感生活。总之，在反社会人格者眼里，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其能够提供的资源。一旦此人的资源被用尽，反社会人格者就会无情地弃他而去。
在反社会人格者的一生中，评估-操纵-抛弃过程带来的结果有很多是可预测的。首先，反社会人格者一生会有很多短期亲密关系。他们可能会带着信誓旦旦的承诺接近很多人，待这些人的资源耗尽，他们就会离开。由此产生了许多传统婚姻和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短期的同居关系等。他们往往留下的是被抛弃的爱人、受虐待的前配偶，以及无人抚养的孩子。有时候，这种行为模式会给他们带来“花花公子”的名声，一些反社会人格者甚至会提高这些名声来建立地位、营造神秘感。不幸的是，对反社会人格者的伴侣来说，这段关系是单方面的，并且他们经常被恐吓、虐待和暴力所困扰。更可悲的是，持续虐待配偶者中多达1/5具有反社会人格特征。许多人通过参加法庭强制的、对他们和伴侣都毫无用处的治疗项目来逃避牢狱之苦，另一些人则能有效地操纵律师、法官、治疗师和法庭指定的监护人，从而成功脱罪、逍遥法外。
其次，与其所说的截然相反，反社会人格者通常没有切实可行的长期职业或生活目标。他们的工作经历是一串互不关联的、随机选择的工作。尽管没有正规的职业，反社会人格者仍然会自称拥有种种目标与成就，并编织一段职业生涯的辉煌“历史”。他们的描述是那么生动可信，以至于很多人都会相信他们在生活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商界，反社会人格者可能在推荐信中大言不惭地列举虚构的成就，信里写的都是他们自己编造的好话和虚假的获奖经历，并用朋友的名字署名。即使是选择犯罪的反社会人格者也缺乏明确的目标和目的，他们会参与各种各样的机会性犯罪，而不是像典型的职业罪犯那样专门从事某种犯罪活动。这是他们好斗、行为控制力差、挫折承受力低的结果。
综上所述，反社会人格者首先会评估个体的价值或可利用性及其心理优势与弱点；其次，他们会操纵目标对象（使之成为受害者），并通过给受害者灌输精心设计的信息（反社会人格者的传奇故事）来建立和维持对受害者的控制，然后再耗尽受害者在精神、心理、情感和经济各方面的资源；最后，当他们感到厌倦无聊或玩够了的时候，就会抛弃这些精疲力竭、不知所措的受害者。
讨论问题
在你的个人生活或职业生活中，你是否遇到过遵循这种评估-操纵-抛弃模式的人？
你是否有朋友曾被其认为关系稳定的人操纵并抛弃？他们向你讲述过哪些细节？
你认识的人中是否有人似乎缺乏基本的人类情感，可以用“内心冷漠和空虚”来形容？
在特定情况下，你是否曾经试图“伪装”情感？你“伪装”了哪一种情感？你成功了吗？
补充资料3-1 倾你所有
如果反社会人格者恰好很聪明，“有良好的教养”并且外表迷人，他们可能会给遇到的人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例如，卡罗琳是一个非常有魅力而且聪明的50岁英国女人。她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是一名成功的舞台演员。卡罗琳上过几所最好的学校，但在任何一所待的时间都不长。她偶尔会遇到一些小麻烦（比如在慈善组织做志愿者时，她无法解释丢失的钱是怎么回事），但她的父母总是能帮她解困。她跻身上流社会，并一度拥有许多短暂的风流韵事。
30岁时，卡罗琳成了伪宗教团体的一员，她声称自己可以“与圣灵直接联系”，这使得她能够操纵老年人去“花钱买下天堂的一席之地”。后来，她遇到了一个国际走私犯，导致她因走私钻石被判三年徒刑，这也是她的第一次牢狱之灾。她很健谈，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和智慧，让人对她深深着迷，谈话过程通常非常愉快。她对自己目前状况和前因后果的描述都带有浪漫色彩。卡罗琳喜欢快节奏的生活，也喜欢寻求刺激。过去20年，走私钻石的经历满足了她的这两种兴趣。她定期往返于约翰内斯堡、纽约、特拉维夫和阿姆斯特丹之间，每次行程都会携带价值数千美元的钻石。
卡罗琳不寻常的职业（这只不过是一系列有利可图的骗局中最新的一个）从两个方面给她带来了好处：为她提供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来维持她奢侈的生活，同时也一直是她寻求刺激的源泉。卡罗琳说，带着价值数千美元的走私钻石穿过机场会使她感到极度兴奋，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高潮”。第一次被一个已婚的海关工作人员抓住时，她为了说服对方不要扣留她，还和他发生了一段短暂的婚外情。后来，当她第二次被捕时，作为认罪交易的一部分，她向警方告发了这名海关工作人员。虽然对方失去了家庭、工作和名誉，但她不为所动地认为“他已经拥有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现在派对结束了”。
她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现在国际刑警组织知道了她的情况，她作为走私者的日子可能已经结束了。她有一些模糊的计划，想做一名股票经纪人或房地产经纪人。与此同时，她正在筹划着被遣返英国，希望这能让她减刑。在一封给英国官员的信中，卡罗琳提到他的妻子或女朋友或许喜欢“在手指上戴一个闪闪发光的小东西”，而她“可以很容易地为他安排这件事”。这个策略最终失败了，但她成功地避免了行贿的法律诉讼。她目前的情况和下落不明。
补充资料3-2 红领罪犯
2003年5月，我（黑尔）受邀在温哥华举办的西方心理学协会会议上发言，演讲的题目是《穿西装的蛇：当反社会人格者进入职场》（Snakes in Suits：When psychopaths go to work，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标题！）。德尔·保卢斯（Del Paulhus）向出席会议的人们介绍说，我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监狱人群，现在逐步转移到了工作场所。我还没来得及开始发言，两个警察就走了过来，问我是不是罗伯特·黑尔博士。我说我就是黑尔，他们立即给我发了传票。我没有戴老花镜，但能看出来传票上写着25万美元。我对德尔说，也许他对我研究地点的评断下得太早了。传票来自美国的一名律师，他因侵吞委托人的钱并杀人灭口而入狱。我在《黑尔变态心理学》中讲述了这个案例，该律师以此作为起诉我的依据，因为此案的法官、警长和检察官援引了该案例，驳回了他提出的转至看管安全级别最低的羁押场所的请求。律师在2002年10月自己起草了传票，但直到2003年5月才交给我。事实上，这名律师已于2002年12月去世。法院最终判定这个案子没有法律依据。
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名律师的犯案风格与刑事审判律师、欺诈行为研究者弗兰克·佩里（Frank Perri）最近的研究对象一致，他把这类罪犯称为“红领罪犯”（red-collar criminal）。 3 这个词指的是对客户实施诈骗，然后采取杀人的手段来阻止受害者发现或报案的白领罪犯。佩里列举了许多这类杀人案件，并得出结论说，大多数此类罪犯都有高度的反社会人格特征。根据对这些人背景的审查，佩里和他的同事认为，这些人犯谋杀罪并非一时冲动， 4 “事实上，恰恰相反，毫无悔意地杀人的能力是‘红领罪犯’心中的一颗种子，只要有适当的条件就会发芽”（p.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