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四姨家。

为了去四姨家，母亲特意用自己秋裤的两条裤腿，给我改装了一条秋裤让我穿在里面。但母亲没有松紧带，就给我拽了半截细麻绳把秋裤紧紧地系在我的腰上，并且安顿我，在四姨家睡觉要穿着秋裤。

四姨住在黄花川，她家离学校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大人们怎么商量的我完全不知道，我被大哥领到了四姨家。四姨家里有三个孩子，姨夫是一所学校的老师。四姨的婆婆是个严肃的老太太，他们家是河南来的移民，老太太完全保留着河南口音，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在猜她在说什么。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语境，眼前的山突然远了。我坐在屋檐下的小板凳上发呆，我想大嫂做的浆水面，想和二姐一起抓羊拐，想听父亲在灯下讲古今，想和小连手们一起疯玩。但是这一切都和我有了距离。

表哥、表姐、表妹也都远远地看着我，眼里闪着疑惑和淡淡的排斥。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的陡然出现会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无论我的母亲和他们的母亲有着怎样的血亲关联，我们之间毕竟不是一个屋子里长大，不是一个土炕上睡大，这种排斥也是自然而然的。

好不容易熬到睡觉的时候，我牢牢记着母亲的叮嘱，把腰间的麻绳紧了紧才睡了过去。半夜我被四姨喊醒了，因为我的呻吟声吵得她睡不着。四姨以为我病了，起身查看，才看到我腰间系着的麻绳已将皮肤勒出了血痕。四姨又气又笑，说你妈真是，也不给娃穿个松紧带，看把娃勒成啥了。这句话并没有起到安慰我的作用，我忍着泪花不说话。四姨以为我是疼的，其实我是觉得丢脸。如果不是实在没有，我的母亲是不会给我系个麻绳让我出门的。

我在四姨家的日子从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后就开始了。第二天，我跟着大表姐和表哥去上学。我笨手笨脚，人又不机灵，跟在表姐身后像个呆瓜，这让表姐很没面子。她走得很快，我背着母亲给我手工缝制的花布挎包小跑着在后面撵，就这样一路到了学校。

黄花川真是个川，前后有十几公里，沿着一条大路，大大小小、密密麻麻分布着十几个村庄。四姨所在的村庄叫店堡，但这里既没有店也没有堡，就是黄花川沿线村落里的一个。村子中间位置的高台上建了一所学校，在校园里可以看到路上走过的人。

念书似乎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天上的课就是母亲教过的a、o、e和数字。我心不在焉，看着教室外面宽敞的校园，心里暗暗做着比较，校园和高干梁哪个地盘更大一些？同时心里也有些嫉妒，高干梁咋就没有这么宽展的地方呢？！

四姨很忙，姨夫一上班，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她的，所以，我大部分时间是跟着大表姐的。四年级的大表姐有她的朋友圈子和喜好，我就像个拖油瓶一样，让她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去玩，我总是小跑着撵她。

日子尽管沉闷，但小孩子总是容易找到快乐。表姐在某一天带回来一本薄薄的“花书”翻看。我凑过去瞅了一眼，就再也挪不开眼睛了。表姐不想和我分享，扭过身子，我又撵到另一边去看。三番两次之后，表姐大怒，转手把书甩给我，说：“爱看就拿远点去看。”我才不生气呢，乐呵呵地捧着“花书”看去了。

黑白的线条和留白勾勒出了一幅幅让人惊心动魄的画面，一幅画底下一句解说，陌生的地名、人名，陌生的场景、故事，陌生的事物和人物对话，瞬间让我沉浸其中，仿佛灵魂出窍一般。原来，在我生活之外的地方，还有那么多的人和事。没一会儿我就翻完了，看得意犹未尽。趁着我发呆，表姐顺势拿走了“花书”。我的世界静止了下来，心却飞到了九霄云外。

我撵表姐撵得更紧了，因为表姐时不时地会有“花书”。有一天放学，我看着表姐空着手回来，心里失落了一下，但很快，表哥的一句话又让我期待了起来。表哥问表姐，咱们看电影什么时候走？表姐瞟了我一眼，给了表哥一个白眼，说：“就你话多。”表哥吐了吐舌头，转身跑了。

吃完饭，表哥表姐抱着小板凳准备出发，我眼巴巴地望着表姐。表姐领着表哥从大门口拐了出去，头也没回。我使劲咬了咬嘴皮，抬头看看逐渐暗下去的天色。四姨刷锅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婆婆咳嗽着去看她喂养的几只兔子。月亮从黄花川的东边探出半边脸，它也期待着电影的放映。

表哥喘着粗气从大门外跑了进来：“快去拿板凳，大姐说要带你去看电影！”

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抄起屁股底下的小板凳迎着表哥一起朝大门口跑去。路上好多抱着板凳的大人小孩，表姐站在路边，一脸的不耐烦：“干啥都磨磨蹭蹭的，真是，咋那么笨。记着啊，带你看电影可以，你可把我跟紧了，一会儿要是人多把你丢了你可别怪我。”

我使劲点头，虔诚地抱着小板凳跟在表姐身后，笨拙得像一只刚出壳的小鸡。

我在高干梁听父亲讲过看电影的事情。在贫乏的精神和匮乏的物质生活之下，一场电影就是一场盛宴。只要听说哪个村放电影，整个黄花川都是沸腾的，骑驴的、步行的、拖家带口的，大家都撵着去看。大孩子不用父母招呼，早早就跑了。小孩子哭着喊着撵哥哥姐姐，撵上的一起走了，撵不上的就使劲哭，恨不得把电影哭到自己村上来。不犟的小孩哭一阵子也就拉倒了，但遇上个犟的，撵不上的，哭也就算了，还非要“志气”一下，自己拖着个小短腿朝放电影的村子走。那会儿倒不存在会把孩子丢了，但那会儿有狼。

父亲说，就是店堡村的一个小孩，在大人走了之后非要撵到庙湾村去看电影。黄花川的村落与村落之间有没住人的空地，就在那个孩子离开店堡村还没到下一个村子时，就被一头狼给袭击了。幸好后面还有人，三呼二喊地把狼吓跑，把这个孩子救了下来。但这个孩子还是为自己的“志气”付出了代价，狼好像是故意的，就叼走了他的两只耳朵。

这个小孩的遭遇从此成了一个警示典型，黄花川的大人们教育自己的孩子时总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看，那个娃就是不听大人的话，才被狼把耳朵叼走了。”而我之前在走四姨家的时候，母亲确实是给我指过那个没有耳朵的小孩的，只不过他已经是个大人了。我顺着母亲描述的语言看过去，他确实没有耳朵，脸上还残留着骇人的疤痕。

这会儿走在那个小孩走过的路上，我想起了父亲讲述的那个故事，不由自主朝路边看去。路两边蒿草丛生，风一吹影影绰绰，说不出来的诡异，我忍不住朝路中间挪了挪，生怕突然会有一头狼蹿出来把我叼走。表姐喊我：“你瞎跑什么啊！跟你说了，把我跟紧。”我小跑着又回到表姐身旁，直到到了看电影的地方，我才松了一口气。

放电影的地方是一个碾麦子的大场，我们到的时候，有利的地形已经被别人抢占了，表姐噘着嘴有点不高兴。第一次看电影，我顾不上看表姐什么表情，伸着脖子看着场边挂起来的一块白布，心想电影在哪里呢？为啥要挂块白布呢？

表姐一只手夹着板凳一只手扯着我，利用小孩的灵活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在靠近白布的侧面找了个位置把我们的板凳安顿好，让我坐着看着，她又去找表哥。

星星手牵手簇拥着月亮，地上的人高喉咙大嗓子地说着话。一道白光越过人们的头顶，又被白布拦截了回来，映照出一片人头。一声洪亮的号声吹起，白布上晃晃悠悠出现了几个大字。我惊呆了，怎么也没想明白，一块白布上凭空怎么就有了字。还没想明白字咋出来的，和我们穿不一样衣服、说不一样话的人也出来了。就在一块白布上，在一个寻常的晚上，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听着、琢磨着这些人和字是怎么在白布上演出来的。我想去那块白布后面看看，但我不敢动，我怕我和表姐走散了，她就再也不带我玩了。很快，白布上不仅仅有画面，还出现了几颗放大的光头，有孩子站起来好奇地跑去白布后面找人，没一会儿又失望地回来了。

电影散场，我还是和表姐走散了。我是个笨小孩，跟不上表姐的脚步。人流拥挤，我一不小心，就被无数条腿分离在了场子中间。表姐找到我时，我抱着板凳站在大场的中间，不知道是走还是留下等表姐。周围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表姐寻过来一把扯住我：“说你笨你还真笨，咋听人的话着呢，真是的！赶紧回家，再晚狼把你的耳朵也吃掉。”

我不敢回嘴，小跑着跟着。星星不再手拉手，它们也累了，想早点儿睡觉。

再回到高干梁的时候，我已经是“见过世面”的人了。我的小连手们簇拥着“衣锦还乡”的我，听我吹我看过的“花书”和那场电影。其实，我离开高干梁仅仅只有四个月而已，但对于他们来说，大有“山中才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慨。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但我再也没去店堡村念书，至于为什么，我也忘了。

一九八八年的八月，高干梁一场接一场地下雨。雨过天晴之后，肥嘟嘟的蚂蚱拖着大肚子在地里蹦跶。我的父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他在割麦子休息的间隙用麦秆给我编了一个蚂蚱笼子，我用它养了好几批蚂蚱。绿的养烦了就换几只麻的，麻的看不顺眼了再换绿的。崖背山上的梯田像旋转楼梯一样盘旋着一直延伸到馒头咀，好一点的地里都种着麦子，此时都已经收割掉了。我拎着蚂蚱笼子爬上崖背山，雨后的麦茬地里，麦茬并不扎脚，我光着脚拎着蚂蚱笼子追捕着我看上的蚂蚱。在高干梁的怀抱里，可以玩的东西太多了。

一只长腿大肚子的绿蚂蚱跳得很快，我扑了几次都没抓住它，反倒跟着它跑了好几绺子地，我心说不抓住它对不起我跑的这些路。二哥站在地头上喊我，我全神贯注地跟着蚂蚱，并不想搭理二哥。二哥无奈，只能撵到地里扯着我的胳膊把我拎出来拽我回家，我惦记着那只蚂蚱，噘着嘴反抗，但还是被拽了回去。

一进家门我瞬间老实了起来，因为家里来亲戚了。我把蚂蚱笼子藏到身后，使劲蜷缩着我的脚趾头，想把两只黑乎乎的脚藏起来，但在白净洋气的亲戚面前，它们俩就像刚从地里挖出来的洋芋一样，又土又丑。我无助地看着它们俩，躲避着亲戚满是笑意的目光和母亲责备的神情。

“叶叶，你不穿鞋脚扎不？”叶叶是我的小名。我被耳边的声音吸引到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泾源方言的口音，软糯中带着一种清脆，像山梁上的豁岘一样有高有低。我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心说，真好看。

“不扎。”相比于这种软糯和起伏，泾源人方言就像山上长了多年的杠木，又硬又粗。

“这是你三姨的大女儿，叫姐姐。”母亲难得地温和，客气地介绍。三姨我知道，来过我们家，反正除了母亲自己，她们姊妹都很洋气。这个表姐更不用说了，瓜子脸，大眼睛，烫了的头发显得时髦又优雅。我见过的人中，就没有这么好看的人。我低声叫了一声姐姐，心思却还在刚才的蚂蚱身上。

“叶叶，你跟我去吴忠好不好，我们那没有山。”表姐继续用她的方言和我说，我听懂了“吴忠”两个字，但那会儿我不知道，我此后的人生会和吴忠这个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我不知道母亲和三姨是怎么商量的，但现在这个选择题却要我来做。三姨夫英年早逝，三姨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现在表哥表姐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三姨一个人守着偌大的一个家。她需要一个小孩去给她做伴，而我需要一个地方念书。

促使我答应的原因肯定是因为能去看看我亲戚生活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再没有什么理由能让我舍弃在高干梁属于我自己的快乐。我的双脚洗干净了，就像洋芋被洗去了泥，白净了起来。表姐拿出给我买的一双新鞋子在我脚上试了一下，刚刚好，脚被包裹起来的感觉很舒服。但母亲不让我立刻穿，怕沾上泥。

八月的天气极不正常，雨后又起了雾，秋粮要在麦子之后紧跟着收割，父亲吃完早饭就喊着大哥、大嫂、二哥上地去割大豆。母亲留下送我和表姐离开。我第一次穿着买来的鞋子，跟在表姐身后穿过村庄。我的连手们撵在身后，我局促地不想回头和他们告别。

登上大咀山山顶回头看高干梁时，白茫茫一片，我突然有点慌乱，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哥哥姐姐，我的连手们连同高干梁一起淹没在了这大雾中。我看不见他们，他们也看不见我，我像被这一切抛弃了一样，成了外人。

心有千千结，我却无从表达。表姐逗了我一阵子，见我无趣，也就不再说话。我们站在粮站门口等班车，我低头看着我的新鞋子，无论我多么小心，它终究还是沾上了高干梁的泥巴，有些灰头土脸。黑色的柏油马路没等延伸就拐了弯，看不见路的远处。我百无聊赖地看着粮站高高的大门楼子，猜测着里面的风景。

我被表姐拉上了班车，安顿着靠窗坐下。越过粮站的大门楼子，我看见了比大门楼子还高的粮仓，我们每年的公粮就是装进了这些粮仓中。我想，每年都收公粮，这些粮仓装得下吗？没等我多看，车就启动了起来，我的额头碰到了前面的座椅靠背上，我揉了揉，没有哭。

坐车是个折磨人神经的事情，车在弯弯绕绕的山路上走得晃晃悠悠，我的脸被晃得煞白。拐了一个弯我就松一口气，但下一个弯又让我提心吊胆起来，我怕拐弯的时候车翻了，我怕爬坡的时候车突然上不去了。在我的担心中，山越来越少，就在路快直起来的时候，车子剧烈地颠簸了一下，我被颠得离开座椅又迅速地回落下来。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咬着嘴唇啜泣了起来。表姐故意打趣我：“哟，鼻子都快没了，可别哭了，这么大的姑娘了。”

我吸着鼻子把脸转过去面向车窗，窗外的风景像水一样流去，路没有尽头，风景也没有尽头。无论我对远方的向往多么热烈，我终究只是个七岁的孩子。我不知道我的父母亲有没有想我，但我已经开始想他们了。

精神高度紧张，加上哭了一场，我最终疲惫地睡了过去。等我再睁开眼睛时，班车就像跑在一块摊开的布上，布没边没沿，车不停向前。我扒着车窗惊讶地张大了嘴，吴忠真的没有山，高干梁最平的南湾也没有这里的十分之一平坦。此刻，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红气球，在布的边沿上跳跃，我着急地看着太阳，没有山，太阳去哪里休息呢？

没等我给太阳操完心，我就被表姐牵着手下了班车，七拐八拐之后，我终于到了三姨家。三姨家的房顶没有瓦片，顶子也和高干梁的顶子不一样。高干梁的房顶是驴脊梁型的，两边码着青瓦，下再多的雨也不会漏。而这边的顶子就一个平塌塌，不知道下雨会不会漏雨。我一边嫌弃着高干梁，一边又拿高干梁做着比较，我唯恐高干梁被比下去，那我也是不高兴的。

陌生的三姨，陌生的院子，陌生的气味。我突然想起初次到四姨家的情形，这次唯一不同的是家里只有我一个小孩子。表姐把我领回家就完成了她的使命，她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并不能在家里待太久。所以，在我还没来得及和她熟悉的时候，家里就剩我和三姨两个人了。

相互熟悉的过程是漫长的。我不是个机灵孩子，语言的障碍让我屡屡不知所措。三姨让我去关一下门，我待在原地听不懂她说什么；问我吃什么饭，我一脸茫然地看着她。偶尔能听懂一句，我却为自己不能用她的语言回应她而苦恼，这让本来就有点口吃的我更加不愿意说话了。

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勉强能说半生不熟的吴忠方言。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我正式成了一名一年级小学生。我的母亲用她众多的姊妹关系让我及早地受到了教育，但我当时并不能理解她的良苦用心。我只觉得，她是因为不喜欢我才让我一次次地去姨姨家里念书。

平原和新的学校、新的同学都让我不安。没有了山的束缚，我好像没了依靠，而我蹩脚的方言更是让大家不停发笑。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没办法忍受，那就是我老觉得饿。泾源和吴忠是完全不同的饮食习惯，泾源人一天两顿饭，早晨蒸一大锅馒头，吃剩下的就挂起来，谁饿了随时都能拿到，然后天黑了再吃一顿面就行了。只要有馒头，我们就不会饿着。但吴忠人是不吃馒头的，他们一天三餐，只有米饭和面条。三姨一天忙得昏天黑地，直接把早餐省略了，所以大部分时间里，我在早晨都是眼巴巴地看着同学吃早餐，我饿着。

三姨家里养着两只羊，每到周末，我就拉着这两只羊去放。一个人跟在羊身后，平原的辽阔就这样展现在我眼前。太阳早上从地平线上升起，又在下午从地平线上落下。这里没有拥挤，没有狭隘，有的只是辽远和平坦。我像这平原上的一粒沙尘，渺小，但真实存在着。我看着远处的目光能到达的地平线，心里对远方有了新的认知和期待。

人总是会有朋友的。我和三姨家对门邻居的姑娘在一个班，一来二去的便熟了，我俩开始一起上学，一起回家。跟着她，我渐渐地学会了说吴忠方言。没事的时候，她也带我去她家玩，她的父母亲也非常和蔼。有一次，她家做了“闷肚子”，就是把大米用各种调料拌好装进洗净的羊肚儿里面，上锅蒸熟，然后切片。她的母亲切好装在盘子里让我俩吃，一口咬下去，既有大米的清香，又有羊肚的筋道，两种味道融合在一起，让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她还带我去她们家的西红柿地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和吃到西红柿。我俩坐在地头上，一边吃西红柿，她一边听我讲我的老家泾源。她没办法想象周围全是山的村庄是什么样子，也没办法想象我们把洋芋做成各种吃食是什么样子，更没办法想象田里不浇水是怎么长庄稼的，就像我当初没办法想象没有山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我们都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我们靠想象完成不了对对方生活的体验。

在吴忠，很多体验都是第一次。因为三姨太忙，我时常一个人应对生活中的麻烦，比如实在太饿了就自己扒拉着吃点，放学早了就自己在家待着，很多时候我都是孤单的。我偶尔会在周末去小姨家里。忘了交代一句，我的小姨也嫁到了吴忠。那会儿，远嫁到富庶一点的地区也是女性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至少在这里，衣食无忧是最基本的，生活也不会像在泾源那般苦焦。

小姨夫那会儿刚刚当了父亲，他是个羊贩子，骑一个二八杠的自行车，后面捎两只铁筐。每一个有集的日子，他都要骑着自行车去集市贩羊，买进卖出地赚个差价，日子倒也过得宽裕。有一次，小姨夫把我捎在自行车的前面去赶集。冬天的那个早晨，我在小姨夫蹬得飞快的自行车上看到了集市，看到了那么多的人，看到了热闹和繁华的人间烟火。小姨夫还给我买了一根糖葫芦，酸酸甜甜的味道到现在都在脑海里。

那是我第一次坐自行车，第一次让自己在自行车上飞起来。

我猜想我的父母也是想我的，但那会儿没有电话，交通不便，所以大半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家里人。有一天，我穿着三姨给我缝制的臃肿的棉裤抱着小姨的女儿时，我的大哥突然来到了吴忠。骤然见到大哥，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仅仅半年时间，我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吴忠话了，我不知道我应该和大哥说泾源话还是吴忠话，说泾源话，会被大家笑，说吴忠话，怕大哥听不懂。

大哥和小姨、小姨夫年龄相仿，他们之间有更多共同语言。我和大哥相差十六岁，他是个大男人了，和我一个小屁孩儿也没什么好聊的。他只是路过吴忠，受父母的委托来看看我。小姨为大哥准备了丰盛的吃食，我跟在大哥的身边盘桓，想从他那里得到更多高干梁的讯息。

大哥来看我，回去总要给父母说点什么。小姨提议，让大哥带着我去照张相给家里带回去。那会儿，彩色照相机刚刚兴起，在我们的概念里，照相是一件大事。大哥端坐在椅子上，双手扶着膝盖，表情严肃端庄。我站在大哥身边，表情僵硬，一脸凝重。好不容易照完，照相的又拉着我和一只大公鸡模型照了一张，我扶着大公鸡的脖子，还是没笑出来，只有点龇牙。

很快，大哥揣着两张照片离开了，留下我在吴忠，过得越来越像个吴忠人了。三姨依旧忙碌，我从学校回来的大部分时间除了写作业，就是一个人胡思乱想。我无从得知世界上最远的远方会是哪里，也不知道我们在高干梁最终会过得怎么样。我的蚂蚱笼子还在不在，我的连手们都去念书了没有……

渐渐地，我熟悉了吴忠的生活，吴忠也接纳了懵懂无知的我，一转眼，我来吴忠已经一年半。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吴忠经历了春夏秋冬的交替，见过了种水稻、收玉米、脱粒机脱稻子，见过了拿车犁地、用水浇田。一切和高干梁都是不尽相同的，但一切又仿佛自然而然。高干梁的生活正在离我远去，此后的很多年我都在想，如果我当时在吴忠一直读书会是个什么结果，我的人生又将会有什么不同呢？但人生中的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决定的，就像我来到吴忠时很突然，我离开的时候，也很随意。二年级的暑假，我没来得及和吴忠的朋友告别就被大哥领回了家。我当时并没有在意，只想着我还会回来的。我的回归在我的连手们心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回来的我皮肤又白，穿得又洋气，还顺带着说几句他们听不懂的洋气话。而他们，拖着鼻涕，穿着脏垢衣服围着我，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不在的一年半里，我们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父亲居然在县城开了一个小卖部。在高干梁人的惯常思维中，能在县城开小卖部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得有钱，二是得有本事。父亲像个神话一样被高干梁人猜测着，钱从哪里来，本事咋那么大？

总归，父亲一下子从农民变成了一个生意人，高干梁的沟沟峁峁上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捎带着，我们家的人也隔三岔五去县上给父亲送东西。

县城似乎是个魔幻的地方，父亲每次回来，都会带点不一样的东西，有时候是一捆粉条，有时候是即将过期的麦乳精，有时候甚至是一斤牛肉或者青菜。我们家的生活骤然丰富起来，我又一次活在了连手们的羡慕中。

转眼又到了开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没有回吴忠上学，而是被父亲带到了县城去念二年级下学期。县城那会儿并不繁华，父亲的小店离学校很近。现在想来，父亲的小店小得可怜，一间铁皮房子，几张玻璃柜台，里面还支着一张床以及做饭的锅碗瓢盆，空间很狭小，出售的也不过是些日用百货，生意怎么样我没了印象。

小孩子总是会很快找到自己的群体，两周之后，我就有了新的玩伴，在县城的读书生活也正式开始。我还会想念我吴忠的朋友，想她们家的“闷肚子”和西红柿，想我们上学、放学路上的欢乐。然后再看看新的朋友和新的环境，重重地叹口气。

仔细想想，我从六岁到八岁之间一直在适应环境，从高干梁到四姨家，再到吴忠的三姨家，再回来到县城，兜兜转转，让我体会到了离别和伤感，总有我要适应的环境，也总有我要告别的朋友。就在县城念完二年级要升三年级的时候，我又离开了县城，回到了高干梁，父亲说了，三年级就去华兴小学读。

我的连手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兴高采烈，我在外面念书的这两年，他们也在华兴小学念书，所以，我们即将要成为同班同学，我对离开县城没有多少失意。兜兜转转，我还是觉得回到高干梁比较自在。

华兴小学在华兴一队和二队之间，好几个村子的孩子集中在这所学校念书，当年也是黄花川的重点小学。在这里，我的人生又将是另一场开始。

华兴村人一直觉得，高干梁是华兴村的一个负累，如果没有高干梁，华兴村四个队是一个整体。这种负累不光是行政上的，连我们上学也是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华兴村的孩子可以睡到大天亮再去学校，而我们却不行。启明星还没有爬上堡子梁时，有起早的连手就开始挨门挨户地喊我们起来出发。说得好像很壮观，其实念书的孩子只有年龄相仿的六个人，四叔家的天明，贵生家的有田，我和我二姐，女子和有福。十五瓦的灯泡确实比煤油灯亮，我们在灯下装好头天做好的馒头、饼子，这是我们一天的干粮，早晨出去上学，下午放学才能回来。每次准备出发的时候，贵生家的小儿子有田总也不出来，一次两次的大家就不说啥，每天都等，时间久了，大家就对有田有意见了。

穿过大场，就到了大咀山通往外界的小路上。每次走到那儿，我都有点怵，但每次不得不打起精神跟着连手们的脚步，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眨眼的星星相呼应着，山渐渐就矮了下去。我们问有田：“你每天喊不出来干啥呢？不会是还要吃完你妈的奶才出来吧？”

有田的脸红了一下，诺诺地说：“没有，我妈给我烙饼子呢。”

天明一听打趣有田：“你妈真好，来来来，把你妈烙的热饼子拿出来我尝尝。”

有田停下脚步，从挎包里掏出饼子，准备给每个人掰一点。但刚一掰，就扯得酵面像棉花丝一样在饼的两端拉扯，粘在有田的手上，白花花一片。烙饼是个技术活，火大了不行，着急了不行，得有掌握火候的敏锐和耐心。有田的妈显然是太着急了，以至于饼子只熟了表皮，里面还完全是酵面的样子。我们几个大笑，有田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抄起饼子扔向了旁边的灌木丛，负气说：“烙的这是个啥！”

天明扯起有田的胳膊说：“我们就开个玩笑，扔了就扔了吧，来，把你们背的馍馍一人给有田一个。”

每天在路上，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插曲，这也让上学之路没那么枯燥。翻过大咀山，顺着河道，在路过华兴四队、三队、二队之后，就到了学校。学校门口有一眼清泉，是从二队沟里流出来的，村民在学校门口用石头箍起了水坝，棚了顶。泉水二十四小时不间歇地流淌，养活着好几百口人。等中午放学，其他孩子都回家吃饭去了，我们就围在泉水边，吃几口馍馍，扒着泉水的漏槽喝几口泉水。

人生大部分的痛苦是来自于对比。看着离家近的同学回家去吃饭，我们却只能围着泉水吃馍馍，心里便有了落差。每每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对高干梁的不满便多了几分。每次爬上大咀山，我都会想，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离开高干梁，才能结束这种翻山越岭的日子。

但生活中也有让人欢喜的事情，比如，我在语文老师的办公室发现了好几书架的“花书”。为了能借到这些“花书”，我开始好好地学习语文。老师布置的作业第一时间完成，字也写得方方正正。终于，在三年级下学期，我当上了语文课代表，借着收发作业的机会，我和语文老师熟络了起来。老师已经五十多岁了，瘦弱单薄，仿佛一阵大风都能把他刮跑，每次讲起语文课都铆足了劲念课文，好像不用力人也能跌倒一样。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和老师说，能不能借我几本“花书”看看。老师犹豫了一下，笑着说：“它的学名叫连环画。你咋想起来要借这些呢？小娃娃，还是多念些有用的书好。”

我不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书，低着头用手绞着衣角不肯走。老师叹了口气，从书架上取下两本连环画递给我：“娃娃，这些书看看就还回来，还是要好好念书呢。”

我抱着连环画使劲点头，眼睛却还盯在书架上，心里遗憾书架上那么多连环画，我却只借到了两本。告别老师，出了办公室我就高兴地撒欢儿。拐到教室时跑得太猛，一下子把肩膀蹭到了墙上，疼得我龇牙咧嘴。但两本连环画拿在手里的兴奋迅速冲淡了疼痛，我揉了揉肩膀，跑进教室急着把连环画塞进了挎包里。

只要不下雨，放学的路上我们还是很自在的，一边走一边玩着就回家了。但今天不同，我有了连环画，就不和大家玩了，一边走一边翻着连环画，大家气恼我的不合群，也没心思管我。我就那样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路上。河道弯弯曲曲，一会儿要走在这边，一会儿又要跳到那边，要是平时，蹦蹦跳跳的也就走了。今天，我是捧着连环画的，三跳两跳，一脚没踩对，一下子就掉到了河里，连环画也摔在了水里，我急着爬起来捞连环画，才发现我装书的挎包也湿了半边。

一只手拿着滴水的连环画，一只手抓着湿了的挎包，我狼狈不堪地站在水里，一脸茫然。看着我的狼狈，我的连手们哈哈大笑。我甩了甩书上的水，从河里走出来。十一月的天气已经有了凉意，看着湿了半截的裤子，想起母亲严厉的眼神，我忍不住有点懊悔走路看书。

回家果然挨了一顿训，但更让我惆怅的是连环画湿透了，怎么才能干？我悄悄问大嫂怎么办，大嫂说：“我给你放灶台上暖着。”等晚上脱衣服睡觉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肩膀上被蹭掉了一大块皮，血都出来了。惦记那本湿了的“花书”，我一整夜迷迷糊糊没睡好，天还没亮就爬起来去看。灶台上的温度倒是让“花书”干了，但一些书页也粘连到了一起，我在灯泡下又一张一张地朝开分离，等弄完，“花书”也基本上面目全非，皱巴得不像样子。

到学校还连环画的时候，语文老师看着被我“糟蹋”了的“花书”，又免不了责怪我几句，后果就是再也不肯给我借书。之后每次去送作业，我都巴巴地看着书架上的那些连环画，一步三回头。在之后的时光里，因为看这些“闲书”，这样的糗事时有发生。时间久了，我的家人都觉得我有点傻，脑子不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