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用权讲艺术别玩权术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以政权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就是权力，而以政权为核心的权力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

领导干部作为权力的执掌者，正确对待权力、使用权力，也是讲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史书上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岑文本是唐朝宰相。贞观十八年（644年），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为中书令，负责起草朝廷的诏令。

升官之后，他面带忧郁地回到家中。母亲见状，问他：“升官应该高兴，为何面有忧色？”岑文本告诉母亲：“无功受禄，深感不安；责任重大，忧虑不已。”有人来向他表示祝贺。他说：“我只接受安慰，不接受庆贺。”

有人劝他多置些田产，他叹道：“我是南方的一介平民，徒步入关，往日的希望，不过是做个秘书郎、当个县令罢了。我现在没有汗马之劳，只因文墨致位中书令，这也是到极点了。承受俸禄之重，已使我很恐惧了，怎么还能再谈置买田产呢？”

岑文本为何升官而忧？原来他深知权力与责任的关系，为此他敬畏自己手中的权力。一个封建官吏尚且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我们新时代党的领导干部更应该认识深刻，敬畏手中的权力，正确用好权力。

一般而言，领导干部的权力运用有讲艺术与玩权术之分。如何区分是讲艺术还是玩权术？

简单来说，用权讲艺术，权力运用出于公心，权力运作公开透明；用权玩权术，权力运用谋于私利，权力运作秘而不宣。

权力运用讲艺术还是玩权术，有着不同的运用结果。权力运用讲艺术，在领导活动中展现的是真、善、美的境界，赢得的是下属真心实意的追随；权力运用玩权术，在领导活动中渗透的是假、恶、丑的阴谋，获得的是众叛亲离的结果。这种不同的结果，注定了领导干部在权力运用的选择上，应该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

用权讲艺术，不玩权术，用权要出于公心。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

朱熹的意思是说，做官无论大小，都要秉公办事。如果秉公办事，怎么做都精彩。即使是位低权小，人们也会望风畏服；如果不能秉公办事，即使是宰相，使尽各种手段和伎俩，也没有个好结局。

朱熹的话说得真是非常有见地。一个公道正派、用权出以公心的领导干部，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信任和追随；反之，他就会走向人民的反面，成为孤家寡人，甚至成为人民的罪人。

用权讲艺术，不玩权术，用权就要公开透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权力公开透明，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便于人民群众有知情权，有利于人民群众监督，这是防止领导干部腐败的一剂良药。

领导干部用权接受群众的监督，并不是给自己套上紧箍，而是有益于自己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

权力是有腐蚀性的，腐败是权力的影子。要消除腐败，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

有人说，权力产生腐败。事实上，拥有权力并不必然产生腐败，滥用权力才是腐败滋生的根源。因此，领导干部艺术用权，就要依法用权、以职用权、科学授权。

第一，依法用权。依法用权，就是在法律、制度、政策的规定范围内行使手中的权力，而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凡事自己说了算。因此，领导干部在运用权力时，要养成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行为习惯。

在走向法治时代的今天，领导干部绝不能挑战法律的权威。即使一个人位高权重，挑战法律的权威也是会受到惩处的。挑战法律权威的结果，则是为法律所严惩。

因此，领导干部要确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领导活动中，以法律为最高准则，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第二，以职用权。所谓以职用权，就是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充分地行使权力，既不失职缺位，又不擅权越位。

领导干部在使用权力时，先要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并认真履行职责，但不能越位侵权。请看陈平的故事。

陈平，是汉文帝时的左丞相。一天，汉文帝上朝时，问右丞相周勃说：“全国一年判决多少案件？”周勃抱歉地说不知道。汉文帝又问：“全国一年钱粮收入和支出多少？”周勃又抱歉地说不清楚。周勃两问两不知后，既恐慌又羞愧，汗流浃背。

汉文帝见周勃回答不出，便又以同样的问题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回答说：“这些事都有主管的人。”

文帝问：“主管的人指的是谁？”陈平告诉汉文帝：“陛下如果问案件处理，可责成廷尉回答；陛下要是问钱粮收支情况，可责成治粟内史回答。”

汉文帝对陈平的这几句话似乎有些不满，说：“既然每件事都有主管的人，那么你所主管的事是什么呢？”

陈平见皇上面露不悦之色，忙谢罪说：“陛下不知道我才能低下，让我居宰相之位。所谓宰相，其职责是上辅皇帝协调阴阳，顺应四时；下使万物在合适的环境里发育成长；对外镇抚四方未开化之民族和诸侯，对内团结百姓，使卿大夫都能称职尽责。”听了陈平的这番话，汉文帝转不满为高兴，称赞陈平答得好。

右丞相周勃惭愧得无地自容，出来后埋怨陈平说：“你为什么平时不教教我怎样和皇上对答呢？”陈平笑着说：“你身居宰相之位，不知道宰相的责任吗？如果陛下问长安城里有多少盗贼，你想硬编个数字回答清楚吗？这是办不到也不必要的呀！”

陈平是智慧的，他的智慧在于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责范围。也正因如此，他才没像周勃那样尴尬，而让皇上龙颜大悦。

据史书记载，这件事之后，周勃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太差，便借口有病请求辞职。这周勃还算有自知之明，他的能力的确太差。太差的表现不在于不知道全国一年判决多少案件，也不在于不知道全国一年钱粮收入支出多少，而在于不知道自己的主要职责是什么。连自己该抓什么、干什么都不知道的人，还提什么做好本职工作呢？

新时代领导干部应该从周勃的辞职中吸取教训，从陈平的经验中获得教益，明其职能，晓其责任，认真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既防止自己越权，又防止被他人侵权。

第三，科学授权。授权，就是在科学决策之后，领导干部授予直接被领导者一定的权力，以便被领导者能够相对独立、相对自主地开展有关的工作。

科学授权，是领导活动的必然要求，是领导干部的分身术，是一种重要的领导艺术。授权，能使领导干部“一身变数身”，“一脑变多脑”，使自己从日常琐碎的事务中摆脱出来，从而腾出时间来议大事、抓协调、管全局。

诸葛亮为什么“出师未捷身先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凡事独揽，不善授权。刘备死后，诸葛亮总是担心别人不能尽忠职守，因此，立了一条“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的制度，事无巨细，一概由自己处理。有人曾经劝他：“治家之道，在于各司其职，如果凡事家主必躬亲，将形疲神困，终无一成。”但诸葛亮没有接受这一劝告，他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

于是，他“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夙夜忧叹”。结果，54岁就去世了，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恨。

实践证明，真正具有能力、懂得用权艺术的领导，虽然大权在握，但却善于授权、分权，而不是死抱着权力不放手。譬如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人问艾森豪威尔：“成功的领导公式是什么？”这位盟军的最高统帅给出了这样一个公式：“权力下授＋赢得追随＋实现目标”。

在艾森豪威尔看来，领导必须获得部下毫无保留的支持。但这种支持不是靠威逼斥责，而是靠信任部属，把权力下授给他们而得来的。因此，在工作中，他尽可能把某些职权下授，让自己集中精力去做最重要的事，在其他方面发挥作用。艾森豪威尔所说的“权力下授”，就是我们常说的“授权”。

古人说：事不躬亲是“古之善为君者”之法，它“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是“得其经也”；事必躬亲是“不能为君者”之法，它“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是“不知要故也”。

上述古语是说，事不躬亲，是使用人才，任人而治；事必躬亲，是使用力气，伤力不治。

客观而论，领导干部的时间、精力和能力有限，决定了领导干部不能也不应该事必躬亲。

因此，领导干部在日常工作中要善于授权，而且要让被授权人明确自己所应担负的责任，做到权责一致。

权责一致的基本要求是：既不能让下级只承担义务和责任，而不提供权力保证；又不能只分配权力而不使其承担一定的义务和担负起一定的责任。正像有一句话所说：“有责无权责任负不了，责大权小责任负不好，责权对等才能干得好。”

领导干部要把下属该做的工作授权给下属去做，但授权不等于把工作都推给下属，自己当“甩手掌柜”，放任不管。

领导干部在授权时，要明确工作任务和准则，即考核方法、报告制度、监督办法等，对偏离目标的行为要做到有效控制。否则，放下去、大撒手，自己省了力，其结果就会出现放弃职权的现象，把事情搞得乱糟糟，责任还要自己担。

明朝时，皇帝朱由校把大权交给了宦官魏忠贤。每当魏忠贤向他禀报事务时，朱由校总是说：“你看着办吧，怎么办都行！”结果导致魏忠贤在朝廷中遍设锦衣卫，肆无忌惮地杀戮重臣名将，造成了大批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