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方向性错误的法则

@国家战略：不可错过的政策红利

在趋势面前，是顺势而为，还是逆势而动？这是一个需要深思和决断的问题。俗话说，企业家的战略能力就是谋航向的能力。

谋航向就是在波诡云谲的商业海洋里，企业家如何帮助企业在复杂的环境中避免触碰暗礁。答案就在“国家战略”政策红利中。

那么，该如何理解和运用“国家战略”政策红利？

有学者归纳：国家战略就是为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目标而综合发展、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国家力量的总体方略。

有专家解读：国家战略是指国家制定的在较长时期内具有全局性的通盘长远规划，是筹划、指导、运用国家总体力量以实现国家发展总目标的方略，是国家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是指导国家各个领域的总方略，是国家的最高战略……

无论如何解读，毋庸置疑，“国家战略”是一种无与伦比的顶层力量，尤其在中国的体制下，通过一个个“五年规划（计划）”体现国家意志、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可以成功实现“政治力”赋能“经济力”。“国家战略”体系包括七大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与此同时，中国还制定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五个引领关键区域突破的战略。这些“国家战略”就是国内外不少经济学家一直在寻找的“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核心密码和原动力。

为什么一流企业家大都十分关注时事政治？为什么不少企业家出差路上的必修课之一就是浏览国内国际政经要闻？

原因只有一个：经济与政治是孪生关系，经济政策是政治理念的具体化符号；经济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本质上也是经济问题。

国家战略关系国家的未来！

一旦确立了一项国家战略，就意味着国家优质资源的聚集效应将凸显。长周期密集的资金、科技、人才等资源投入将引领新兴产业产生可持续增长机会，形成巨大的产业空间。

出门要观天象，营商要接“天气”。这里的“天气”就是指国家政策。如何对国家政策进行价值判断并做出决策？下面讲一个真实场景。

2015年盛夏的一天，我问美国著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你通常如何预见中国的经济趋势？如何决定投资项目？”这位被誉为美国证券界最成功的实践家之一的华尔街风云人物狡黠地笑了笑说：“我比任何人都更加重视中国政府的文件，我靠这些公开的官方信息就能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罗杰斯还讲了下面的话：“2013年底中国举行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未来的五年制定了经济发展蓝图，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吸引了我的注意。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因素。在未来的10~20年里，中国将进一步让市场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洞察到一些可以重点投资的领域。这些领域我并没有按照什么顺序来排列，它们都是同样非常重要的，包括农业、旅游业、环保行业、金融业、医药行业、铁路行业，这六大行业是最具投资价值的领域。”

中国的诸多优秀企业家无一不是研判“国家战略”政策红利的高手。他们给予后来者的启示就是：企业经营者切不可错过政策红利！

@数字化转型升级：不可走偏的方向路径

客观来说，中国传统经济与发展方式同欧美发达国家间仍然存在差距，但恰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数字经济中中国有了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国家政策把实施网络强国、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当成举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摆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以数字化转型升级为杠杆，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深层次变革，是大势所趋，更是时代必然。

2021年12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未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和目标进行了明确谋划。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将有条件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者，并有可能建成最大的、最有活力的、最有创造性的数字经济体。数字中国正在向我们走来，每个组织、每家企业的未来都将与数字化息息相关。

一贯走在时代前列的上海，率先推行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一企一策”和“一把手”负责制，将数字化转型目标纳入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创新使命责任书》签署范围。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类似的政策会在更大范围内实施。什么是数字化转型，往哪些方向转，具体怎么转，已经成为摆在许多企业经营者眼前的迫切问题。

数字化转型究竟是什么？每个人都关注这个问题，但所持观点各异，而这正是数字化转型的特点：重要性毋庸置疑，触及企业和个人的“基因”；同时，没有可复制的经验，不存在标准答案。如果非要给数字化转型进行定义，其中一个答案应该是这样的：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面临全新环境，这个全新环境的基础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5G技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适应与利用这个环境，通过利用或开发数字技术及支持能力，新建富有活力的智能化商业模式，并在此过程中优化企业经营与管理，重塑组织与协同，以求实现敏捷经营、基业长青。

其实，数字化并不是刚刚出现的新趋势，它是过去几十年技术创新的延续。从自动化到信息化，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都是数字化不断演化的体现。新冠疫情给数字化按下了快进键，很多企业开始真正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绝不是一句口号，不仅仅关乎效率，更是生死存亡之道。

数字化转型究竟要往哪里转？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各行各业可划分成20个门类、97个大类，每一个门类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数字化转型方向，每一个企业家可能都有自己的理解。具体答案，不一而足，但从战略层面来看，以下几个方向将始终位于选择的第一序列，不容偏失。

首先是“新零售”。“新零售”可能是这些年来数字化转型最为人熟知的前进方向。自从2003年“非典”催生电子商务行业的兴起，伴随着中国加速进入移动互联时代的大势，我国零售行业不断发生“颠覆性变化”。据中国商务部测算，2013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超过10万亿元，其中网络零售交易额约为1.85万亿元。仅仅10年的时间，我国就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一度导致“实体必死”的言论甚嚣尘上；然后又出现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和京东）在2015年转身与传统零售商（苏宁和永辉）建立战略联盟，形成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相结合的“全渠道”电商；接着，2019年，我国直播电商进入“万物皆可播”的发展元年，并迅速形成当前最为强劲的电子商务新潮流……新零售已经成为新风口，且劲头正强。这种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以数据为驱动、融通服务与娱乐的泛零售形态，不仅通过驱动“人”“货”“场”的重构变革了零售服务行业的整体形态，而且逐渐改变着全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成为商业经营不可回避的新型环境。

当然，“新零售”只是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大步跃进的一个方面，值得关注的还有许多其他方面，比如产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自2016年起，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联网巨头便陆续开始布局产业互联网。腾讯认为，互联网的上半场是消费互联网，下半场则是产业互联网，也就是利用互联网等技术帮助相关产业和企业转型；阿里巴巴提出“五新战略”，即新零售、新制造、新技术和新能源；百度则力推智能经济。这些都是互联网巨头开始意识到产业互联网的价值并开始“由虚向实”的探索。当然，从实体制造企业来看，它们更习惯把这种趋势描述为“智能制造”，其本质是通过数字技术，打破物理和数字空间的边界，从而实现产品或业务全生命周期、全要素的连接和实时反馈，通过预测性的生产系统和服务体系快速满足产业链上各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企业能否把握住机遇，承担起产业链“链主”或系统集成商的角色，将决定其在数字化浪潮的行业“洗牌”中能否站稳脚跟。

其次是“新基建”。自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以来，“新基建”概念不断被拓展、完善，各种支持性政策文件不断出台。202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基建”的建设进度。此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通过政府工作报告或专项行动纲要对“新基建”工作进行了部署，有的地方提出“适度超前布局”，有的则明确“加快”。据财政部专家库有关专家预计，“十四五”时期，新基建总投资规模或超过15万亿元。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市场需求的指引以及创新性投融资环境改善的背景下，“新基建”对于不少企业来说，都是一次拓展的全新机遇，是企业在获得创新赋能、实现增长的新方向。

最后是“数字乡村”。国家高层发出的权威声音是“乡村振兴是一盘大棋，要把这盘大棋走好”。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点环节，可以极大带动各种软硬件服务行业以及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行业在“三农”实践中的场景落地和行业企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互联网巨头已纷纷开始布局数字乡村建设。据财联社报道，阿里巴巴集团正在加速布局数字乡村业务，中国已有数十个县跟阿里巴巴签订了数字乡村合作协议，围绕数字兴业、数字惠民、数字治理等领域展开合作。京东科技在2021年底首次发布JDT乡村数智化解决方案，提出建设以乡村数智操作系统为代表的乡村新型基础设施，打造以乡村产业数智化、乡村治理现代化、乡村生活智慧化三大类解决方案为核心的数智乡村理念愿景和战略方向。腾讯以“腾讯为村”为抓手，致力于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数字化服务平台。这些互联网巨头为何会做出这样的战略选择？答案很明显，在全球化形势下，城市化道路的“城市红海”存量竞争日趋乏力，中国特色的“乡村蓝海”增量竞争有着强劲的动力，成为驱动经济发展内循环的新引擎。企业的本质和使命是盈利和发展，要推进数字化转型，就不能忽视“数字乡村”这一数字经济的重要潜力空间。

以上几个方面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方向，接下来还是要回到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实施上。

麦肯锡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需要组织全面动员的系统工程，是业务、组织和技术三大领域并驾齐驱的转型之旅。赛迪智库的观点更加丰满，认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有为数据、有为组织、有为决策、有为创新”的统一，并提出了通过战略数字化、设施数字化、资源数字化、要素数字化、业务数字化、效益数字化来实现企业整体数字化转型的“六化模型”。

@数据、算力和算法：不可忽视的新型生产要素

众所周知，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三个主导要素——数据、算力和算法，它们之间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其中数据是新生产资料，算力是新生产力，算法是新生产关系，三者共同构成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基石。以5G等为代表的现代通信网络将三大要素紧密联系起来，让它们协同作业，发挥出巨大的价值。

通俗地说，数据好比烹饪所需的食材，算力好比烹饪时所需的煤、电、柴火，算法则是烹饪的具体方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为生产资料的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决定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深度。

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2020年，我国政府正式发文增加了第五大生产要素——数据，并突出其重要性超过前四大生产要素。可以认为，数据不仅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更日益成为各行各业最重要的创新资源，商业、工业、农业、金融业、教育行业、医疗行业……概莫能外。不夸张地说，基于数据的创新会推动人类社会在多个领域实现巨大飞跃。

当今社会正拥有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创新资源：数据，但数据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价值，要成就数据的“伟大”，还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对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并合理使用，这就离不开算法。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想到“数据就是石油”的比喻。第一个将数据与石油进行比较的人是英国数学家克莱夫·汉比（Clive Humby），他提出了“数据就是新的石油”的说法。他说：“数据是有价值的，但如果没有提炼，就不能使用。必须像石油一样转化为气体、塑料、化学品等，以创建一个有价值的实体，推动盈利活动。因此，必须对数据进行分解和分析，使其具有价值。”

数据提炼程度越高，提供的价值越大，就能应用在越多、越复杂的场合。无论是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慧医疗等宏大愿景，还是自动驾驶、智能机器、虚拟现实等前沿应用，抑或是智能购物、智慧出行等生活场景，数据都是在算法的支撑下，被人类感知、利用并产生巨大商业价值的。算法直接决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高度，人类社会即将在算法的引领下进入智能时代。

最后说算力。“算力”，顾名思义，就是计算能力；更具体地说，算力是通过对信息数据进行处理，实现目标结果输出的计算能力。人的大脑就是一个强大的算力引擎，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会通过口算、心算进行无工具计算。但是，这样的算力有点低。所以，在遇到复杂情况时，我们会利用算力工具进行深度计算。而算力工具从远古时期的草绳、石头到算筹、算盘，再到PC（个人计算机）以及现在的分布式计算和数据中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依托算力的快速发展，Alpha Go打败了人类，摘取围棋的桂冠；一个超级App中每天播出十亿条视频成为可能；基因测序、天文测算、蛋白质分析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半导体、消费电子、互联网、元宇宙，一个又一个产业凭借着强大的算力进入繁荣井喷期。如同传统工业时代的电力一样，在数字经济世界中，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工厂企业的运转、政府部门的运作，都离不开算力。在国家安全、国防建设、基础学科研究等关键领域，也需要海量的算力。

根据清华大学、国际权威机构IDC等联合发布的《2021—2022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在全球范围内，算力指数平均每提高1%，数字经济规模和GDP将分别增长3.5‰和1.8‰。全球数字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算力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已经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力和驱动力。在全球算力规模前20的国家中，有17个都是全球排名前20的超级经济体。全球各国的算力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个国家的算力规模越大，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

算力不但是衡量国家实力的指标，而且正在中国各大城市间引发一场热战，北京、上海、深圳、杭州一直领先，贵州凭借华为、苹果、腾讯等公司的大数据中心落地，上演了一场GDP逆袭。2022年7月，首届中国算力大会在山东济南举行，算力更是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围绕城市间的算力之争，使一大批集约化的大型数据中心拔地而起，并由此掀起一场规模空前的新基建风潮。在这场风潮中，算力正取代电力，成为新基建的核心。显然，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算力早已不再仅仅是技术维度的概念，而是已经上升到了经济学和哲学维度，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决定着数字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社会智能发展的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