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爆产业变革的“三大原动力”

经济学对全球经济各发展阶段演变规律的分析，为当下观察经济变革的本质特征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视角。特别是“康波周期” ，揭示了经济变革周期的起点和终点，尽管当代世界技术变革日新月异，缩短了起点与终点的间隔，但“康波周期”依然有生命力。

英国管理思想大师查尔斯·汉迪有关经济增长的“第二曲线”理论同样很有价值。他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逃不开S形曲线，即“第一曲线”，但任何一条增长曲线都会面对增长极限的压力，所以一定会掉头向下。而获得可持续增长的秘密是在第一条曲线消失之前开始一条新的S形曲线，即第二曲线。第二曲线的选择要根据企业所处的方向和产业大势来确定。

对正处在攀升阶段的企业而言，需要认知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将带来哪些赛道的产业机遇，需要驾驭新兴技术成熟度曲线中哪些类型的技术能赋予企业新的能量，需要决断哪些是真正能够赢得未来的引擎。

分析得出，“新基建”“数据化”“前沿技术”这三大原动力将无可争辩地影响企业对投资风口的驾驭，也将决定企业未来的命运。

@新基建：酿造重大产业变革的“酵母”

企业家若看不清基础设施资金投向的脉络和包含其中的逻辑要素，就可能错过一个时代提供的机遇。原因在于基础设施资金投向是观察经济大势的“风向标”，恰如“第三次工业革命”预言者杰米里·里夫金所言，“基础设施投资是重大经济变革的关键”。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乡村农家院墙上随处可见“要想富先修路”的标语。那个时期资金密集投向高速公路、机场、码头、制造业、通信、高铁等领域，不仅引领中国数十年的发展潮流，成就了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而且成就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

随着2020年3月有关“新基建”的一系列政策密集出台并正式进入布局，中国经济呈现划时代的“转折点”。有学者认为这是“扭转全球化颓势的国家战略举措”，是有别于传统基础设施的新型“国之重器”，也势必引领中国下一程发展潮流，成就新一批非凡企业。

“新基建”涵盖七个领域，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渗透数字经济的各个关键环节，本质上是建设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核心的国家数字化“底座”，让传统产业乘上通向“万物互联互通”时代的高速铁路。

杰米里·里夫金认为，新一代基础设施由三个相关的网络构成，它们是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在物联网这个单一互动系统中，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相互交织，互为依托，提供有关社会上往来的大数据流，使很多商品或服务的边际生产成本及交易成本趋近于零。

围绕新技术革命展开的每一次重大创新的跨界应用，都有可能带来一次裂变效应，这是科技改变社会、改变生活，也改变企业乃至科技人才自身命运的简单逻辑。中国“新基建”的裂变效应将至少体现在三个层次上：更宽广的投资新领域、更有效的投资新机制、更广泛的投资新主体。

“新基建”预示着数字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大势。经济学家认为，信息技术革命性变化带来的每一个成果都会成为新经济的推手，而考验企业家的不只是加速完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要紧的是寻找、挖掘、创造新技术的应用场景。以变革性技术5G为例，其使万物互联的本质特征将催生难以计数的应用，而应用的痛点、关键点、支点都将集中在应用场景创新中。

@数据化：赋能实体经济的“支点”

一位年过六旬的知名企业家曾说：“干了一辈子企业，越来越难捉摸企业该怎样经营了。”这句平常的话，从侧面反映了一个普遍的认知问题，即企业家当下面临着对产业生态变迁认知的严峻性与对产业新生态如何适应的恐慌。

那么，产业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革？

数字时代的前沿思想家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中描述道：“与以往相对单一或特定领域技术革命不同的是，当今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技术环境和基础设施深刻变化，进而可能带来经济社会发展指数级增长、数字化进步和组合式创新的新时代。”

畅销书《失控》《必然》的作者、《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凯文·凯利更是预测：“未来你做的所有生意，不管是房地产、医药、化工还是教育生意，都是数据。”

所有实体企业应对未来变局都需要新的能量，而能够赋能的就是数字化。企业家如果看不清数字化的本质和趋势，就可能错过可以增强自身能量的时代机遇。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是当代最具有颠覆性的成果和应用。中国利用这一技术变革的机遇实现了一次蜕变，也将依靠自身补短板的过程实现再一次蜕变。”这种认知越来越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在接入互联网的20多年里，中国的数字化完成了信息基础设施、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服务平台三项突破，使数字经济在GDP中的占比达到39.8%，成为持续10多年的经济增长驱动力。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仍在经历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阵痛，而解药就是适应数字化技术给经济社会带来的颠覆性变革，成就数字经济新生态。

数字化赋能实体经济正在成为引爆产业变革的最重要支点。其中蕴含着以下三层逻辑。

第一层：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10年前，IBM率先提出以“应用数字技术对企业业务流程进行集成优化和提升”为内涵的数字化转型理念，主张应用数字技术重塑客户价值主张和增强客户交互与协作。10年后，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未来几十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同人类社会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信息技术成为率先渗透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先导技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这一权威表达表明，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聚焦于推动传统业务体系创新变革，形成数字时代新商业模式，开辟数字化发展新空间，将适应物质经济的发展方式转变为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式，创造数字经济新价值。

对企业而言，要遵循的实践路径就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优化业务和管理流程，实现企业生产要素的数字化连接，激发数据要素创新驱动潜能，使企业获得信息时代生存发展必备的“第五种生产要素”——数据。

第二层：数据化赋能实体经济。

“数据化”（或“网络化”）是对“数字化”的提升。如果说“数字化”阶段主要聚焦于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企业内部资源综合配置优化和业务流程集成优化，那么“数据化”阶段则主要聚焦于通过人、机、物的开放互联，实现跨企业资源和能力的社会化动态共享和协同利用。

“数据化”的本质是向数据索要生产力，通过整合所有相关的资源和条件，进而拥有数字经济时代所需的新型能力。未来型企业都将具备良好的数字能力，企业能力体系也将演变升级为数字能力体系。

企业建构数字能力的目的在于支持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之间的生产要素流转、社会化协同和商业价值实现，通过企业数字链模型化、模块化、平台化、可视化等大数据平台化功能，实现让内外部资源动态匹配、业务按需协同，以及智能产品群、产品全生命周期、产品全价值链等多维服务按需提供的业务场景，构建和形成基于平台级能力的价值网络多样化创新模式，获取产业链、供应链乃至价值链整体的成本、效率、质量、产品和服务创新、用户连接与赋能等方面的价值效益和竞争合作优势，通过满足用户个性化、全周期、全维度需求，扩大价值创造空间。

第三层：数据驱动智能经济。

通过网络化实现企业生产经营要素“数据化”，为数据驱动商业活动、实现智能经济提供前提。

观察IBM等企业的运作范式，可以看到数字化转型成功的标志是成为数据驱动型企业。为此，企业需要构建一个支撑数据驱动型商业机构所需数字能力的中台系统，这个具有枢纽价值的中台涵盖业务流、客户流、信息流、现金流和决策层的组织治理意图。数据技术侧注重业务的基础性资源和能力的平台化部署，支持按需调用，OT网络与IT网络能够实现协议互通和网络互联，基于企业内、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全要素、全过程的数据在线自动采集、交换和动态集成与共享。而数据管理侧注重关键业务在线化运行、核心能力模块化封装、共享应用和治理机制体系，进而实现数据、技术、流程和组织等四要素的平台化协同、服务化延伸、个性化定制等业务模式创新。

伴随企业与企业之间实现数据化的过程，“智能化”阶段主要聚焦于利用物联网、数字孪生、智能工具、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实现全社会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智能交互与赋能，支持全要素、全过程、全场景的资源、能力和服务的按需精准供给，最终形成智能经济形态。

数字化转型的终极目标是通过数据化实现“智能+”商业时代。可以说，数字经济的痛点是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的痛点是滞后的理念和落后的社会数据化水平。

所有实体企业的颠覆性机遇就在于把握“数据价值、数据能力、数据驱动”的数字化转型内在逻辑，快速转型为新实体经济模式。

@前沿科技：掌控趋势的“思维钥匙”

前沿科技是引爆生产力变革的引擎，是决定国家和企业未来方向的核心因素。对这一点无须做冗余的论证，重要的是如何洞察科技趋势，洞悉痛点和拐点，洞见未来商机。

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得出掌控前沿科技需要的以下五把“思维钥匙”。

1.拥有对前沿科技的执着信念

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强大，一个无比重要的原因是有一批“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的科技精英。

中国国力之所以能实现跃升，一个无比重要的原因是有一批科技精英在高科技赛道上坚韧地追赶。正如任正非“为人类做贡献”“在中国的土地上与欧美先进企业一决高下”的坚定信念，牵引着华为公司实现历史性突破。

企业家倘若缺乏对前沿科技的热爱、情怀、信念，将失去拥抱未来的勇气，也必将错过布局、错过未来！

2.科技突破是最硬核的突破

决定企业伟大与否的最硬核标准，是在高科技领域能否取得突破，尤其是一些颠覆性突破。

很多企业家至今仍然很疑惑，为什么世界科技史上会刻下“任正非现象”和“马斯克现象”的烙印。

仔细分析后发现，支撑这一现象的内核还是颠覆性创新，“颠覆性创新=认知突破+科技突破+模式突破+格局突破”。

只是现象级的科技突破在中国依然不够，整体性的科技实力提升依然是中国最紧迫的课题。

3.高新技术的财富叠加效应最显著

真正的高新技术是可以直接利用并能够在现在或将来转化为商品，形成产业，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技术，因此，伴随高科技的人才密集、投资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特征的经济效应是产出密集。

国家科委原主任宋健曾提供了经济部门对工业制造领域研究的结论：传统的手工业方式，人均年产值只有几千元；传统的工业生产，人均年产值可以达到几万元；只有高新技术产业，人均年产值才能高达十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几百万元。

当中国企业家的产业观是“科技型”产业观的时候，中国必将迎来科技实力最强的时代。

4.数字技术是全球竞争格局的主要塑造力量

在过去十多年间，数字技术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巨大变革，当下这一变革趋势仍在继续。

数字经济的高成长性昭示：驱动我们的生活和经济发生变革的主要力量是数字技术。

数字技术在给企业带来极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持续性、颠覆性改变。不论企业被迫转型还是消亡，都可能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常态。

企业家只有凭借对数字技术和社会发展趋势的精准研究，适应数字化生存，方可决胜数字经济时代。

5.前沿科技虽有“门槛”但并非高不可攀

根据有关资料，被多数国家认同并列入21世纪重点研究开发的高技术领域，包括信息技术、生命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而这几个高技术领域拥有“七个密集”的特征，分别是人才密集、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风险密集、信息密集和产业密集。

高技术并不可怕，只有体验过跟跑和并跑的滋味，才能更好地感受领跑的感觉。

从全球高科技发展态势看，中国与欧美当前正处于比较优势转换周期，中国企业在前沿科技领域追赶、替代、突破、领先的节奏会赋予企业新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