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
它即死神
Death
Becomes
Them

1997年7月29日，和以往的无数个清晨一样，安吉尔·柳原（Angel Yanagihara）走入水中。 她已经数不清自己游过多少次这条1600米长的泳道，游泳让她感觉舒适，而且这一天，她充满自信。安吉尔刚刚完成了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博士答辩，这将是她获得“博士”头衔的第一个夏天，对此她满怀期待。所以当沙滩上的陌生人指着水里无数巴掌大小的泡泡劝告安吉尔不要下海，因为有“箱形水母”（box jellyfish）的时候，她并未多加理会。她穿着莱卡泳衣——这层薄薄的湿衣裹住了她的身体——所以她觉得没事儿。游前半段的时候，她的确安然无恙。

不过，就在安吉尔掉头准备游向岸边的时候，她遇到了一群箱形水母。她的脖子、手臂和双腿都被水母纤细的触须螫伤了。仿佛灼烧的剧痛瞬间袭来，她挣扎着试图游离这群螫人的魔鬼。但液体涌进了她的肺里，她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每一次击水都不得不大口喘息，努力试图吸入更多空气。“最奇怪的是那种大难临头的压迫感。”安吉尔说。她好不容易才挣扎着挪到最近的建筑物外面，掏出原本留着打应急电话的硬币敲了敲门，然后便失去了意识。

随后安吉尔在救护车上醒来，身边围了一圈急救人员。救援者用醋和嫩肉粉帮她清理了伤口，又用热水淋浴，并建议她立即去看急诊。安吉尔觉得这未免有些小题大做，所以她签了一份不愿听从医学建议的声明，然后自己开车回家了。但水母的毒素还不肯放过她。“我在床上躺了好几天，饱受疼痛的折磨，我试遍了能想到的所有办法，但却一点儿用都没有。”她这样告诉我。红痒的伤痕直到四个月后才逐渐消退。作为一位生物化学家，安吉尔对这种让她遭受痛苦折磨的水母毒质产生了病态的好奇心。但谁也不知道水母的破坏力为何如此强大，此前从未有人分离或鉴别过夏威夷箱形水母的毒质。所以三周后，安吉尔申请了科研基金，打算亲自解决这个问题。从那以后，她一直在研究水母毒素。

箱形水母是刺胞动物门里最致命的物种，此门还包括珊瑚、海葵和其他水母。刺胞动物是古老的动物世系之一，6亿多年前 ，在地球上的生物演化出骨头、壳和大脑之前，刺胞动物就已自成一派。虽然以我们的眼光来看，刺胞动物实在不太像掠食者，但它们的触须里藏着数百万个刺细胞，这些细胞能在一秒内释放出致命的毒素。

箱形水母毒素中最致命的成分是一种成孔毒素，即孔蛋白（porin），它能在细胞膜上穿孔 ——这是安吉尔的第一个重要发现。她发现的这种孔蛋白（后来人们又在其他刺胞动物体内发现了类似的毒质，并进行了鉴别和测序）能击穿红细胞，导致钾泄漏；除此以外，它还会引爆血红蛋白。 虽然细胞破碎（我们称之为“裂解”）听起来似乎更戏剧化，但钾泄漏才是箱形水母真正的杀招。孔蛋白会导致人体血钾水平急剧升高，从而在短短几分钟内引发心血管衰竭。这是一种古老的毒质，和某些细菌毒素十分相似。但箱形水母的毒素里还有大量其他成分，包括类似蛇毒的蛋白质和类似蛛毒的酶。

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描述中，体形最大的箱形水母是澳大利亚箱形水母（Chironex fleckeri），“它是地球上毒性最强的动物” 。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地球上最致命的毒素到底是什么？每位毒素科学家在职业生涯中都被问到过类似的问题，接踵而来的还有更多疑问。说到毒素，我们默认的排序方式是看它对人类有多大威胁。随便找一张报纸，看看上面和有毒动物有关的新闻，诸如男孩在春游时被蛇咬伤、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新毒蛙，无论报道的具体事件是什么，似乎只有性命攸关的元素才能激起读者的兴趣。看起来如此脆弱的小动物竟能战胜我们，这让人深感不安。箱形水母的个头还没有黏豆包大，但它却能在5分钟内杀死一个人。我们随随便便就能踩死一只蜘蛛或蝎子，但某些蜘蛛和蝎子的毒素也能同样轻松地干掉我们。

毒素带来的威胁在演化中也极其重要。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幸存下来的个体才有机会繁殖更多后代。所以，任何直接影响生存的因素都将对物种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甚至可能改变物种的演化方向。致命的天性拉近了有毒动物和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被它们捕食的猎物。但是毒素能杀死的不仅仅是猎物，所以有毒动物还会影响自己食谱以外的物种演化，很多时候也包括人类。有毒动物在错综复杂的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它们对其他物种的影响力遍及全球。

所以，到底哪种毒素最致命？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几个因素。注入你体内的毒素最致命，这无疑是最简单的回答——险些因晨泳丧命的安吉尔对此深有体会。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衡量毒素的“致命度”。最常见的量度是“中间致命剂量”（Median Lethal Dosage），记作LD ₅₀ 。LD ₅₀ 是指某种毒质杀死半数受试动物（最常见的是大鼠和小鼠，但科学家会用各种实验动物来测试不同的毒素，其中包括蟑螂和猴子）所需的剂量；单位通常是毫克/千克（mg/kg），即每千克体重需要的毒质毫克数。

LD ₅₀ 是一种粗略的量度，一般来说，LD ₅₀ 值越低的物质毒性越强，因为它在极低的剂量下就可能致命。水的LD ₅₀ 值大于90000毫克/千克 ，所以水基本无害，但人一次性喝掉6升以上的水也可能危及生命（我绝不建议你去尝试）。另一方面，肉毒杆菌毒素（botulinum toxin，简称肉毒素）的LD ₅₀ 值约为1纳克/千克（1纳克等于百万分之一毫克） ，所以对人来说，它是已知最致命的物质。60纳克肉毒素就能杀死一个人；如果能够平均分配的话，一把肉毒素足以消灭全人类。但在额头上注射微量（例如十分之一纳克）肉毒素能够有效抹平皱纹，所以它深受名流和过分担心皱纹的人欢迎（肉毒素的药品名叫保妥适）。

不过，如果将LD ₅₀ 值作为衡量毒素致命性的唯一标准，你又将面临另一个问题：暴露的方式（例如选择皮下注射还是静脉注射）和受试动物的品种都将极大地影响LD ₅₀ 值。第38~39页表格列出的数据都是小鼠实验得到的结果，但即便如此，给药途径也会影响数据。如果使用静脉注射，那么毒性最强的蛇应该是海岸太攀蛇（coastal taipan） ，它的毒素LD ₅₀ 值是0.013；但要是改成皮下注射，海岸太攀蛇的排名就会下滑好几位，它的LD ₅₀ 值也会激增到0.099——几乎相当于原来的10倍。 此外，目前我们还没有测出所有物种的LD ₅₀ 值。我们并不知道内陆太攀蛇（inland taipan）毒素的静脉注射LD ₅₀ 值是否会打败它的近亲，因为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科学家手里只有内陆太攀蛇毒素皮下注射的数据。

13. Frank F.S.Daly et al.,“Neutralization of Latrodectus mactans and L.hesperus venom by redback spider（L.hasseltii）antivenom”, Journal of Toxicology: Clinical Toxicology 39, no.2（2001）: 119–123.

14. F.Hassan,“Production of scorpion antivenin”, in Handbook of Natural Toxins, vol.2: Insect Poisons, Allergens, and Other Invertebrate Venoms, ed.Anthony T.Tu.（New York and Basel: Marcel Dekker, 1984）, 577–605.

15.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Registry of Toxic Effects of Chemical Substances（RTECS）, December 3, 1998.

16. 0.19 mg of Lonomia bristle extract per 18–20g mouse, A.C.Rocha-Campos et al.,“Specific heterologous F（ab'） ₂ antibodies revert blood incoagulability resulting from envenoming by Lonomia obliqua caterpillar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64（2001）: 283–289.

17. Patricia J.Schmidt, Wade C.Sherbrooke, and Justin O.Schmidt,“The detoxifi-cation of ant（Pogonomyrmex）venom by a blood factor in horned lizards（Phrynosoma）”, Copeia o.3（1989）: 603–607;J.O.Schmidt,“Hymenopteranvenoms: Striving towards the ultimate defense against vertebrates”, in Insect Defenses: Adaptive Mechanisms and Strategies of Prey and Predators, ed.David L.Evans andJ.O.Schmidt.（Albany, NY: SUNY Press, 1990）, 387–419.

18. Shigeo Yoshiba,“An estimation of the most dangerous species of cone shell, Conus（Gastridium）geographus Linne, 1758, venom's lethal dose in humans”, Japanese Journal of Hygiene 39（1984）: 565–572;Sébastien Dutertre et al.,“Intraspecificvariations in Conus geographus defence-evoked venom and estimation of the humanlethal dose”, Toxicon 91, no.1（2014）: 135–144.

19. Charles Baker Alender,“The venom from the heads of the globiferous pedicellariae of the sea urchin, Tripneustes gratilla（Linnaeus）”（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1964）, 87;Bruce W.Halstead,“Current status of marine biotoxicology——An overview”, Clinical Toxicology 18, no.1（1981）: 9.

20. Halstead, 12.

21. Halstead, 13;H.E.Khoo et al.,“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Synanceja horrida（stonefish）venom”, Natural Toxins 1, no.1（1992）: 54–60.

22. 皮下注射值计算大于非致死性脚掌皮下注射，见C.Wilcox,“Venomous Frogs Are Super-Awesome, but They Are Not Going to Kill You（I Promise）”, Science Sushi（Discover Magazine Blogs）, August 7, 2015, http: //blogs.discovermagazine.com/science-sushi/2015/08/07/venomous-frogs-are-super-awesome-but-they-are-not-going-to-kill-you-i-promise/.Intraperitoneal value given in Carlos Jared et al.,“Venomous frogs use heads as weapons”, Current Biology 25, no.16（2015）: 2166–2170.

23. Olga Pudovka Gross and Gus A.Gross, Management of Snakebites: Study Manual and Guidefor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Victoria, BC, Canada: FriesenPress, 2011）, 91.

24. Olga Pudovka Gross and Gus A.Gross, Management of Snakebites: Study Manual and Guidefor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Victoria, BC, Canada: FriesenPress, 2011）, 91.

25. George R.Zug and Carl H.Ernst, Snakes in Question: The Smithsonian Answer Book（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15）.

26. Sydney Ellis and Otto Kraver,“Properties of a toxin from the salivary gland of the shrew, Blarina brevicauda”,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114, no.2（1955）: 127–137.

要得到某种毒素的LD ₅₀ 值，科学家需要小心提取毒质，再通过实验探查它的效果。虽然我们已经测试了大量有毒物种，但一些有实力竞争“毒王”的物种数据在科学文献中尚属缺如。比如说，河豚毒素（tetrodotoxin）是蓝圈章鱼（blue-ringed octopus）毒素的主要成分，我们知道它皮下注射的LD ₅₀ 值是0.0125mg/kg， 但谁也没有研究过整体的蓝圈章鱼毒素LD ₅₀ 值是多少。攻击安吉尔的夏威夷箱形水母（ Alatina alata ）携带的孔蛋白LD ₅₀ 值从0.005mg/kg到0.025mg/kg不等， 但目前谁也不知道这种水母每次螫刺到底会释放多少毒素。同样的，某些六放虫（zoanthid，珊瑚的近亲）携带岩沙海葵毒素（palytoxin），这种毒素的LD ₅₀ 值是0.00015mg/kg， 它是世界上毒性极强的物质，但这种毒质不仅出现在六放虫携带的毒素里，也存在于它的身体组织中（为了毒杀掠食者），至于二者的浓度有多大差别，仍有待探索。很多物种的LD ₅₀ 值我们都还没来得及测量。喇叭毒棘海胆（flower urchin）的毒素可能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物质之一，因为据我们所知，能杀死人类的海胆仅此一种；作为喇叭毒棘海胆的表亲，白棘三列海胆（collector urchin）的毒性要弱得多，它的毒质通过腹腔注射给药的LD ₅₀ 值是0.05mg/kg，但喇叭毒棘海胆的LD ₅₀ 值还没有人测量过。可怕的伊鲁康吉水母（Irukandji jellyfish，一种箱形水母，体长一般不超过3厘米）能引发伊鲁康吉综合征，受害者最终可能因为脑出血而死亡。但除非我们能够准确探查引发这种综合征的到底是哪个物种（目前的嫌犯名单里至少有16种 水母）并搜集到足够的毒素来完成致命剂量实验（考虑到某些水母物种的体长还不及你的拇指，这个任务相当艰巨），否则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它们的毒性到底有多强。

还有一个问题，LD ₅₀ 值是通过小鼠和大鼠实验得出的数据，所以它不一定能准确反映特定毒素对人类有多危险。不同的物种对同一种毒素的反应可能相差云泥。例如，豚鼠对黑寡妇蛛毒的敏感度是小鼠的10倍 ，是蛙类的2000倍。某种动物毒素在大鼠试验中的LD ₅₀ 值较低并不意味着你被螫咬了就一定会死，而高LD ₅₀ 值也不能绝对确保你的安全。要衡量毒素的致命度，更好的办法或许是比较它们的特异性死亡率，即人类在中毒后的死亡百分比。举例来说，每年被澳大利亚箱形水母螫刺的人中，死亡率还不到0.5% ，就连可怕的内陆太攀蛇的致死率也不算高，因为科学家在1956年研发出了针对性的抗毒血清（不过在抗毒血清问世之前，内陆太攀蛇造成的死亡率近乎100%）。

作为杀手，青环蛇（common krait）和眼镜王蛇的效率比上述物种高得多。这些大蛇的毒牙很短，而且不会活动，和蝰蛇的折叠式长牙完全不同；它们的毒液一滴或许并不会致命，但量变足以引发质变，眼镜王蛇咬一口释放的毒液最多可达7毫升，足够杀死20个人！科学家估计，眼镜王蛇的特异性致死率大约是50%~60%， 而蛇类整体的特异性死亡率只有2%左右。 青环蛇也以极高的特异性致死率著称，它的“战绩”是60%~80%。 被这些夜行性蛇类咬一口其实不太疼，所以受害者很容易误以为自己是安全的。直到几小时后，受害者逐渐陷入全身瘫痪，这时候他们才会发现自己应该及时寻求医疗救助和抗毒血清。

据我们所知，致死率和蛇类相当的有毒动物只有寥寥几种。刺客毛虫（ Lonomia ）以2.5%的人类致死率傲视群雄， 20世纪90年代中期，科学家研发出了针对这种毛虫的抗毒血清，在此之前，这种看似无害的毛毛虫致死率高达20% 。但无脊椎动物中的毒王还得数地纹芋螺，它的特异性死亡率可达70%。 如此高的致死率反映了地纹芋螺的杀戮速度——受害者在中毒后几分钟内就会全身瘫痪而死。

虽然致死率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毒素对人类的威胁，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貌。如果以致死率来衡量，除了少数几个物种，蛇类整体的排名并不高，因为我们已经研发出了多种抗毒血清。而且以致死率来衡量毒性还会带来几个问题：第一，光是救治是否及时就能极大地影响致死率数据；第二，你无法通过致死率来衡量自己有多大概率死于某种毒素，因为你不知道这种动物出现的频率有多高。比如说，要是我被芋螺刺了一下，鉴于高达70%的致死率，我理应满怀忧虑，然而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又有多大呢？

从生态学和演化学的角度来看，衡量有毒动物危险性的最佳方式是比较各种动物每年杀死的总人数，这样才能更全面地反映你面临的风险。时至今日，蛇类仍是全世界最主要的有毒杀手。山蝰（Russell's viper）、锯鳞蝰（saw-scaled viper）、印度眼镜蛇（spectacled cobra）和青环蛇，这印度四大毒蛇每年咬死的人成千上万， 尽管它们的毒性在LD ₅₀ 之类的量化评测中排名并不算高。某些眼镜蛇物种的毒性比这几种蛇强30~110倍，而且四大毒蛇中有两种的咬伤致死率也不高，但这几种蛇经常出现在人口密集的区域，它们经常和人发生接触，咬人的概率也更高。虽然四大毒蛇都有相应的抗毒血清，但很多咬伤事件发生在贫困的社群中，那里的医疗条件有限，很多人无法及时得到救治，只能白白丧命。与此类似，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有成千上万人因蛇咬而死，虽然以毒性而论，那些咬人的蛇并不算很“致命”，但它们造成的总死亡人数却高得惊人。在那些偏远的地区，LD ₅₀ 值或致死率高居前列的毒蛇通常会避开人多的地方，所以它们很少咬人，自然也就很少咬死人。

有时候某些蛇咬死的人数异常增多是因为人类帮凶的推动。尽管这些掠食动物非常危险，但纵观历史，不乏利用有毒动物进行暗杀的勇者——这类案例数量繁多，以至于某些古代文明专门为这样的暗杀者设立了特殊的刑罚。比如说，在古印度的《印度教法典》（ Gentoo Code ）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如果某人蓄意将蛇或类似的动物扔进另一个人的房子，导致对方被螫咬死亡”，那么他将面临巨额罚款，最重要的是，他将被迫“亲手丢掉那条蛇”。 传说印度孔雀王朝（Mauryan Empire，前321——前185年）时期的传奇女刺客“毒姬”（Vish Kanya） 自幼经受毒蛇咬啮，所以她们的血液和唾液中充满了毒素，只需一个吻就能杀人。

哪怕在当代，也有人企图借有毒动物逃脱谋杀的惩罚。托马斯·伯顿（Thomas Burton）在《蛇与灵魂》（ The Serpent and the Spirit ）中记述了格伦·萨默福德（Glenn Summerford）的故事，传说这位擅长耍蛇的牧师曾沉溺于暴力和药物滥用，1982年，他幡然醒悟，皈依于主。 1991年，他已经成了美国亚拉巴马州斯科茨伯勒一所基督教神迹派教堂的牧师；格伦赢得了众多信徒的追随，因为他的肩上总是盘踞着巨大的响尾蛇，兜里还揣着几条小蛇，他相信祈祷足以让自己免遭蛇毒之害。萨默福德的妻子达琳（Darlene）也是一位耍蛇人；她在钱包里放着自己心爱的蛇的照片，就像骄傲的母亲随身携带孩子的照片一样。这对夫妻在自家的棚子里养了超过12条毒蛇，其中包括西部菱背响尾蛇（western diamondback）和森林响尾蛇（canebrake rattler）。虽然格伦在信众面前宛如圣徒，但他心中的恶魔却从未真正消失。1992年2月，格伦被告上了法庭，罪名是企图利用蛇实施谋杀。

从表面上看，毒杀简直是完美的犯罪。你可以把有毒动物的袭击伪装成意外，谁也不会多想。众所周知，有毒动物常常带来意外死亡，你只需要设法弄来一条致命的蛇、一只蜘蛛或蝎子，让它螫咬受害者，谁也看不出来这是一场谋杀。不过，还有一个小问题：实施计划之前，你得弄到这种致命的动物，还得把它养起来。然而对格伦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他不缺蛇。

根据达琳的说法，1991年10月的某天，格伦喝醉了。 确切地说，他喝得酩酊大醉。他抓住达琳的头发，用枪抵着她的头，把她拖到养蛇的棚子里，强迫她把手伸进西部菱背响尾蛇所在的盒子。顺理成章地，那条蛇咬了她。达琳的手立即肿了起来，这时候，格伦押着她去办各种琐事——去音像店归还影碟，去商店买酒——然后开车带着她回到家里。他再次把她押进蛇棚，让她去抓一条被激怒的森林响尾蛇。毒素在达琳的血管中流淌，她无力地躺在沙发上，意识开始变得模糊。格伦逼着妻子写了两份自杀遗书，然后就醉得睡了过去。看到丈夫睡着了，达琳艰难地爬进厨房，给自己的妹妹打了个求救电话。她在医院里住了好几天，终于捡回了一条命。

当然，这个故事在格伦嘴里有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我相信她去抓蛇是想趁我睡着把我干掉。”他说。按照格伦的说法，他的妻子背叛了他，但没有透露她有哪些不忠行为。格伦说达琳想结束这段婚姻，所以趁他睡着的时候溜进蛇棚，企图抓一条蛇来杀死他，结果自己却被咬了一口。“但我手里没有证据。”法官采信了达琳的说法，格伦因企图杀妻被判处99年监禁。似乎谁也不知道他们养的蛇下落如何。

蛇的身影也出现在另一些臭名昭著的失败谋杀案中。1942年，罗伯特·“响尾蛇”·詹姆斯（Robert“Rattlesnake”James）创造了历史：他成为美国加州最后一个被处以绞刑的人。 詹姆斯谋杀了自己的第三任妻子以骗取人身保险，却在保险公司的调查中东窗事发。这位罪犯试图把谋杀伪装成意外，他从朋友手里买来响尾蛇，让它们咬了妻子的腿。但是几小时后她还没死，詹姆斯失去了耐心，直接把妻子按在浴缸里淹死，又把她的尸体扔进了自家鱼塘，企图制造意外事故的假象。

当然，要是你不想被咬伤，你也可以雇一个对蛇更熟悉的人来替你杀人。印度就曾有人因财产纠纷雇了绑匪和耍蛇人来杀害自己年迈的父母。 根据警察的说法，这对老夫妇和他们的司机遭到了绑架；司机被押到了另一辆车上，耍蛇人钻进乘客席，驱使一条印度眼镜蛇咬了两位受害者。老夫妇立即倒下了，绑匪命令司机开车送他们去医院，还让他告诉别人这两个人被蛇咬了。蛇毒在一小时内就夺走了两位老人的生命，但后来警察抓住了躲在幕后的儿子和他的共犯，几个人都被判了刑，因为根据印度的法律，雇凶杀人案的所有参与者罪责相同。

故意让蛇咬人也不一定都是谋杀。传说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就是让毒蛇（很可能是一条埃及眼镜蛇）咬自己的胳膊来自杀的。罗马统治者屋大维（Octavian，后来他被尊称为“奥古斯都”）特别喜欢这个故事，所以他在克娄巴特拉的雕像上放了一条蛇，然后让人抬着雕像在街上游行，以炫耀自己的战功。 这样的死法相当高尚，非常适合这位伟大的女王，因为埃及人认为，被蛇咬死的人将获得灵魂的永生。 在亚历山大，人们认为蛇咬是一种人道的处决方式， 但在其他很多文化中，最穷凶极恶的罪犯才会遭受蛇咬至死的惩罚。欧洲人将蛇刑视为最残忍的处决方式，臭名昭著的维京征服者拉格纳·洛德布罗克（Ragnar Lothbrok）就得到了这样的“礼遇”，他曾大规模劫掠英国乡村，造成无数死伤。

幸运的是，我们能在已知最早的医学文献中找到针对蛇毒的建议治疗方式，然而直到今天，哪怕我们已经有了抗毒血清和现代的医学技术，全球每年死于蛇咬的人仍有十万之众。 居高不下的死亡人数让我们特别惧怕这些舌头分叉的爬行动物，但在历史上，这样的恐惧常常化为尊崇。许多早期文明都崇敬蛇，伊甸园中的毒蛇更是知识与邪恶的象征， 而在许多亚洲文化中，蛇常常代表着智慧和优雅。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崇敬事出有因：死亡人数众多意味着蛇对我们的演化影响重大。要是你去问琳内·伊斯贝尔（Lynne Isbell，她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教授），她会告诉你，蛇对我们的影响十分深远，人类大脑的演化很可能就是由蛇驱动的。

关于人类为何会演化成今天这样——基本无毛的两足智慧生物——科学家仍争论不休。有一个问题特别引人注目：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我们的大脑为什么这么大？为了解释这个现象，研究者提出了很多假说。最流行的理论认为，灵长目动物生活在林木高处，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准确的视觉来辅助抓握，更大的脑子不过是这种需求带来的副产品。更好的手眼协调能力不仅能提升移动效率，也能帮助我们采集新的食物（花朵和水果）。在那个时期，现代植物的祖先刚刚学会了开花结果。这套理论的核心在于视觉的重要地位：巨大的大脑不是为了思考或推理而演化出来的，而是为了更迅速地处理视觉信息。其他哺乳动物的演化偏向于嗅觉或听觉，但灵长类专注于视觉。

虽然灵长类树栖的生活方式和对水果的偏爱可能的确影响了视觉系统的演化，但来自掠食者的压力才是我们需要准确视觉的真正原因 ——琳内·伊斯贝尔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人类学家。蛇捕食哺乳动物的历史长达数百万年，它们不仅存在于我们周围，伊斯贝尔相信，蛇的存在还帮助众多哺乳动物演化出了更好的视觉。她还提到，根据蛇检测理论（Snake Detection Theory），在我们的祖先与狐猴（lemurs）及其他早期灵长类动物发生分化时，那些熟悉的掠食者迫使它们做出了适应性的演化。大约6000万年前，亚洲和非洲的蛇毒性变得更强（但科学家尚未确定这一变化的原因为何），蝰蛇科（Viperidae）和眼镜蛇科（Elapidae）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

有了更先进的投毒系统，蛇的杀戮效率变得更高。能杀死人类的蛇几乎都属于这两个科。蝰蛇科（通常简称为“蝰蛇”）长着长长的毒牙，它的成员包括大名鼎鼎的响尾蛇和其他臭名昭著的蝮蛇，例如真蝰亚科（Viperinae）的诸多物种；而眼镜蛇科（眼镜蛇）拥有地球上毒性最强的蛇，例如内陆太攀蛇和黑曼巴蛇（black mamba）。这些物种的出现改变了灵长类和蛇类之间的关系。这些蜿蜒滑动的凶兽带来了更大的威胁。蛇类的狩猎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它们会纹丝不动地潜伏起来，直到最后一刻才骤然出击。能够探测到这些隐蔽掠食者的灵长类动物才有更大的概率生存繁衍，而要发现潜伏的蛇，你需要敏锐的三维视觉和看破伪装、识别形状的能力。

虽然所有灵长类动物都擅长探测蛇，但我们所在的支系——狭鼻小目——更胜一筹。这很合理，因为其他灵长目动物进入新世界的时间比毒蛇更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必面临蛇带来的生存压力，所以它们对增强视觉的需求也没有那么迫切，例如我们的南美表亲阔鼻小目。从3200万年前到1200万年前之间的某个时间，致命的蛇类才追上了阔鼻小目的步伐。如果伊斯贝尔的假说正确，那么这些新世界猴子的视觉系统的演化会有更多变数，因为不必步步提防毒蛇，所以它们的视觉有更宽泛的波动空间。 但留在旧世界的灵长类（包括类人猿）则没有这种喘息之机，所以它们的视觉系统发展方向格外狭窄——变得格外擅长探测蛇。

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灵长类动物都天生怕蛇。 我们也十分擅长发现蛇的踪迹，无论是在杂乱的环境中还是在视野边缘，我们都能探测到蛇的存在。在同样的条件下，蜘蛛和其他危险动物就没那么容易被我们发现了。 有时候我们的眼睛甚至先于意识发现蛇，这种现象叫作“前意识检测”（preconscious detection）。如果有蛇的图片从电脑屏幕上闪过，哪怕速度快得让人无法看清，我们也会产生生理性的焦虑；而蘑菇和花朵等无威胁的图形则不会引发这样的反应。 这意味着，为了躲避蛇，我们的眼睛和视觉神经发生了针对性的演化。为了发现掠食者，动物会着重发展某个感官，例如嗅觉。

我们的祖先选择视觉或许是出于树栖的习性和对水果的偏好，但根据蛇检测理论，维持演化压力的是致命的蛇。敏锐的视觉需要复杂的神经网络，这样的需求迫使我们的脑部进一步发育。此外，高糖膳食也为颅骨的膨胀提供了必要的能量。多谢毒蛇为我们所在的支系搭好了舞台，于是我们的大脑变得越来越大。伊斯贝尔还提出，双足行走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最后一点儿推力——双手被解放出来， 手势和声音的结合让交流变得更加高效，最终催动了语言的诞生，于是社交变得更加复杂，这又促使人类庞大的脑部出现更多变化。接下来就是人们所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了。

我们与蛇的关系纵贯历史，对人类来说，蛇始终是致命的威胁之一。但要是以年致死人数而论，最致命的有毒动物并不是蛇；实际上，这份榜单的冠军相当出人意料。或许是蛛形纲（arachnids），比如说黑寡妇蜘蛛？差得远。那熊蜂（humble honeybee）呢？的确，在美国，蜂类及其亲缘物种每年杀死的人数比蛇、蝎子和蜘蛛加起来还多，确切地说，前者是后者的10倍。 而大部分人不会认为包括蜜蜂、胡蜂和蚁类在内的膜翅目（hymenoptera）有资格竞争“地球最致命有毒动物”的头衔，但实际上，从年致死人数的角度来说，它们完全有能力问鼎冠军。当然，膜翅目杀人凭借的绝不是低LD ₅₀ 值，更不是高致死率。事实上，原因在于蜂螫事件出现的频率极高，而昆虫毒素中的某些蛋白质极易引起过敏，所以因蜂螫而丧命的人通常死于过敏性休克。但膜翅目依然不是致死冠军。到底哪种有毒动物每年会杀死成千上万人（比其他有毒动物高出几个数量级），甚至比人类自相残杀杀死的人还多？答案是蚊科（Culicidae）动物，或者说，蚊子。

蚊子注射毒素是为了更轻松地吸血。它们会利用血管扩张剂（能够扩张血管、加快血液流速的化合物）、抗凝剂和抗血小板剂来确保伤口在吸血期间保持开放，而抗炎化合物能防止免疫系统发出昭示它们侵袭的信号。蚊子的毒素完美契合它们食血为生（或者说吸血） 的生活方式，我们常常要等到它们扬长而去很久以后才会发现自己中毒了。这种毒素的急性毒性不强，所以蚊子叮咬的致死率低得惊人：我这辈子被蚊子咬过几百次，但我还是活得好好的。很少有人对蚊叮过敏，所以过敏也不是主要的致死原因。实际上，蚊毒的致命威胁并非来自毒素本身，而是因为潜在的另一些东西：蚊子会传播多种传染病，包括疟疾、登革热和黄热病等。

虽然蚊子的致命性几乎完全来自其体内的“搭车客”，但要不是蚊子有毒，它也不会成为如此理想的疾病传播者。毒素让疾病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我们的循环系统，在它注射毒液的过程中，疾病得以悄无声息地钻进不幸的宿主体内。所以有毒的天性的确是蚊子杀人无数的直接原因。

死于蚊叮的人到底有多少呢？疟疾每年会带走超过60万 条生命，加上黄热病杀死的3万人 ，登革热的1.2万人 和流行性乙型脑炎的2万人 ，还得算上基孔肯雅热、西尼罗热、裂谷热和其他脑炎；除此以外，因淋巴丝虫病（象皮病）而受到伤害的人多达4000万之众 ，虽然这种疾病不会致命，但很多患者永远地告别了正常的生活。蚊子传播的新疾病还在不断涌现，例如寨卡病毒。每年因蚊子而死的人这么多，也许你不禁会问，我们为何不干脆彻底消灭这些魔鬼？

事实上，深受尊敬的《自然》（ Nature ）期刊问过科学家们，蚊子灭绝会产生什么影响。 有人认为影响不大，但也有人提出，蚊子的消失将无可避免地增大其他昆虫面临的掠食者压力，而且可能带来无法预见的后果。蚊子的幼虫在水生生态系统中占据着可观的生物量，它们也是湿地生态系统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对大多数物种来说，蚊子并非唯一的食物来源，但失去这么大一块生物量必然影响鱼、蛙和蝙蝠等日常以蚊子为食的物种。同样地，蚊子的灭绝还会影响靠它们授粉的植物，这些植物甚至可能随之消失。

不过最大的影响或许来自蚊子进食方式的消亡。北极圈内的蚊子数量众多，为了躲开这些恼人的飞虫，驯鹿群甚至可能改变迁徙路线。据我们所知，这种吸血昆虫每天能从驯鹿群中的每一头驯鹿身上吸走300毫升血液，这个数量几乎相当于一罐汽水。 难怪驯鹿不惜绕路也要避开它们。驯鹿群里常有成千上万头驯鹿，对于规模如此庞大的兽群来说，它们的行动路线只要改变一点点，就足以对所经之处的土地产生惊人的影响。毫无疑问，蚊子的消失必将影响北极和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有的变化可能值得我们喝彩。我们早已发现，禽疟疾对鸟类来说是个大麻烦，正如疟疾之于人类。举个例子，在蚊子被引入夏威夷之前，当地的鸟类原本不必害怕这种寄生虫疾病。但随着蚊子的到来，禽疟疾也随之泛滥。现在，随着蚊子的肆虐，夏威夷的本地物种正在加速灭绝。 蚊子无法在高海拔地区存活，因为那里的气温太低；出于这个原因，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鸟类不会遭到这种吸血害虫的侵扰。所以毛伊岛和夏威夷岛上最高的那几座山峰成了鸟类最后的避难所。

不过，如果有人觉得将2500种蚊子彻底从这颗星球上抹除不会造成任何严重的后果，只能说明他要么极度无知，要么极度狂妄。蚊子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数亿年，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它们和无数物种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其中也包括人类。蚊子让全球人口数量保持在一定水平以下，它们对我们的影响深达基因层面。比如说，为了对抗蚊子的负面影响，部分人群的镰状细胞变得更加顽强。要是蚊子彻底灭绝，光是我们这个物种就将受到极大的影响。消灭蚊子就像是往池塘里扔一块石头，石头的落点将出现一朵巨大的水花，涟漪还会一圈圈向外扩散。

此外，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这些吸血者在化学领域的精妙成就。蚊子的毒素可以算是最简单的，只有几十种主要的毒质成分，即便如此，这些成分各自的作用我们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在毒素中寻找药物的新浪潮方兴未艾，对我们来说，在摧毁这些“生物化学工程师”之前先搞清楚它们创造的分子，或许是更审慎的选择。

无论如何，毒素致命的特性点燃了科学的火花，也引发了迷信的崇拜，纵观历史，毒素深深吸引着一些伟大的头脑。要不是毒素如此致命，人类不会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制造毒素的动物，探寻它们以何种方式操控人体内生死攸关的重要系统；我们也不会知道，这些毒质到底有多么复杂，多么不可思议。要不是有毒动物如此危险，它们也不会在全球生态系统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无论毒蛇是否真的促进了人类脑部的发展，至少有一点毫无疑问：它们致命的天性的确影响了人类的演化，时至今日，尽管我们已经不再是毒蛇的食物，但它们仍在继续影响我们。我们知道，历史上其他有毒物种也曾影响过我们的演化，引发人类基因层面的突变，例如蚊子。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事实都无可争议：在演化的过程中，作为我们的“敌人”，有毒动物帮助我们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同样的，它们还必将影响我们的未来。从演化的角度来说，和本书即将介绍的其他一些物种一样，我们的演化命运永远和蛇、水母及其他有毒生命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