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资本主义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上一章谈到，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个人孤单，社会异化，贫富悬殊。这些弊病也不可能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一个因素造成的。历史上种种现象都是各种因素错综复杂造成的多种后果，没有单一因素造成单一后果的情况。在本章里将要讨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作为最高权力群体的关系。这两者之间互为因果，使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民，尤其是个人，沦为孤独无助的个体。

民族国家的确立为殖民扩张奠定了基础

17世纪爆发了三十年战争 ，使得欧洲北部与西部的新教徒和欧洲东部与南部的天主教徒两大宗教集团展开了长期的斗争。战争结束后，欧洲列强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列国的制度是基本的国际体制。从此以后，再没有超越国家的教廷组织，也没有真正笼罩全欧的大帝国。那些新兴的列国本来都是从外面移入欧洲的所谓“蛮族 ”的后裔，他们原来的群体结构是从部落转化而成的封建体制。领主与百姓之间是主从关系；国民在国家之内，然而国家不是国民共同构成的团体。这种情况在西欧和北欧的发展方向略有不同。英国克伦威尔领导的中产阶层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已经将“人民的合约才能够建构国家”的观念作为国家形成的基本条件。低地地区——今天的荷兰、比利时一带——形成的自治省，更是将人民放在国家主权主体的位置。从这以后，欧洲经过一百余年的演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真正落实人民是国家主体的国家制度。

欧洲历史从长程发展来看，自希腊时期就有了国家主体，也就是城邦 。但城邦的公民中有一部分是由一些部落群成员构成的，他们的人数并不占城邦居民的大多数，那种民主制度其实是有限度的。可是，城邦制度呈现的民主性却成为一种理想，后世国家民主化的发展可以说是不断落实全民民主化这一理想的努力。

在泛希腊化时代 ，希腊的霸权代表着以核心国家为主体建立的超国家群体。罗马帝国不仅霸权，而且还是一个核心国家建立的庞大统治体。雅典的霸权笼罩了地中海东端、爱琴海外围和小亚细亚等陆地地区，但这些地区其实并没有长期附属于希腊霸权之下。罗马城邦的霸权却是笼罩了整个地中海外围。罗马的统治形态，可以说是开了后世西方殖民帝国的先河。

从东地中海一步步扩展到全部地中海外围，这是一个遵循水道向西扩张的过程。再下一步的发展，将是西方殖民帝国推向大西洋，更进一步推到新大陆 。从16世纪开始，这个趋向已经很明显了。第一步推向海外的殖民帝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但很快就由荷兰与英国接手，荷、英成为跨洋帝国中的主要力量。在三十年战争以后，欧洲出现的列国制度是欧洲内部的分化；至于在海外，却是若干沿着大洋边缘的国家能够争霸，甚至建立庞大的海外帝国。新大陆的新兴国家——美国，乃是向西扩张的核心国家中的最后一个。到今天为止，美国建立的是全球性的霸权，而不是像大英帝国那样的帝国体制 。这一个个登上历史舞台的强权，其国家掌有的权力十分巨大。也正因为有如此强大的实力，这些强权的政治中心才能以实力投入原料的取得和市场的开拓。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代表的财富增长，与国家力量的扩大是同卵双胞胎。难怪亚当·斯密 撰写《国富论》这一资本主义的“圣经”时，就将“国”与“富”连接为一个名词。

国家力量是近代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后盾

现代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前身，乃是地中海几个地处海陆交通要道的城市，其中的巨商大贾投资进行利润十分丰厚的长程贸易。他们必须先筹集大量资金，置办船只，雇用海员，远航他乡，取得外地的商货，运到欧洲以赚取厚利。在这些城市的富商手上，发展出了银行制度、保险制度等那些后世资本主义的工具。这些商埠城市的政治权力就在这些富商银行家手中。在这一阶段，公权力与财富之间互相撑持的关系已经很显著了。在近代世界，以英国、美国为例，新兴民主政体的发轫，大概都是先由一些大地主启动体制的改革，然后以城市工商业者为真正的主力，建立政商之间的合作关系。

近代资本主义在远洋贸易之外更重要的发展园地，则是工业革命以后的大规模生产，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互相依附的。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需要先有资金，才能置办工厂设备和取得原料。这些原料往往又不能仅仅依赖当地的资源，而必须从远处运来。大量生产的成品也不能单单依靠当地的市场，而必须运送到远处开拓更大的市场。于是，不仅预筹的资金必须有一定的规模，取得原料和开拓市场的努力也必须依赖国家力量做后盾。所以，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业化必须和国家的资源力量配套，才能有开展的实力和余地。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是这种国家支持的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的面貌将西方经济力量扩张到全球，西方的文化也因此成为世界现代文化的主流。

就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而言，第一次工业革命 以机器生产代替了依靠人工和天然能源的生产方式。现代科技不断发展，能源由煤逐渐扩展到水电、石化，然后扩大到核能等；生产的工序也由以工人为主体，逐渐转变为生产线的一贯作业，工人只不过是生产线上的一部分，与机器没有差别。任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为降本求利，必然会尽量降低成本。在机器生产之初，工人并不需要跟过去一样的熟练技术，也并不一定需要强壮的体力。于是，童工、女工都成为劳力剥削的对象，因为他们的工资较为低廉。工人工作的条件也在减少成本的要求下越来越简陋，工作时间则往往每天超过十小时。工厂的主人掌握了资本，工厂生产的主导权在于主人，工人只是一个附属品而已。这种非常不对等的合作关系，使得工人成为被剥削者，无力反抗。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关注，理想的社会主义者要求对此有所纠正。也有人组织工会，以集体力量为工人争取起码的权利。马克思和恩格斯主义则主张以工人为主力的社会革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决，从18世纪末以来从未停止。当然，马列主义的社会革命到今天也呈现出许多内在的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了“苏东波”剧变 和中国改革等现象。

大规模工业生产导致工厂地区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空气和水都被严重污染；工厂地区的工人居住区生活条件也非常恶劣。凡此对自然环境造成的损害，也是工业化逐渐发展之后，每一个工业国家不能避免的灾害。19世纪以来，面对青山翠谷布满乌烟瘴气，许多文学创作者为此悲叹；社会运动也不断地要求在生产与生活之间必须有一定的平衡，不能为了生产物质商品而损害了人类维持生活的自然条件。

资本主义的危机亟待国家制度的改进和匡正

一方面，劳资不公平造成社会的不公不义；另一方面，工业生产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毁损。到20世纪时，工业生产成为许多有识之士关切和抗议的课题。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地方发生以外，工会运动 和挽救环境的绿色革命运动 都是20世纪社会运动的主要形态。但是，因为政权与财富的结合非常密切，这些运动往往不能顺畅地发展。到今天，即使在民主政治已经有坚实基础的英国和美国，政权和两党政治中保守的一派还是常常以保护公民的自由权为理由，尽力阻挡公权力做种种政策上的矫正。以匡正上述弊病为主要诉求的另一端政治力量，或者自称自由主义者，或者自称进步主义者，或者自称工党运动者，却是不断希望通过民主政治选举和议会政治的立法，约束财富对政治的干预——关于这一类的课题，在后面还有更多的陈述。

英国在二战以后，工党长期执政，建立了一套社会福利制度；在欧洲其他国家，同样的社会福利制度得到普遍的支持。美国在罗斯福“新政 ”时期，制定“反托拉斯法 ”防止垄断企业的出现，以减少财富垄断市场的现象。同时，美国实行了社会福利基金制度，给一般公民起码的生活保障，使失业者和退休者都有基本的收入。奥巴马当政时努力推动全民医保，也是为了使社会中的穷而无告者不至于因为疾病而无钱可治。经过漫长的两个世纪，至少对内而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也已经知道，必须用民主的自决权对本来促进生产的动力有所约束，以避免其因为生产能力的扩大和成长而成为噬人的怪兽。

最近数十年来，世界各处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有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的现象。过去我们所谓“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 ”——那是在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农业社会。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贫富的悬殊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以美国而论，财富分配金字塔顶端百分之一的富翁，拥有全国财富的百分之四十，而底层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却是室无余粮。这种倾斜如果不加以匡正，只会一天比一天严重，到了某一天，世界上将只有一小撮富人和一大批穷人。社会主义的理想曾经给过大家一个美梦，然而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理想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是“病理学的诊断”，本身却不是医疗的良方。将来，我们如何能将这已经高度倾斜的不公，拉回到可以忍受的差异分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地思考。

今天北欧各国的社会福利已经有比较完备的规模，而且社会福利和社区发展配套，也使得孤立的个人有所归属，我们将来在别处会有更多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