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开启了科学和自由的时代

这些远方的理想国，对欧洲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梦想，也是一种提示。他们认为：东方有这样的国度，为什么欧洲不能有同样以圣王领导的理性秩序？于是，在公教秩序不能面对挑战之后，他们也寻求建立一个新的文化秩序。对于东方文物的爱好，反映于艺术，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风景画和图案。在戏剧方面，中国《赵氏孤儿》的戏剧故事被翻译成法文，传诵一时。中国文化里的人文思想不同于欧洲的神权理念，中国人认为，人是一切的根本，社会的秩序是人际关系的合理格局。中国数学和自然科学表现出的相对性，以及天人之间的互依互伏，都和西方专断的一元性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爱好，维持了一百多年。在18世纪以后，当欧洲文明兴起时，“中国”两个字却完全改变了内涵，从理想国一下子跌落成贫穷和愚昧的代名词。这种改变是后来的事，在17世纪，“中国”却被西方知识分子用来“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给欧洲知识分子带来改变自己民族文化的动机。

于是，以法国为基地的许多知识分子发挥了在欧洲史无前例的作用，他们引发新的思潮，开启新的学科，一方面发挥理性的思维，另一方面容许不同的意见彼此辩论。一时之间，经过学术思辨获得的知识成为人类思维的基本依据，仰仗神学的权威或者政权的支撑不再成为主流。在法国之外，英国的启蒙运动除了理性的思辨以外，又加上实际经验作为验证的工具，因此，科学的实验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这些基础上，启蒙运动开启了近代文明的两大特质——一个是理性的科学，一个是思想的自由，后者又变成民主政治的基础。陈独秀引进西方文明时，特别强调了“赛先生” ^[1] 和“德先生” ^[2] ，也就是这两个特质的表现。

韦伯 ^[3] 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理论，以加尔文学派的神学为基础，这个理论具有一定的影响。根据一些中国学人的解释，认为他指的是勤俭、朴实等德行。其实，韦伯指的是，加尔文神学的信徒可以自以为是上帝特别赋予他使命，这一个人在世间的作为正是上帝赋予他恩宠的象征。世俗的成功，例如在商业上获得利润，也不过是代表他可能已经是上帝选择的神意表现，其着重点是使命感。韦伯思想是不是能完全解释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还有争论的余地。这一套想法——将个人的命运直接联系于神的恩宠和使命，确实和天主公教会以纪律约束教民的想法有很大的距离。以中国的思想而言，个人有承受天命的机会和责任，这个天命不是统治国家的皇命，而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自我期许。韦伯解释加尔文思想，是否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启示，也许还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

法国大革命标榜了“自由、平等、博爱”三个条件。自由，是指从宗教革命以后，世人都拥有神创造人以后赋予的特权，除了向神屈服以外，人不必向其他任何人屈服。于是，自由不仅颠覆了教会对人的控制，也颠覆了封建领主对属下人民的专权。平等，是指在神的面前世人都亲如兄弟，没有高低贵贱的阶级之分，也必须彼此相爱。博爱，原意是指兄弟之爱。因此，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是神人关系的直接延续，不容许有其他的干预造成人与人之间地位、权利和义务的差别。

[1] 赛先生 即Science，译为“科学”。

[2] 德先生 即Democracy，译为“民主”。

[3] 韦伯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法学派在欧洲的创始人之一。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宗教、伦理等精神因素。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