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女同窗

《通往查济的路上》是一本散文集，它的作者叫刘琼，是我大学同学。

从1987年秋进入兰州大学中文系算起，一晃就过去三十三年了。不知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兰大中文系那时招生是一年多，一年少。多的一年招两个班，少的一年一个班。86级是两个班，到我们就只一个班，全班54人，男女生数量基本相当。我们入学的基本年龄大都在十八岁以上，但偏偏有四个十六岁的早熟品种，混到了我们班上，刘琼就是其中之一。

当年，中文系学生英语多数不好，我们班却有些特别，有几个同学英语成绩一直不错。记得新生入学以后，学校组织了一场英语竞赛，分文、理科两个组，文科组四个一等奖，我们班占了三个，刘琼也是其中之一。

刘琼是安徽芜湖人，对当时的我来说，那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江南的风物和水乡生活都超出了我的想象力。我对江南的印象，除了文学和影视作品外，主要得自同宿舍几个南方哥们儿的日常叙述。刘琼虽然年纪小，但她似乎少年老成，不像另外一个兄弟那样稚气未脱，至少我没感到她和我们年龄上有差距，也可能因为女生心智普遍早熟吧。

那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整个社会的物质水平远不如今天发达，贫富分化也没有今天严重，同学们大都生活简朴。记得军训结束以后，那套军装我们都穿过很长一段时间，刘琼似乎偶尔也穿。但到了四年级，她画风一变，打扮起来了，一袭团花的风衣，玳瑁框的眼镜，踽踽独行于校园中——人工湖畔时常也能碰到。

八十年代的中文系，学生创作的氛围比较浓，我们班有好几个诗人，文艺方面有特长的也不少——个别同学现在还保持着登台表演的热情。我既乏文采，又无特长，只能对同学们表示仰慕。记得第一年元旦时，班上搞联欢，刘琼就跳过一个舞蹈，身段煞是好看，说明她是有这方面才能的。但她并不热衷于表演，也没有参加过学校的此类社团。

刚上大学，年少的我们青涩而腼腆，除几个谈恋爱的家伙外，男女生之间的交往并不多，大家普遍比较拘谨。我和刘琼算是聊得多的，也仅仅限于专业和阅读方面的话题。我们对未来都没有明确的方向，只知道按兴趣随意阅读，偶尔会交流一下对某本书的看法。这时候，我总怕自己读得不够透，怕自己知道得比别人少。如今想来，这大概是我当时仅有的一点攀比心理的表现吧。在我的记忆中，刘琼是女同学中读书比较用功的，也肯动脑子思考。

大学毕业前，我因为考取了本系的研究生，不用参加毕业分配。刘琼则暂时选择了回家，去了马鞍山农委。她曾经告诉我，不准备在那个单位待很久，而想去南方的高校读研究生。作为本地人，我当时不会想到西北的条件，对她这个江南女子来说有多艰苦。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了一件往事。有一年秋天回学校，在西安火车站换车，候车室里人流拥挤，我老远看到了同班章国勇的影子，立马不顾人多，大声呼叫，拼命挥手。老章显然听到了我的喊声，却只点了一下头，旋即湮没在了人流中。上了车，由于买的是站票，一个人寂寞，我就一节一节顺车厢找，终于发现了他。见面就责问他怎么不打个手势，国勇一脸苦笑，指着脚下的两只黄帆布提包说：“你知道这是啥？”我当然不知道。经解释才明白，他居然从江西老家带了两包大米回来。原来国家粮食政策那时还没放开，兰州大学有一阵每月只给每个学生供应五斤大米。“你们那个馒头实在太难吃了！我要买个煤油炉自己煮饭！”老章恶狠狠地说。我这才明白，候车室里的老章，两手各拎着一包大米，根本抬不起来。对南方的同学来说，初到西北，要适应的应该不只有饮食习惯一项。刘琼铁了心地要回江南，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她果然没有食言，只在马鞍山待了一年，就考入了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了《人民日报》社。我再次见她，已经是1996年冬天了。那时我即将从山东大学博士毕业，来京求职，在报社与她见了毕业后的第一面。后来我也如愿来京，加上两家住得又近，见面的机会很多。从平常的交流中知道，刘琼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当然也很忙。难得的是，她一直没有放弃写作，时常有作品发表。

拿到《通往查济的路上》，我先看她写自己家乡和家人的文章。尽管早年那个让我神往的江南，如今已不再神秘，但刘琼心笔下的安徽，我还是陌生的。在她的笔下，查济沿途的历史遗迹和自然风景，都承载着徽州沉甸甸的人文和历史，这是作为游客的我所体会不到的。《泗水流，静静流》主要写皖北，由泗县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说起，写到泗州戏，进而联想到唐诗宋词中对泗水的书写。作者的思绪信马由缰，在时空中随意穿越，看似不太经意，却展示了她对这块土地历史的熟稔和对故土的关切。

《祖父的青春》是刘琼第一次写她的成长环境。以前我并不了解她的家庭背景，记忆中似乎读过一篇她写姨妈的文字，针线很细密，但与她的关系不很直接。这篇文章让我知道她有一个享受离休待遇的爷爷，青春时有过浪漫的往事。老人的风光历史，带给刘琼最直接的好处是，大学时代，她可以每月额外从爷爷那里得到15元补助，这在当年可不是小数字。刘琼有一篇写到青海湖游玩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收到这本书中。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去青海湖是件奢侈的事儿。虽说穷而好游的不乏其人，多数都情侣搭伴儿。我只到研究生二年级，才下决心去了一次。刘琼是跟谁去的，她没有说，但每月15元的额外补助，使她的游玩不再显得奢侈。

不论是谈历史文化，还是写人，刘琼都深得散文写作“形散而神不散”的秘法。她敢放开了写，又能在恰当的时候及时收住。《延边，与敏赫有关》，最能体现这一点。这本来是一篇游记性质的随笔，目的是写延边。但文章开头从自家对门的朝鲜族小男孩敏赫写起，然后转入正题。文章结尾两句是：“敏赫今年要读大学了。敏赫妈妈说他将去首尔留学。”把朝鲜族人、延边和朝鲜半岛特殊的文化圈巧妙地串在了一起。这种手法，她在文化散文的写作中用得很熟练。

在《通往查济的路上》中，占绝对篇幅的是文艺评论。这既是刘琼的专业，也是她的工作。她所服务的媒体平台，给了她发挥专业特长的好机会。作为评论家，刘琼近年很活跃，不断参加各种研讨会，当然也不断地写评论。让我欣慰的是，她一直保持着内心的纯净和清醒，拒绝无聊的吹捧。在《学客正沦为掮客》一文中，她写道：“学客是学术界的掮客。什么是学客？学者而兼门客。顾名思义，学客混迹于学术界，不是怀抱学术探研、知识传播的人文理想，而是以此为谋生平台，周旋于学术和商业两个圈子，日常表现就是混圈子、跑会议、说套话。他们是学术界的华威先生，风光、忙碌，但比华威先生还要可恶，因为他们往往不仅不学无术，还结党营私、媚官趋商，为了‘可怜见的’一点银子，毫无道义和原则，外表还冠冕堂皇煞有介事。”学术腐败，于今为甚。“文化垃圾‘日积月累’，学客‘功不可没’。”处在刘琼的位子上，她看到的东西应该很多。这篇文章绝非无的放矢。

我注意到，刘琼最近写了许多文化散文，谈诗论词，说花品草。她在谈论女性与文学的关系时曾说：“女性是天然属于文学的。从美学的角度，如果把艺术的类型分为阴性和阳性，文学属于阴性艺术，它在向内挖掘的能力和表意的丰繁细致性上，是其他艺术形式望尘莫及的。……文学的阴性气质，与女性的情感方式、语言习惯、思维逻辑是协调的。”（《女性与文学五题》）这个论断是否准确，我不敢断定，但它表明了刘琼对于自身写作的态度。

在我的记忆中，刘琼有个习惯性的动作，每当脑袋稍稍一歪，脸往上扬，就是要跟你辩论的架势了。人到中年后，她日趋成熟，肢体语言大为丰富，不见了早年单纯的痕迹，但年少时的锋芒丝毫未减。在《是谁折断了“情怀”的翅膀》中，她写道：“青年没有凌云之志，社会焉能进步与发展？脚要踏在土地上，眼睛要向着云端，生命才能脱离蝇营狗苟，社会才能进步。”我恍惚又回到课堂辩论时的感觉——那时候刘琼年纪还小。

这两年，刘琼经常应邀参加我单位举办的一些文学活动。她曾大喇喇地指着我，对我的同事们说：“他是我看着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