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认知封闭与心身问题
心身问题曾被叔本华称为世界之结。对于心身问题,一种常见的回答是不承认它,如当前各种形式的还原物理主义。麦金基于大脑性质对我们认知封闭而断言心身问题无法解决。他的观点令人惊讶,又不乏勇气。他认为心身问题是真实的,大脑与意识的关联也是确实存在的,它应该有一个理论形式的解决方案,但我们无法理解这个理论,它对我们认知封闭。当麦金宣称心身问题超出了我们的认知极限时,他究竟说出了什么?通过梳理麦金的论证结构,并考察他的核心假定,可以认为:第一,麦金在论证过程中产生了他自己没有注意到的推理谬误,使他得出了不恰当的结论;第二,麦金提出的认知封闭的三个方面皆是不成立或不能确定的;第三,麦金的论证结构中的核心假定是错误的,因为它隐含着不可能。所以,当麦金声称由于认知封闭,我们不能解决心身问题时,是基于一些错误的推理和假定得出的。他基本上没有解释出与我们对心身问题的传统认识有明显不同的东西。
一、认知封闭
麦金讨论的意识现象是心身问题的硬核。他说:
黏湿的灰质是如何产生多姿多彩的现象的……无数没有知觉的神经元的集合怎么会产生主观的知觉……从物理的大脑中产生意识就像从水变成酒一样,但我们对这种转变的性质却一无所知……对心身问题的研究就是要理解这一奇迹是如何发生的,从而消除它的神秘感。
在麦金看来,有两种解释意识的方式:一是自然主义;二是超自然主义。麦金认为意识根源于大脑的性质,但由于知觉封闭性所决定的认知封闭性,我们不能通过内省(直接考察意识本身)或知觉(直接研究大脑)直接连通意识与大脑的性质。他的论证步骤如下所示。
第一步:定义认知封闭。当且仅当某一类心灵M的概念构造程序在其自由支配下无法应用到对性质P(或理论T)的理解时,对于性质P(或理论T)而言,心灵M在认知上是封闭的。
第二步:把心身问题转换成能否产生并理解关于大脑性质P的理论T。由于大脑是意识的基础,因此,存在特定的大脑性质P。这样,就存在某种关于P的理论T,该理论充分解释了意识对大脑的依赖。只要我们知道了T,心身问题就有了一个建设性的解决方案。由此,问题就变成了我们能否获得理论T并理解P。
第三步:因为大脑性质P对我们认知封闭,所以,不能产生理论T。即便有了理论T,我们也无法通过掌握T来理解P。
结论:我们不能解决心身问题。
为了支撑这一观点,麦金需要说明为什么大脑属性P对我们认知封闭。对它的论证,可以用麦金自己的语言表示如下:
(1)由于大脑是意识的基础,故存在某些被大脑所例示的属性P。
(2)我们识别P的方式有两种:其一,直接考察(内省)意识本身;其二,直接研究(知觉)大脑。
(3)内省不能识别P。
(4)对大脑的直接研究不能识别P。
(5)因此,我们不能识别大脑属性P。 [27]
以上是麦金声言我们无法解决心身问题时的主要论证过程。一句话概括便是由于大脑性质超出了我们的认知极限,因此不能获得一个关于大脑性质的理论来回答心身问题。
但是,通过对麦金相关著作的梳理,我们发现他在同一个文本里先后有以下表述:
表述1:我想要表明,问题出在我们的认知结构,是它限制了我们的认知能力,让我们无法获得关于大脑之自然性质的某种概念以说明心理与物理之间的联系。我们构造概念和发展理论的方式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理解这种因果联系。
表述2:存在某些必然无法通过对大脑的感知而被认识到的大脑性质,现在的问题是,它是否就是这样一种无法被感知到的性质。我的论证如下。首先,我将论证大脑性质P的确超出了我们的感知能力;而后,我将坚持任何以感知对象为起点的推演都不能将我们引向这一观点,以此论证这种认知封闭是彻底的……。
表述3:我们无法知悉何种大脑性质可以解释意识,因而心脑之间的联系是不可理解的。
这些引文表明,在麦金的论述中,大脑性质、心脑联系、大脑如何产生意识这三者是同一的。当他说大脑性质对我们认知封闭时,实际上也是说心脑联系、大脑如何产生意识对我们认知封闭。因此,麦金提出的认知封闭至少包含三个方面:
(A)大脑作为意识之基底,使它产生意识的那种大脑性质对我们认知封闭。
(B)心脑的因果关系对我们认知封闭。
(C)大脑如何产生意识对我们认知封闭。
麦金认为心身问题如果得到解决,就必须能够完整解释大脑活动如何产生意识经验。所以,当他说我们无法解决心身问题时,他是在断言(C)。但根据前面对他论证过程的分析,我们知道其主旨是在说明(A),即大脑性质P对我们认知封闭。这就是说,麦金论证的是(A),但得出的结论是(C)。那么,问题便是能否从(A)得出(C)?即能否从大脑性质对我们认知封闭得出大脑如何产生意识对我们认知封闭?答案是否定的。
例如母子之间亲密感产生的过程。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催产素通过对母亲和婴儿的大脑产生作用,使母亲和婴儿之间建立联系。因此,催产素又被称为亲密荷尔蒙。它是喜爱、慷慨、和平、信任和承诺的信使。当催产素作用于杏仁核,便会抑制恐惧感。在此过程中,催产素从下丘脑产生,作为神经激素在垂体后叶被释放到血液中。它还被传递到许多其他脑区,在那里,它们作为神经递质(化学信使)从神经纤维末梢释放出来,
从而在母子之间产生各种各样充满爱意的行为。在这些过程中,我们详细地知道它们的发生,但每一个过程中的属性我们无从知晓。脑科学虽然不能把握某个意识状态的属性,但它可以阐释该意识状态发生或缺失时的神经过程。这样的事例很普遍,正如我们知道打印机打出彩色照片的过程,而不知道这些过程中发生的属性一样。因此,对过程的属性认知封闭,不能推出对过程本身认知封闭。
麦金仅论证了我们不能识别大脑性质,得出的结论却是我们不能知道大脑如何产生意识。因而,他的论证出现了推理谬误。这是我们要指明的第一个问题。下面我们还要讨论命题(A)和命题(B)是什么关系,并且考察命题(A)本身是否如麦金主张的那样一定为真。
二、心脑关系
麦金认为(B)是从(A)得出的。他说,大脑状态引起意识状态,关于心理与物理的联系的理论必然存在,这种因果关系必然经由特定的大脑性质关联起来。 [28]
(A)是麦金的主要论题,他断定心身问题无法解决便是基于(A)。为了澄清(A),根据麦金的论述,我们可以把(A)用(A
*
)来更加明确地表示:大脑性质P对我们认知封闭是因为P是非空间属性,我们对P如何关联大脑的空间属性认知封闭。麦金自己也认为(A
*
)是可以从(A)中直接得出的等价结果。
同时也可以说,我们不知道大脑性质P如何关联大脑的空间属性是因为非空间的大脑性质P对我们认知封闭。
麦金宣称根本没有哪种空间属性可以给心脑关系带来满意的答案,我们不理解意识状态会从空间结构中产生。因为我们不能想象和理解空间属性如何能够产生非空间的意识。这也是自笛卡尔以来心身关系的主要难题,查默斯称之为意识的硬问题。麦金以他自己的方式也指出了这一点,他是诉诸我们能够想象和理解的东西来建立他的判断。但是,一个事物是否可以想象或理解,依赖于我们的理论和经验背景以及想象能力。例如,月食现象、地球是圆的、量子的波粒二象性等,这些都曾一度是我们无法理解和难以想象的。也许此时我们无从想象可以通过定位大脑空间属性来解释大脑性质P,不能理解P如何从空间结构中产生。但这些缺陷没有给我们理由得出P不是从空间结构中产生,没有大脑的空间属性来解释P。 [29] 也就是说,麦金诉诸想象力和可理解性不能确定大脑性质P必然不是大脑的空间属性。这样,(A * )就不一定成立。所以,作为(A * )等价形式的(A)也就不能仅诉诸想象力和可理解性而被断定为真。
接下来,再看命题(B),即心脑关系认知封闭如何。其实,麦金在为命题(B)进行辩护时,他提出的理由反而说明我们已经知道了心与脑的某些联系,比如大脑是意识的基础,它们是因果关系,意识经验和大脑性质P之间是一种必然联系等。换言之,麦金是在对心脑关系的认知基础之上再断言(B)。这表面上看是个逻辑问题,实际上则恰恰说明心脑关系并没有对我们认知封闭。我们可能在形而上学层面对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还存在诸多思辨性问题,但这不影响在对心脑关系的认识基础上,发展出高超的人工智能。
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麦金提出的认知封闭的三个方面均是不成立或不能确定的。这是我们指明的第二个问题。然而,透过对麦金论证结构的梳理,我们还需要从更深层次上澄清一个关键问题,即他论证中的核心假定是否可能。如果厘清了这一点,就可以在形式和内容上进一步明确当麦金声称我们不能解决心身问题时,他是否解释出了新的东西。
三、大脑性质
在麦金的理论中,下面这个假定是他整个论证的起点和中心:
核心假定:
由于大脑是意识的基础,因此,存在特定的大脑性质P。这样,就存在某种关于P的理论T,该理论充分解释了意识对大脑的依赖。
麦金认为大脑决定意识状态对我们来说是神秘和无法了解的。但它既然发生,就必定有一个解释。这种解释必然包括一些特定的大脑性质P,从而使大脑产生意识。但P对我们是未知的,并将永远保持未知。这是不少人称麦金为神秘主义者的缘由。其实他应该是个自然主义基础上的神秘主义者。若把麦金作为自然主义者,把P解释为大脑的自然属性,那么显然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来识别P。这与他坚持的不能通过直接研究大脑来识别P相矛盾。因此,P不是大脑的自然属性。
麦金的假定能否成立,关键在于要搞清楚他提出的大脑性质P到底指什么。麦金本人没有直接说明P是什么。不过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已知道P不是大脑的物理属性,但也不是意识现象本身,而是解释大脑为什么能够产生意识的某种关键的非空间性质,它和意识状态一样对我们认知封闭。麦金认为有两种方式来认识P:一是直接考察意识;二是直接研究大脑。但这两种方式都不能使我们知道P。
首先,单纯靠持续又细致的内省不能给我们提供关于性质P的知识。因为内省只能获得对心身关系一端的直接认识,对这一关系的性质却没有这样的认识。
所以,在意识内部进行的概念分析不会使我们识别P,现象学描述不能为心身关系的硬核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其次,直接研究大脑无法使我们认识P。P虽然被大脑例示,但不能用物理词汇定义。心身问题来自大脑和意识两种相互关联的、实在的、完全不同的差异性。大脑纯粹被现代物理学的空间词汇所描述,而这种描述不适用于意识。 [30]
心身关系的难题正在于无从通过解释可观察的物理数据来掌握P。
所以,我们将永远困惑于大脑如何引起意识。但大脑性质P关联了大脑空间属性和意识经验,充当了两者的中介。关于大脑性质P的理论T,即是解决心身问题的理论。心身问题的解决就在于能否获得理论T,使它能够完整解释意识现象对大脑状态的依赖。为什么麦金认为在特定科学里会对大脑性质有一个彻底的非神秘解释,但该解释理论在我们的认知能力之外?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理解“充分解释”。总之,在麦金看来,现象学的内省和物理主义的实证等这些人们已知的方式都不能“充分解释”意识。
麦金在论述他的核心假定时,运用了内格尔的观点:存在某些特定类型的意识经验是我们无法把握的,如蝙蝠的主观经验。 [31] 如果大脑性质对我们开放,即如果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满意的理论,该理论能充分解释意识的特殊形式是如何依赖于不同类型的生理结构的。那么,通过这个理论我们将能了解蝙蝠的大脑如何产生蝙蝠的主观经验。接下来,会有一个关于蝙蝠大脑的解释性质P1,它把蝙蝠的主观经验与蝙蝠的大脑连接起来,借助P1,即便我们没有蝙蝠的主观经验,也会充分地理解蝙蝠的大脑如何产生它的经验。在此论述中,麦金预设的前提是蝙蝠的经验是由神经或其他物理事件构成的。只有这样,才可能形成一个理论解释,经过这个解释,我们从发生在蝙蝠身上的相关物理过程中掌握关于蝙蝠主观经验的概念,而这些概念给予了我们和蝙蝠一样的经验特征。 [32] 也就是说,蝙蝠对自己经验的体验是直接的、透明的,但通过关于蝙蝠大脑性质P1的理论,我们也获得了透明的蝙蝠的经验。至此,可以看出,麦金提出的“充分解释”是要达到这样一个要求:任何关于大脑性质P的理论T,自身都必须使我们能够掌握所有具有主观经验特征的概念,即使不是亲身经历,这些概念也赋予了我们透明性经验。
这是麦金的核心假定所蕴含的一个内在要求。只有这样,理论T才可能解答心身问题。它要求掌握一个经验概念,就必定同时赋予对该经验性质的理解。就像拥有蝙蝠主观经验的概念,必然也会拥有和蝙蝠一样的主观体验。但是,当表征意识经验的概念被掌握时,这种经由概念解释的经验本身已经不是透明的了,它是间接的。为了把握这样的概念,我们必须知道拥有那种经验是什么感觉。正如麦金自己所说,若你没有亲自体验到某些经验的性质,你就无法构造关于这些性质的概念。
这意味着,除非经历那种类型的实际经验,没有任何理论能把我们从关于蝙蝠的物理事实中带向拥有蝙蝠那种经验是什么样子。因此,麦金的假定实际上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理论能够满足它。
麦金的意图是要表明,由于大脑性质P的认知封闭性而不能产生关于P的理论T,所以没有理论T能充分解释意识对大脑的依赖。但问题是,麦金却坚称有这样的理论。他说:
心理—物理联系的性质在特定科学中可以得到彻底且非神秘的解释,这种科学解释理论T像其他任何自然规律一样自然平常,并无任何神秘可言;它以普通的方式解释了意识和大脑的联系,就像我们描述肝脏和胆汁的关系一样。在心身问题这里,只不过是人类天性当中存在一种完全超越了我们认知能力的实在。
因而,可以这样概括麦金的逻辑:他先从一个不可能的假定本身得出这个假定不可能,然后又声称这个不可能的假定真实存在,只是它超越了我们的认知能力。总结起来,麦金的论证由三个层面构成:一是假定本身是不可能的,但这是他论证的前提和基点;二是从这个不成立的假定自身推出假定不可能,出现了循环推演;三是断言这个不可能的假定超越人类理解之外而存在。所以,我们认为麦金的观点是由他的前提预设决定的,论证过程有循环解释的倾向。由于前提假定的不可能性以及论证过程的循环性,使他最终不得不把心身问题引向神秘主义。
在麦金看来,我们永远不能找到联结心理与物理的那种大脑性质P,但存在关于性质P的理论T,只是原则上我们无法建立起这样的科学。就心身问题来说,他认为任何充分解释意识的满意的理论,都必须能够把经验概念赋予那些没有这些概念的人们。这个标准其实也可以用来反对物理主义。内格尔对物理主义的批判便是缘于物理学概念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但内格尔和麦金都没有去质疑这个标准本身的可能性,内格尔把它归于物理主义的缺陷,而麦金把它归于认知能力的缺陷。
心身问题可以看作是在世界的物理空间结构中来协调意识的位置,它的心理因果性和主观现象性是自笛卡尔以来困扰我们的主要难题。麦金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提供了某些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的论述。但他基于认知封闭性而声称我们不能解决心身问题时,他对认知封闭的论证以及他的前提假定是经不起深入推敲的。首先是出现推理谬误,论证的是大脑性质认知封闭,得出的结论却是我们无法知道大脑如何产生意识,而这两者是有本质不同的。其次是认知封闭的三个命题不成立或者不能确定为真。最后,他的核心假定本身是不可能的,又从这个不可能的前提得出了一个不可能的结论,并宣称这个不可能的结论竟然存在。可以说,麦金似乎没有权利断言心身问题无法解决。当他这样断定时,除了把意识引向神秘领域,他给出的解释实质上并没有超出自笛卡尔以来人们对心身问题的传统认识。
[1] Esa Díaz-León,“Can Phenomenal Concepts Explain The Epistemic Gap?” Mind 119,No.476(Oct.2010):933-951.
[2] John Rogers Searle,“Why I Am Not a Property Dualist,”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9,No.12(Nov.2002):57-64.
[3] Jesper Kallestrup,“The Mind-body World-knot,” Think 8 ,No.21(Mar.2009):37-51.
[4] Jesper Kallestrup,“The Mind-body World-knot,” Think 8,No.21(Mar.2009):37-51.
[5] John Rogers Searle,“Biological Naturalism,”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Cousciousness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Ltd,2017),pp.327-336.
[6] Jaegwon Kim, The Myth of Nonreductive Materialism ,in The Mind-Body Problem: A Guide to the Current Debate ,(Cambridge: Blackwell,1994),p.252.
[7] John Rogers Searle,“Biological Naturalism,”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Cousciousness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Ltd,2017),pp.327-336.
[8] Theodore Sider,“What's So Bad About Overdeterminatio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67,No.3(Nov.2003):719-726.
[9] Karen Bennett,“Why the Exclusion Problem Seems Intractable,and How,Just Maybe,to Tract It,” Nous 37,No.3(Sep.2003):471-497.
[10] Theodore Sider,“What's So Bad About Overdeterminatio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67,No.3(Nov.2003):719-726.
[11] Brandon Cary,“Overdetermination and The Exclusion Problem,” Austral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9,No.2(Jun.2011):251-262.
[12] Brandon Cary,“Overdetermination and The Exclusion Problem,” Austral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9,No.2(Jun.2011):251-262.
[13] Brandon Cary,“Overdetermination and The Exclusion Problem,” Austral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9,No.2(Jun.2011):256-259.
[14] Ullin Thomas Place,“Is consciousness a brain proces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47(1956),pp.44-50.
[15] Jesper Kallestrup,“The Mind-body world-knot,” Think 8,No.21(Mar.2009):37-51.
[16] Charles Henry Whiteley,“McGinn on the mind-body problem,” Mind 99,No.394(Apr.1990):289.
[17] Matthew Owen,“Aristolelian causation and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 Topoi 39,(Oct.2018):191-197.
[18] William Jaworski,“Hylomorphism and the construct of consciousness,” Topoi 39,(Nov.2018):1125-1139.
[19] Leslie Marsh,“Mindscapes and landscapes: exploring the extended mind,” Zygon 44,No.3(Sep.2009):625-627.
[20] Evan Thompson,“Sensorimotor subjectivity and the enactive approach to experience,” Phenomenolgo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 4,(Feb.2006):407-427.
[21] Daniel D.Hutto.“Enactivism: From a Wittgensteinian Point of View,”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0,No.3(Jul.2013):281-302.
[22] Evan Thompson,“Sensorimotor Subjectivity and the Enactive Approach to Experience,”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 4(Feb.2006):407-427.
[23] Marcello Barbieri,“Semantic Biology and the Mind-body Problem: The Theory of the Conventional Mind,” Biological Theory 1,No.4(Dec.2006):352-356.
[24] Marcello Barbieri,“Semantic Biology and the Mind-body Problem: The Theory of the Conventional Mind,” Biological Theory 1,No.4(Dec.2006):352-356.
[25] Marcello Barbieri,“Semantic Biology and the Mind-body Problem: The Theory of the Conventional Mind,” Biological Theory 1 ,No.4(Dec.2006):352-356.
[26] Marcello Barbieri,“Semantic Biology and the Mind-body Problem: The Theory of the Conventional Mind,” Biological Theory 1 ,No.4(Dec.2006):352-356.
[27] James Garvey,“What does McGinn think we cannot know?,” Analysis 57,No.3(Jul.1997):196-201.
[28] Colin McGinn,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1991),p.6.
[29] James Garvey,“What does McGinn think we cannot know?,” Analysis 57,No.3(Jul.1997):196-201.
[30] Charles Henry Whiteley,“McGinn on the mind-body problem,” Mind 99,No.394(Apr.1990):289.
[31] Thomas Nagel,“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 Philosophical review 83,No.4(Oct.1974):435-450.
[32] Robert Kirk,“Why shouldn't we be able to solve the mind-body problem?,” Analysis 51,No.1(Jan.1991):1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