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向社会主义过渡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民族进入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重整山河，百废待兴，如何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如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向先进的工业国建设？如何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系列新问题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亟须解决的崭新课题。

（一）巩固新政权

新中国成立实现了百年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华大地上呈现出气象万千的新局面，焕发出勃勃生机，人民群众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期盼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然而，建设一个新世界谈何容易？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困难和严峻考验。军事上，全国尚未统一，国民党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还盘踞 100 多万军队负隅顽抗，各地残余势力乘机进行大肆破坏。经济上，新解放区还未进行土地改革，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农村的主要矛盾。新中国接手的是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农业生产萎缩，交通落后，物质匮乏，民生困苦。现代工业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7%，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占 80%以上。农业萧条，粮食产量急剧下降。物价飞涨、市场混乱、通货膨胀严重影响着人民的生活，直接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国际上，新中国成立，虽然得到苏联、东欧以及亚洲国家的承认和支持，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在外交和国际斗争上，新中国面临严峻的考验。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执政掌权的党，在全新环境中不仅要克服困难，学习经济建设和政治治理的本领，更重要的是在进入城市后，能否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不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腐蚀。这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曾警示过的，也是在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崭新课题。在中国财政、经济面临各种困难的复杂形势下，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预言：“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军事上 100 分，政治上 80 分，经济上 0 分。”如何战胜这些困难，考验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遭遇的复杂形势和诸多困难，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保持理性，满怀信心迎接挑战。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基本方针，采取一系列积极稳妥的措施，确定以恢复工农业生产为中心，医治战争创伤，休养生息，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开展各方面的建设工作，拉开了新中国伟大建设的序幕。

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人民解放军以磅礴气势，向国民党残余势力发起最后的歼灭战。1951 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在新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对遗留在大陆的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进行大张旗鼓地斗争，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使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匪患得到根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稳定社会秩序，为巩固新政权、开展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提供保障。

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新解放区开始对城乡基层政权进行改造，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人民政府的政权组织体系从中央一直延伸到最基层的乡村，形成了上下贯通、高效运转的国家行政体系。国家政权组织有效延伸到城乡最基层社会，是新政权建设的特点。打破数千年来“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为党在全国执政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是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一次大变革。

中国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 100 多年来中国屈辱外交的历史，使新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崭新态势屹立在世界东方，为新中国确定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新型外交关系提供了前提。根据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制定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同苏联等欧亚近 20 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0 年 2 月，新中国与苏联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解决了两国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于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中苏缔结同盟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采取的首次重大外交行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和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向世界昭示“一个中国”原则，对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和孤立产生积极影响。

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旧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是党中央的既定方针和新中国外交的既定原则和重要任务。唯有完成这个任务，才能凸显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才能巩固新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才能为新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道路。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将帝国主义在中国拥有的海关管理权、驻军权和内河航行权予以收回。之所以选择首先收回这三项权利，是因为这三项权利的丧失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象征，深深伤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城市接管过程中，清理外国政府、私人和团体在中国设立的宣传机构，外国人在中国所办报刊、广播电台、通讯社和记者的活动一律停止。文化、教育、卫生、慈善等机构，在遵守中国政府法令的前提下允许继续存在。这种分别对待的办法，既能够消除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渗透，也能够在确保遵守中国法令前提下发挥其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人民政权，能否遏制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稳定经济秩序，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形成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经济格局，为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奠定物质基础，打破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经济上 0 分”的疑虑，这既是新政府亟须解决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爱国民主人士和民族资本家十分关注和期待的事情。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各地军管会按照“原职、原薪、原制度”不变，采取“自上而下、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没收 2400 多家官僚资本银行和 2858 个官僚资本企业归国家所有，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由于官僚资本控制了全国经济命脉，操纵国计民生，所以没收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国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领导力量和主要经济基础，为调节各种私有制经济成分、组织恢复生产事业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并决定社会经济性质和发展方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解放区的工矿企业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生产处于瘫痪状态，工业生产恢复困难重重。党和政府动员一切力量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热潮之中，工人阶级发挥了主力军作用，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领导责任。同时，针对不法金融投机势力掀起的猖狂进攻，造成物价上涨、影响人民币流通、人心浮动、工商业经营受到严重冲击的局面，党和政府精心部署、迅速领导打击不法投机资本，采取统一财经和稳定物价的政策，初步稳定了市场主动权，取得了新中国成立后财经战线上的重大胜利，毛泽东高度评价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长期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局面下广大人民群众遭受生存压力和生活苦难折磨的历史，为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必要条件。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稳定物价斗争的胜利回击了那些对中国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质疑，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上取得胜利，而且也能够在经济斗争中取得让人惊叹的奇迹，这对集中财力全面恢复和发展经济发挥重要作用，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也由此开始。

为争取全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1950 年 6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会议指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完成土地革命、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三个条件，才能使国家财政状况根本好转。为确保党提出的这项中心任务的实现，毛泽东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提出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这次会议制定了稳健的发展战略，对争取国家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正当中国人民为全面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之际，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组织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同时将第七舰队派遣到台湾海峡，不仅威胁新中国的安全，而且阻挠中国统一大业的进程。出生未满周年的新中国遭受到头号世界强国的威胁，考验着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美国政府低估了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反抗的决心和力量，在美国政府眼中，新中国与美国对抗是不自量力，是以卵击石。基于这种判断，美军越过“三八线”后向中朝边境推进。在战争废墟中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物资极度匮乏、财政相当困难，以“小米加步枪”水平的武器装备，出战迎击经济实力最雄厚、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和现代化后勤保障供给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在敌我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出兵参战，能否打赢？会不会“引火烧身”“惹祸上门”？经过权衡利弊后，应朝鲜政府请求，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较量，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树立国威，打出军威，不仅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也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不得不重视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分量，为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赢得和平的国际环境，标志着中国在军事上“站起来”了。

（二）厘定大政方针

在巩固新政权的同时，通过厘定大政方针，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任务，党和政府领导开展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和建设，实际上是全面推进实施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封建土地制度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是造成广大人民群众长期贫穷落后的总根源，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是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富强的根本障碍。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和基本纲领。

1950 年 6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正式颁布实施。党和政府采取各种形式，充分发动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地主阶级作坚决斗争，一场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农村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1952 年底，土地改革运动基本完成。土地改革的完成，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带来了农业生产大发展，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是党领导人民进行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历史性标志，为实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

在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党和政府领导开展了诸多社会领域的民主改革。1950 年，随着国营企业建立党、工会组织，在工矿企业开展民主改革，废除工人群众深恶痛绝的封建把头制和侮辱工人的搜身制等落后腐朽的生产管理制度，清除企业内部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加强工人内部团结，吸收工人参加管理，建立企业民主管理制度。通过民主改革，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促进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50 年 5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该部法律的颁布摧毁了封建婚姻制度，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等社会风气开始形成，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家庭生活的伟大变革的开端，推动了占全国人口半数的妇女的解放，大大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此外，党和政府还领导开展了扫除旧社会痼疾的斗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社会恶习，严重毒害人们的身心，必须予以取缔。经过三年努力，几千年来屡禁不绝、被视为不治之症的娼、毒、赌等社会痼疾，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基本禁绝了。新中国改善社会风气、净化社会环境、巩固人民政权、振奋民族精神取得显著成绩，社会各界为之赞叹为“奇迹”，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惊叹。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凸显了党和政府荡涤旧社会留下了的各种恶习的决心、胆识和魄力，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更加热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在不断推进社会领域改革的同时，党和政府领导开展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建设。经济方面，合理调整工商业，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方针下，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通过调整，私营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得到快速发展，不利的则受到限制，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加强，形成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局面。城乡互助交流，初步形成促进商品流通的市场格局。通过扩大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贸易对策，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加快了经济上独立自主的步伐。基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状况和抗美援朝战争趋于稳定的局势，在“边抗、边稳、边建”的财经工作方针基础上，1951 年 2月，中央政治局又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为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即将进行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作了充分准备。

加强民主建设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的主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尚不具备。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后，创造和运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种形式推进民主政治建设。随着社会秩序的基本安定、群众组织程度的提高和经验积累，中央人民政府要求各地召开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各级人民政府。1952 年底，人民代表会议成为一项制度，在全国自下而上建立起来，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为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经验。与此同时，党中央要求加强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制度工作。积极争取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等各界人士的力量，为完成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发展的任务共同奋斗。在民族地区，党的中心工作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各民族地区成立民族自治机构。民族区域自治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为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平等、加强团结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奠定基础。

思想文化上，党和政府对私营报纸、刊物、电台及各类通讯社进行改造，建立起传播革命思想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舆论宣传阵地，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宣传思想工作中指导思想的地位。对教育文化事业进行改革，使教育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幅扩招，以适应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发展急需的人才需求。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成立中国科学院，调整科研机构，建立比较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提出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方针。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医疗卫生方面，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在这些方针指导下，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均取得明显成效。

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思想战线上开展的一项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高涨，他们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新社会，以适应形势的巨大发展变化。党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方针，组织他们学习了解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51年 9 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十二位教授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并推广到京津地区各高校，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周恩来受中央委派，向京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阐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勉励知识分子站在人民和工人阶级立场，防止发生各种思想偏差。随后，这场运动推广到整个教育系统，成为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2 年秋基本结束。这场运动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形势要求而发起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转变思想和提高认识的运动，主要解决分清革命与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等问题，对帮助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发挥重要作用。虽然有的做法比较粗糙，比如对于复杂的思想问题采取群众斗争的方法，伤害了一部分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感情，但总的来说，这项工作维护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稳定，也符合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知识分子贡献力量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一项崭新课题。针对党内滋长的居功自傲情绪、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恶劣作风，引发人民群众不满的情况，1950 年 1 月 1 日，党中央发出在全党进行历时半年的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为深入解决党内思想和组织不纯等问题，中央决定从 1951 年下半年开始开展为期三年的整党工作。经过整党，共有32.8 万人离开党组织，其中 23.8 万人被清除出党，这些人属于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9 万多名不合格党员被劝退。整党整风运动，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巩固和加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为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组织保证。在全国执政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建设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的执政党，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的重大课题。

在整党过程中，针对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向党员干部行贿等手段谋取利益，以及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贪污腐化问题，1951 年 12 月，党中央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抓住典型、严肃处理等方式，形成强大社会舆论。先后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虽对革命有功，但因腐化堕落为大贪污犯，被判处死刑。“三反”运动抵制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清除了党和政府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纯洁了干部队伍，是党在全国执政下保持廉洁从政向腐败宣战的第一枪。

1952 年 1 月，又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推动了私营企业民主改革步伐，使党和政府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又取得一个回合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前三年，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始终担负起工人阶级执政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按照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施政，通过各条战线的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推动民主建政和社会建设，成效显著，为大规模经济建设、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