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阀割据混战

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北京建立起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反动统治。

（一）军阀割据的乱象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接踵而至的革命浪潮使清王朝处于大厦将倾的态势，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逼迫清帝退位，又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解散国民党，破坏民主共和，复辟帝制，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在众叛亲离中被迫宣告取消帝制。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又一次失去了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不得不各自寻找培植各自的代理人，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以便扩张在华侵略势力。由于北洋政府尚未有有能力统摄全局的人而走向分裂，在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下，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各派军阀割据和相互混战的局面。

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直、奉系三足鼎立、轮流执政，中国陷入群雄纷起、兵祸相连的军阀割据时期。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依靠日本支持控制安徽、山东、浙江、福建、陕西等省广大地盘，以北洋派正统自居，企图宰制天下。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英美为靠山，控制江苏、江西、湖北等长江流域最富庶的地区。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以日本为后台，占据东三省，逐渐把势力伸进关内。各派军阀为争夺中央统治权而矛盾激化，展开了多方面争权夺利的纷争和混战，先后爆发了直皖战争、直奉战争以及各地小规模的战争。这些军阀也纷纷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列强作为靠山，迎合西方列强扶植代理人扩大在华势力的需要，各地军阀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以武力争夺地盘和政治上的权力，以达到偏安一隅、各自为政、称雄割据、发展自己势力之目的。“中国内部各派系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的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此外，还有占据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受到日本的扶持，控制云贵两省的滇西军阀唐继尧、控制两广地区的桂系军阀陆荣廷等受到英美的扶持，各派大小军阀均占据一定地盘，不断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彼此相斗的闹剧，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大小军阀在帝国主义列强扶持下，尔虞我诈，进行割据混战，使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动乱之中，连年不断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1926 年，北伐战争前夕，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控制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陕西、河北一部分，以孙传芳为首的直系军阀占据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盘踞东北各省和京津地区。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北洋军阀逐渐走向解体，被国民党新军阀所取代。北洋军阀统治中国 16 年，军阀割据，为争夺地盘、争权夺利，军阀混战此起彼伏。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入侵，列强和军阀相互依赖，相互支撑，军阀沦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和帮凶，致使中国政局动荡。北洋军阀割据混战，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

1928 年，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告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标志着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北洋军阀的统治正式结束。国民党新军阀取代北洋军阀，继续独裁统治中国，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扼杀中国近代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尽管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但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分裂成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为首的不同派别。为消灭异己，争夺中央统治权，新军阀内部矛盾激化，相继发生蒋冯战争、蒋桂战争、中原大混战等，中国再次陷入新军阀割据混战之中，战祸遍及中国，混战越演越烈，其规模和次数比北洋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战乱中死去，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新军阀，都依靠军队控制中央或地方政权，表面上接受中央政府领导，也会把国家统一、民族主义作为旗号或招牌，但其真实目的是为骗取民众、扩充势力找借口。各地军阀事实上拥兵自重，不听调遣，各自为政，割据称雄，为争夺地盘常常兵戎相见；随着军费开支逐渐加大，就对老百姓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抢劫和暴力掠夺农村，以补充军队供给，使本已贫困的农民雪上加霜，社会秩序混乱，无数人流离失所。军阀割据造成政局动荡，国家常年战乱，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促使中国人民思考国家前途。

（二）军阀割据混战的原因分析

近代中国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形成的原因，可以从国内、国际以及断裂时代的制度和价值缺失三个层面进行审视。

首先，从国内层面来看，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持续 2000 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并未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也未得到根本改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被破坏，但封建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等传统专制制度仍具有较强影响力。自然经济是各地军阀割据称雄赖以存在的土壤，各地大小地主为军阀提供经济支撑，又在军阀武力保护下维持其在地方上的特权，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依靠，构成一种共生关系。各地军阀对内依靠武力实行专制统治，对外依靠出卖国家利益换取列强的支持扩张势力、操控政局，反过来又被列强所利用，作为侵略中国的代理人，加剧国内混乱局势，政局动荡、纷乱和分裂。

其次，从国际层面而言，帝国主义列强认识到划分势力范围、“分而治之”、以华治华的侵略政策远远比瓜分中国代价小得多，因此，为维护其在华侵略利益，往往采取寻找代理人的策略，清政府、李鸿章、袁世凯等都曾扮演过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控制中国的工具。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不得不重新寻找代理人，由于找不到具有能统治全局的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重重，不得不放弃共同的代理人，转而寻找各地的代理人；加之各派军阀纷纷投靠不同列强壮大势力，双方一拍即合，在列强扶持下，军阀割据混战也反映了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冲突，列强矛盾冲突加深又反过来加剧了军阀割据混乱局面。这些军阀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而且也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军阀割据混战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加剧了中国人民抗争难度。

最后，军阀割据混战局面的形成，也与中国传统向现代转变断裂时代的制度和价值缺失密切相关。清末民初，在中国持续几千年的政治制度轰然倒塌，陷入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制度断裂、价值多元混乱时期。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中国处于新旧转型时期，旧秩序解体，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这就产生了“传统断裂”和“制度失范”，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军阀割据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