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族顽强抗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剧烈变化，不甘屈辱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极大刺激和震动，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睁开眼看世界，初步认识到经济技术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要想战胜呈现勃勃生机的帝国主义列强，就要学习西方，否定传统“天下观”和“华尊夷卑”，从“天朝上国”的虚骄自大的心态中解脱出来，通过与西方国家的比较认识到自己的落后，从而促进近代世界意识的形成，希望通过改革达到自强、求富、御侮的目的，回应西方世界的挑战。为此，中国社会各阶级为挽救民族危亡，对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顽强抗争，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使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落空。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第一批睁开眼看世界的农民运动领导人、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先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救国方案。

（一）农民的抗争

在近代以来的反帝反封建历次斗争中，农民始终是主力，他们强烈的反抗给外国侵略者和清王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遭受到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群众为求生存，不得不奋起反抗，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高潮。1851 年 1 月 11 日，洪秀全等人领导，掀起气势磅礴的反抗清朝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太平天国既是单纯的农民革命运动，动摇了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戳穿了清朝反动统治虚弱的本质，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同时也带有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英勇抗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凸显了中国人民不甘屈辱和坚决捍卫民族独立的决心，并将旧式农民起义推向最高峰，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由太平天国运动开启的近代化初步尝试归于失败，成为未竟之业，但对洋务运动推进近代化产生启蒙和引路作用。

19 世纪末，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之际，为救亡图存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打出“扶清灭洋”旗号，集中表现了义和团将斗争锋芒指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凸显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真诚愿望。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定信心和伟大力量，虽然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归于失败，但阻止和打乱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计划，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加速了埋葬清朝的步伐，是中国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失败表明，农民不是新生产方式、新的阶级力量的代表者，囿于自身狭隘、保守等阶级弱点，不可能提出科学革命理论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来指导革命实践，战胜强大的敌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固然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自发的农民战争不可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

（二）地主阶级洋务派的抗争

面对内忧外患的危局，清政府的有识之士和洋务派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中，纷纷开始觉醒，看到了中国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的现实，主张向西方学习，继承“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采西学”，“制洋器”，师法西方自强求富，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洋务派试图唤醒中国这头“沉睡的狮子”，希望通过兴办洋务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掀起了持续 30 多年的洋务运动。洋务派认识到当时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表明他们开始突破以“天朝上国”“华尊夷卑”自居的传统观念，将中国置于世界之中来审视中国所处的地位，并对中国面临的险恶国际环境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初步具有民族和国家危机感。洋务派官僚都是站在维护清政府的立场上主张向西方学习，虽然认识到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和西方政治制度的优势，但并未想过用西方政治制度取代中国君主专制制度。

洋务派的“自强”以“练兵”“制器”为中心，试图使中国能够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洋务派先后创办了采用机器生产的江南制造总局等一批军事工业，为实现从手工制造到机器制造开辟了道路，首开中国工业化进程之先河，一定程度上对防范和抵御外国侵略势力产生积极影响。洋务派在“自强”的同时也创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这些企业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发端，客观上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以此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独占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政府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举步维艰，为求生存发展，免遭走向破产的境地，不得不祈求外国资本主义的庇护，或者本国政府的支持。在此夹缝中，这些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很难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获得自由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独立的近代中国工商业体系的建立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洋务派创办的这些民用企业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进一步加剧了传统农业经济走向解体，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加快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无论是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还是民用企业发展中遭遇的困境表明，外国侵略者不会让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富强起来，近代工业创办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宣告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的破产，这种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终究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洋务派希望以此通过“自强”“求富”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愿望注定是水中花、镜中月。惊醒沉睡的“东方睡狮”，还将经历更惨痛的失败。

（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抗争

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被瓜分的民族危机日益严峻起来，同时引发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起点。“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东方睡狮”终于开始觉醒，但觉醒进程仍然需要经历数十年的历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代表的维新派思想家积极宣传维新思想，发动“百日维新”，希望通过变法把中国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局中拯救出来，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戊戌变法的发动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维新派主张革新变法，反对因循守旧、泥古不化，要求“大变”“全变”。亡国灭种危机迫在眉睫，唯有变法才能挽救危局，免于遭受列强瓜分。维新派依据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否定君权神授论，批判在中国延续了 2000 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正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主张“兴民权”，“开民智”，向往“以民主为体，以自由为用”的西方政治制度，学习和效法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使维新派可以参与政权，用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制度。依据“天赋人权”思想，积极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冲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这个护身符。主张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科学技术，达到“富国养民”的目的，实现中国经济的近代化，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主张将学习西方文明，检讨和省思中国传统文化，废除科举，改革八股取士制度，兴办学堂，培养新式人才，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举措。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新生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发起的挑战。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刚登上政治舞台就不敢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幻想仅仅依靠并无实权的光绪帝，进行自上而下的变法来实现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维新派虽朝气蓬勃，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但实力不足，对革新变法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过于乐观又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似乎实现国家富强是很容易的事情。维新派也不敢触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尽管打出“救亡图存”的旗号，但认为挽救民族危亡，不必与帝国主义发生正面冲突，只要通过变法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可以免遭帝国主义的侵略，甚至幻想能够得到帝国主义的帮助，这也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妥协性的体现。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革新变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条路仍然走不通。

（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抗争

面对 19 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资产阶级自告奋勇，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成为近代中国有识之士探索如何使中国富强起来的爱国主义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将其政治诉求与革新变法救亡图存汇集在一起，使戊戌变法运动具有全民运动的性质。戊戌变法运动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运动，维新派创办中国最早的报刊，兴办新式学堂，倡导西学，建立政治团体和学术团体，开阔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为后人接受新思想、认识世界扫除障碍。戊戌变法运动也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作为政治变法的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但作为思想启蒙运动为 20世纪初期的思想启蒙运动首开先河。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面对更加严峻的民族危机，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唯有推翻反动的清政府，才能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随着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和高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以独立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救国方案。

1911 年 10 月 10 日，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先后宣布独立，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清政府土崩瓦解。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他提出对内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统一，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建立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行政方针。辛亥革命是 20 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一次具有比较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中华民国，宣告在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在中华大地上高高升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鼓舞不甘屈辱的中国人民不断探索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之路。

民族资产阶级限于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尚未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依然未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也没有提出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土地问题的方案。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历来就是中国革命和改革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谁就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革命派缺乏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也就不能动员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民众这个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不仅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纲领，反而试图以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换取帝国主义支持中国革命。然而，残酷的现实使南京临时政府仅存三个月，就被受帝国主义支持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取代。辛亥革命既未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人民探索中国出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新的伟大起点，对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以沉重打击，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革命洪流势如破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随之而起，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诞生并走上政治舞台提供历史契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或参加或受此革命洪流洗礼，正是由于他们从辛亥革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能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必须另谋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