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陷入苦闷和彷徨之中，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未使中国走上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之路，惨痛的教训使他们进行反思，仅靠移植西方政治制度不可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必须从文化的深层结构和思想启蒙上根本改造中国。必须引进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批判和改造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专制思想，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激发并唤醒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新思潮，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有利条件。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欧洲文明的破产，动摇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追求，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进行反思和批判。尤其是巴黎和会给追求“公理”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幻灭感，使五四运动时期一大批充满救亡情怀，却又深陷失望中的知识分子思考中国出路在哪里？在民族危难之际，面对巴黎和会上中国面临的“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局面，1919 年 5 月 4 日，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旨在“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的具有现代性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揭开了全民族彻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中华民族开始整体性觉醒，走向现代化由此全面启动。五四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

苏俄发表对华友好宣言声明放弃在华特权的行动，与西方列强牺牲中国利益不同形成鲜明对比，使“渴求民族地位平等的中国，愤慨于英法，失望于美国，希望于苏俄” 。中苏友好宣言和所谓“平等”条约，以及打倒帝国主义的政策宣传，对国人产生极大的冲击和影响，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形象地说明了从苏俄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视线由西方转向了苏俄。在“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 的氛围下，“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道路” ，成为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经过“问题与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否适合国情的论争”，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思想界的时髦思潮。由此，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民智和饱受西方列强压抑的民族意识，交融汇合成一股亲苏俄、向往社会主义的潮流，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走上苏俄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逐渐以其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在诸多社会思潮中“万里挑一”“独领风骚”，成为时代“宠儿”，时人称之为“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如果说 20 世纪初思想文化上再造中国几乎成为共识，那么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改造之路则将其他政治力量远远抛在身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从书斋走向社会实践，既符合时代的呼唤，也表明思想引领革命的实践要求。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0 年初，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是最早酝酿筹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8 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底，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在他们的联络推动和指导下，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以及旅欧、旅日留学生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到工人群众中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组织基础。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帮助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建立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条件日益成熟。

1921 年 6 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经李达、李汉俊与陈独秀、李大钊书信商议，通知各地党组织派代表赴上海参加建党成立大会。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13 位平均年龄只有 28 岁的年轻人，克服种种困难从四面八方汇集上海。这是中国共产党各地党组织第一次大聚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红色起点”，使“中国改换了方向”。7 月23 日—30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号（今兴业路 76 号）召开，参加大会的 13 名党代表，代表了全国 50 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30 日晚，因遭到上海法租界巡捕袭扰搜查，会议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进行，完成了大会全部议程。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明确指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之目的，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期艰辛探索，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组成中央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这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理论武装、坚强的领导核心与中流砥柱，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引领中国人民迈上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康庄大道，使中国这艘巨轮行稳致远，指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航程。“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的逻辑起点。

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的南湖红船上点燃，而这条见证了党的诞生的小船，也获得了一个光荣的名字——“红船”。红船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共产党扬帆起航之地。2005 年 6 月 21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首次将建党精神确定为“红船精神”，从三个层面阐述“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初心的源头，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什么出发”的历史命题。建党百年来，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潮头，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伟大成就，都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在救国、兴国、强国的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我们党都始终坚持“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任凭狂风巨浪，矢志不渝地带领中国人民驶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航向。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宗旨。正因为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才能使我们党拥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红船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它所承载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正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 ，是共产党人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是我们党立党、兴党、执政兴国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中的精神之源。

2017 年 10 月 31 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一周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上海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这两个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中国革命原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毛泽东同志将这里形象地比喻为中国共产党的“产床”，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这两个革命原点撒播革命火种，开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这艘巨轮不断前进的航向。习近平总书记一行沿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足迹，探寻我们党的精神密码。翻开风云激荡的红色篇章，在追寻历史中汲取力量，使我们深刻铭记“我们向前走，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成为始终激励我们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怀有这个初心和使命，才能够从弱小到强大，乘风破浪，推动中国浩荡前行，从建党之初仅有 50 多名党员到拥有 9000 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正是由于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我们才能告慰历史、告慰先辈，不辜负对人民的承诺，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推动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走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大踏步迈上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光辉历程，驶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追求，是不同阶级的最基本共识和最大公约数，中国近代史就是从民族沉沦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纵观中国近代史，以大历史的脉络对近代中国历史上不同阶级为实现民族复兴发起的抗争进行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到洋务派发动和主持的地主阶级的自救革新运动，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戊戌变法，到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的辛亥革命，都曾给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统治者以不同程度的打击，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也就不可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目标。究其原因，在于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地主阶级，亦或是资产阶级，都不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理论，不能依靠和发动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广大人民群众，且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不能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清醒的认识，注定了这些运动或革命的失败。

对这些反抗运动失败原因，毛泽东的评价可谓是一针见血：“从 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 1919 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 70 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尽管如此，为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不同阶级的顽强抗争也为后人留下了反帝爱国思想、对民主科学的追求、强烈的振兴中华的使命感等宝贵思想遗产。唯有继承这些思想遗产，彻底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才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目标，使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完成这些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风雨如晦、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社会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革命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克服种种困难，经过艰辛探索，逐步摸索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党领导全国人民沿着这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进行 28 年浴血奋战，建立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这头“东方睡狮”沉睡百年后终于醒来，开辟了划时代的历史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