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兵书：大军事战略家的成长助力

（教条主义者说我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

——摘自毛泽东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蒙哥马利：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

毛泽东：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蒙哥马利：我也学过成吉思汗，他强调机动性。

毛泽东：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蒙哥马利：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毛泽东：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摘自毛泽东1960年5月27日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战略智慧，主要是靠战争实践积累和升华得来的。但在成长为军事大家的过程中，他究竟读没读过传统兵书和现代军事著述呢？答案是，毛泽东读过，并且下了一些功夫。

春秋末期孙武留下的《孙子兵法》，是世界上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被历代军事家奉为经典。

作为一代军事大家，毛泽东很重视《孙子兵法》这本书。但这里有一桩公案，即毛泽东从事军事实践的初期，是不是读过《孙子兵法》。

事情的起因是，在上海的党中央搬到根据地后，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排挤和打击毛泽东，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说他“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凯丰还批评毛泽东：“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道：“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凯丰答不出来。毛泽东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答不上来，说明他也没看过《孙子兵法》。

对这件事情，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曾讲过多次。比如，1960年12月，毛泽东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道：

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呢？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

毛泽东还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从那以后”，便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给当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和派往东北军做联络工作的刘鼎写信说：“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毛泽东当时读《孙子兵法》等，是为了写那本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用他的话来说，“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在稍后一系列军事论著中，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一些观点的引用，更是得心应手。后来，他曾对斯诺说：“我确实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一类的著作。”

当然，从我们所看到的材料来看，毛泽东在长征以前也并不是一点也没有接触过《孙子兵法》，至少在青年时代他是间接读过的。1913年10月至12月他写的课堂笔记《讲堂录》里，便有好几段前人记述和发挥《孙子兵法》的内容。比如，在“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这段话后面，毛泽东记有：“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毛泽东还标明，出自“孙武《谋攻篇》”。

如果说，读《孙子兵法》有助于毛泽东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么，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则有助于他写出《论持久战》。

毛泽东曾留下一本1938年2、3月间作的读书日记，里面记述，他在3月18日“开始看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第一天便读了55页。有人考证，毛泽东当时读的《战争论》，很可能是柳若水根据马込健之助的日译本转译的横排白话文本，该书由上海辛垦书店1934年5月出版。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正是在这之后的1938年5月。

事实上，早在1937年12月28日给郭化若的信中，毛泽东就提到要“搜集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中外战略书籍，希望“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

在写完《论持久战》以后，毛泽东仍然注意阅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1938年9月间，毛泽东约了十来个人，在他所住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后来又有萧劲光、萧克等将军，文化人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在这期间的座谈会上，毛泽东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内容。何思敬因为懂德文，照着本子随译随讲。毛泽东听得很认真，拿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记录。

当时参加这个学习小组的莫文骅的回忆更具体，他说：

仅我参加过的就有他（毛泽东）先后组织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我（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被吸收参加了。《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五倍到十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他还用秦始皇先后派李信和王翦领兵灭楚一败一胜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从这个回忆可知，毛泽东很重视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有关集中兵力的论述。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着意发挥了《战争论》中的另外两个观点：一个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另一个是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看来，毛泽东在延安写出大量的军事理论论著，并不是偶然的。除了土地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积累，也与他下功夫研读古今中外的军事论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