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是铁，上了列宁的书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简称《两个策略》），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摘自毛泽东1933年致彭德怀的信

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摘自毛泽东1948年4月21日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封面上的批语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简称《“左派”幼稚病》，是列宁著述中，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实践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1920年，为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思潮，列宁撰写了《“左派”幼稚病》。1927年，上海的浦江书店出版了吴凉翻译的中译本，1930年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重印。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初期，一些年轻的共产党组织出现了“左”倾机会主义，以极左的面目闹独立，表现出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列宁称其为“‘左派’幼稚病”。为克服这股“左”倾思潮，把他们引上无产阶级革命正确轨道，列宁在批判右倾倾向的同时，写了《“左派”幼稚病》。

《“左派”幼稚病》是毛泽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列宁著作。

毛泽东最早读到这本书，是1932年领导红军打下福建漳州的时候。此前，毛泽东在领导创建中央苏区的过程中，实行的一些政策，常常受到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质疑。由于在农村山沟里，找不到马列著作来读，以获得理论上的说明，毛泽东感到很苦恼。打下漳州后，他专门到一所中学的图书馆里，挑了一大批书带回苏区，其中便有《“左派”幼稚病》。

当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其主要错误是，否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把所有中间势力都当成“最危险的敌人”；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在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对于不同意他们“左”倾观点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推行冒险主义。这些做法，与共产国际成立初期“左派”们的“幼稚病”相似。所以，毛泽东研读《“左派”幼稚病》，得出的结论是：“左”倾同右倾一样，严重危害着革命事业。

为了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读书收获，毛泽东把这本书推荐给党内的其他同志。彭德怀后来在其自述中回忆说，他接到毛泽东先后寄来的《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后，是认真读了的。他说：“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掉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

此后，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党内的反倾向斗争。在延安时期，为了总结前一段中国革命的经验，并从理论上弄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他又多次读了《“左派”幼稚病》，并把书中列宁论述党的纪律的内容，列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学习的主要文件之一。

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专门谈道：“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作报告时，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五本马列经典，其中就有列宁的两本。他说：“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

1948年初，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出现重大转变，我方逐步占据优势。解放区日益扩大，占领的城市越来越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范围越来越大，遇到的新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需要加强中央和各大战略区的密切联系，以沟通情况，及时化解新问题。毛泽东由此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个口号。但此时党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各行其是状态。比如，在党中央明确建立报告制度后，东北局没有按中央要求定期向中央汇报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毛泽东两次发电报询问，结果只收到一个简单答复，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发电批评说这是“敷衍态度”，认为“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1948年4月重读《“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前面引述的第二段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

这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重印了列宁的《“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并于1948年6月1日印发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简称《前言》）。

《前言》号召全党干部认真学习和研究《“左派”幼稚病》第二章，指出，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并取得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忠诚、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自己的胜利。《前言》还说：现在的情况已经有很大改变，在过去曾经是正确的高度发展地方自治权的方针，现在已不完全适用。全国的革命形势，要求全党全军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政策完全统一，要将一切可能统一的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领导之下。

薄一波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毛泽东在延安读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读了几十遍。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也多次重读了这部著作。在以后的岁月中，直到他晚年，还多次阅读列宁的这部著作。

毛泽东后来读这部书，注意力更宽了。

1949年6月，他在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说：“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

1956年4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中说道：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随即引用《“左派”幼稚病》里的话：“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然后发挥说：“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