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才刚刚开始

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一年。

——摘自毛泽东1959年7月2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苏联人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专门组织读书小组逐段阅读的一部书。他对该书的大量评论，体现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规律的初步总结。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人员集体编写，1954年8月初版，后来几次修订，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权威著作。毛泽东阅读的是该书修订第三版的中文本，由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出版。

对这本书，毛泽东早在1954年就注意到了。《人民日报》在1954年11月13日和14日连载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二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11月18日便致信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向他们推荐这章译文。

最终引发毛泽东细读此书的原因，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严重错误。当时，许多地方出现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和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倾向。11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对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着手纠正。

为帮助各级干部更多地了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里面说：“可以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在会上讲道：“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

在1958年11月下旬召开的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的材料，他批示将这个材料印成会议文件发给与会同志。11月21日，他在讲话中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

1959年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开幕的讲话中，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为庐山会议要讨论的18个问题之首。他说：“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1960年1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现在1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2月、3月、4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毛泽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1959年12月，他来到杭州，住进一个叫汪庄的别墅，还带来一个陪他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班子，包括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每日下午3点左右，毛泽东同读书班子逐段阅读和讨论。

毛泽东当年的秘书林克，也参加了这一读书活动。根据林克日记所载，毛泽东于1959年12月10日在杭州开始读这本书，进度是每天边读边议10页左右，少则5页，多则19页，除星期天休息外，从未间断。到1960年2月9日，在广州读完全书。用这么长的时间集中读一本书，对书中的重要论述几乎都有所评论，这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涯中，是仅见的。

参加读书的邓力群负责记录毛泽东的谈话。保存下来的有两个本子，一个是《读〈政治经济学〉下册的笔记》，一个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前者将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做了归纳，加了小标题。后者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顺序，以边读边议的形式，记录了毛泽东的谈话。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从前者节选了4万多字的谈话记录，分为4个部分：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则按阅读日期，从后者收录了不少。

正是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纷纷组织读书小组，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们在阅读讨论中的谈话或笔记，都有留存。

事实上，毛泽东对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评价并不高。原因有两个：一是觉得它的“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二是觉得“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

但他为什么要花功夫阅读该书，并且号召全党领导干部阅读呢？原因很明显：一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二是当时中国最需要总结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规律。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当时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错误，重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发表的重要谈话，反映了他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艰苦探索，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挥，也有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与教训的反思与总结。

从大的思路上讲，他的谈话体现出来的阅读收获有：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单靠老祖宗不行，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为现实服务；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是管理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劳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1959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干革命，是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才刚刚开始；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太早；搞建设也要忍耐，不要希望早胜利；我们还没有掌握经济运行的客观法则，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等等。

毛泽东在阅读评论中，提出1959年以前，主要是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这个观点，他在当时多次强调。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没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上了，搞什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是属于革命范畴，忙那些事情忙得要死。现在我们要转过方向。人有两只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又一次谈道：“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

这些讲话，反映毛泽东当时确实准备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去，并对未来充满希望，所以他说：“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思索和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但没有再将社会主义划分为若干阶段。列宁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不同的阶段。毛泽东在阅读谈话中发表了与列宁相同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可再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

“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正是今天中国确认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