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探索我国经济建设规律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9日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

第一次郑州会议，我就在那里讲了斯大林的那一章。什么叫按劳分配？什么叫等价交换？原则赞成，实际反对。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最近又看了三章。现在讲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是斯大林这本小册子。他讲客观规律，第一章就讲客观真理。他把社会科学的这种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

——摘自毛泽东1961年6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不怎么喜欢斯大林的著作，说他总是居高临下教训人，但对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则基本肯定，在阅读中主要是看重书中对商品经济、价值法则以及一些具体的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论述。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晚年著的一本小册子，主要由写于1952年2月至9月的几封讨论经济问题的信组成。该书总结了苏联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提出一些重要观点，对苏联和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毛泽东细读并推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原因，和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都是为了纠正“大跃进”中犯的违背经济规律的错误。在1958年11月9日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各级党的干部写了前面引述的那封信，郑重建议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1952年11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译本出版，毛泽东立刻找来读了，并在封面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大圈，表示已读一遍。随即，他提出将该书作为在京高级干部的学习材料。12月10日，他又在中宣部关于在京高级干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在报上发布学习总结性的新闻报道。”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究竟读了几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无法确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仅1958年他便3次阅读该书。他的批注和圈画，保留下来的有4种本子。有关批注和谈话，已分别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文集》。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间，由于我们搞经济建设没有经验，不得不照搬照抄苏联的一些做法。对于这种“抄”，毛泽东认为“是必要的”，但是“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经济工作的错误，我国照搬苏联经验的许多弊病也明显暴露出来，毛泽东便明确提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他在1956年4月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专门讲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是第一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书，还是应该读的”，在读的时候，“大家要动脑筋，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问题，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已有的做法束缚”。

怎样才算是“动脑筋”阅读呢？就是用分析的态度来读这本书，分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或不大正确的，哪些是模糊的、不太清楚的。在阅读谈话和批注中，毛泽东提出：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引者注）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又说，斯大林这本书的不足是：第一章讲掌握规律，但怎样掌握规律没有提出；斯大林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值得研究；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基本错误是不相信农民；计划经济有话没有说完；工农业关系、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没有讲清楚；对于轻工业、农业不够重视；等等。

1958年以后，毛泽东又是怎样把自己的阅读体会传达给党内领导干部的呢？

就在写信给党内四级干部劝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天，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开始做阅读辅导报告。他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第二章、第三章，讲商品和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

毛泽东还在这本书中的相关段落旁边批注：“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学会熟练地应用了这个客观法则？我们的计划是否完全反映了这个客观法则？”

在这以后，毛泽东继续荐读这本书，要求一如此前。在195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要大家“拿出几个月时间”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

在1961年6月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恳切地说：

我这话一直讲他几年，你们做好思想准备，听厌了，我就不讲了。要重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写得比较好，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三十五年的总结。我们才十一年，写不出政治经济学来。这本书里，斯大林讲了两个经济法则：一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一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

毛泽东在阅读此书时，着重考虑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和商品经济问题，这也是当时的经济实践和已经走过的路程提出的基本问题。如农、轻、重的关系问题，“两条腿”走路问题，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问题等，就是他在阅读这本书时比较重视的一些问题。其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毛泽东最为关注、批注最多的问题。由于当时存在着一股否定商品生产，把它与资本主义等同的思潮，且这又是一个关乎社会主义盛衰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思考较多，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收入了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两次谈话，题目叫《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文章说：“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最后一句话，看起来是不是有些熟悉？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不也是这样说的吗？市场经济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提出，“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当时提议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多少是想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和规律，进而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提供历史认识的基础。根据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周恩来不久即在广东从化组织的读书小组会议上，布置了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任务，交由经济学家许涤新负责。由于后来受“文化大革命”干扰，该书一直到1978年后才陆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