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国际材料可以把握国际局势

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

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摘自毛泽东1959年11月12日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阅。很有意思，必读之书。

——摘自毛泽东1960年6月21日读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作法》的批语

泰勒在朝鲜和我们打过仗，他写的《音调不定的号角》，大家有机会最好看看。在这本书里，他批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过去不重视常规武器战争。他认为，又要打原子战争，又要打常规战争，叫喊打原子战争，但又不打，这就叫做音调不定。

——摘自毛泽东1963年7月会见古巴访华代表团的谈话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阅读并在各种场合谈论西方政要的著述多了起来。这应该与他更多地关注东西方冷战格局，开始考虑调整中国的国际战略有关。他关注和研读杜勒斯的《对远东的政策》、蒙哥马利的《一种清醒的作法》、泰勒的《音调不定的号角》，便是其战略思维的一个缩影。

二战结束不久，便形成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格局。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大量有关和平演变战略的言论。20世纪50年代末期，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陆续刊载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有关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58年11月30日，他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开会之前，他要当时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找出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一些讲话给他看。林克选了三篇杜勒斯的有关讲话送给他。这三篇讲话是：1958年12月4日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上发表的题为《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1959年1月28日杜勒斯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证词；1959年1月31日杜勒斯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说。

林克回忆说：毛泽东以前看过这些讲话和其他一些材料，这次他又重新看了这几篇讲话。他和林克谈了他对这几篇讲话的看法，随后让林克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在杜勒斯的每篇讲话前拟一个批注送给他，指示将批注连同杜勒斯三篇讲话的全文印发给与会同志。毛泽东的讲话和批注，指明杜勒斯和平转变战略的实质为“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手段，促进“我们内部起变化”“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

毛泽东当时研读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言论，大致有这样一些原因：东西方冷战逐步走向高潮，从综合实力来讲，西方处于优势，因而也处于攻势，便想出各种方法来对付东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面临一个怎样应付西方的挑战的问题。尤其是中国面对的挑战不少，当时国际上还出现了一股不小的反华浪潮。故毛泽东敏感地注意到西方策略，并着意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关注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策略。这就孕育了毛泽东后来提出并特别重视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

《一种清醒的作法》又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1959年东西方外长会议期间，蒙哥马利在牛津大学作了两次演讲，并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连续发表文章，鼓吹西方应采取“和平取胜”的新策略，逐步同苏联达成协议，通过所谓“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方式，“使苏联变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最后战胜共产主义；提出未来的斗争将是政治和经济的斗争，更是意识形态和争取人心的斗争，强调应通过谈判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提出争取一个“友好的中国”是西方两大政治目标之一；等等。后来他把这些文章和演讲汇集成书，就是《一种清醒的作法》。

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60年3月出版了这本书的中译本作为内部读物。毛泽东用红铅笔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下“很有意思，必读之书”的批语，并把这本书推荐给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阅读。毛泽东阅读过的这本书，连同其他一些阅批过的书，一直放在他身边。毛泽东阅读这本书，对认识了解西方集团和平演变的策略，以及西方世界的内部矛盾的情形，对认识了解蒙哥马利等西方政界、军界要人的政治、军事观点等都不无益处。

毛泽东的批语是1960年6月21日写的。此前，即1960年5月，蒙哥马利元帅来中国访问。5月27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蒙哥马利，比较深入地讨论了一些国际问题。

1961年9月23日，蒙哥马利第二次来中国访问，毛泽东又在武汉和他两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毛泽东称赞这位前英国元帅：“我看得出你很开明。”这是毛泽东对西方将领的第一次夸奖。第二次见面，双方谈得更为深入，毛泽东对蒙哥马利的一些观点很感兴趣。蒙哥马利也确实是一位开明的人，他曾很肯定地说过：“在一定年限内，中国将成为拥有超过十亿人口的巨大力量的强大国家。”

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毛泽东很关注美苏两国的国际战略，关注它们在军事战略上的一些思考和决策，并分析建言者和决策的背景。他重视《音调不定的号角》一书，即为一例。

《音调不定的号角》（又名《不定音的号角》）的作者马克斯韦尔·泰勒，担任过远东美军总司令、陆军参谋长、肯尼迪总统军事顾问、驻越南大使、约翰逊总统特别顾问等职，该书是他20世纪60年代写的一部军事著作。在书中，泰勒建议美国政府用灵活反应战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他认为，大规模报复政策只有在苏联尚未拥有可与美国媲美的核力量时才是合适的。当苏联的核实力已达到与美国相对均势时，大规模报复战略就成了一个障碍，因为它使常规部队像欧洲的北约部队那样沦为引发核大战的导火索。泰勒认为，除非美国愿意对敌人发动大规模袭击并承受由此而招来的反击，否则大规模报复战略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介入苏联可能煽起的任何有限战争。

泰勒在书中还提出限定并削减美国轰炸机和导弹力量的建议。削减后的这些力量仍将足以提供核威慑力量——极为重要的“空中原子”盾牌。陆军、海军常规部队可以在这种盾牌的保护下去应付有限战争。因此，泰勒建议，用灵活反应战略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他的这一战略主张为肯尼迪政府所采纳。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谈到读泰勒《音调不定的号角》的体会：

现在我们也研究美国的军事著作。美国驻南越大使、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写了一本书，叫《不定音的号角》。看他那本书的意思，他是不大赞成核武器的。他说，在朝鲜战争中没用过，在中国解放战争中没用过，他怀疑以后的战争能够用这种东西制胜。他要争陆军的人数和用费，但是同时说也要造核武器，二者平行发展。他说陆军是需要的，要保持八十至九十万人。陆军要坚持陆军的人数，空军要多搞飞机、多搞核武器，海军有海军的主张。他代表陆军，要争取陆军的优先权。现在他又得到在南越实验的机会。他是去年六月去南越的，还不到一年，不如在朝鲜呆（待）得久。他会取得经验的。我已经看到美国军队怎么对付南越游击战争的条例，无非是讲南越游击战争的许多长处和许多缺点，然后说消灭游击队是有希望的。

这番评论，足以显示阅读所起的“知彼”效用。

此外，毛泽东特别关注和阅读的国际材料，还有不少。再略举几例：

1958年10月，美国心理学家哈里和波娜罗·奥佛斯特里特夫妇出版了《关于共产主义我们必须知道些什么》。杜勒斯临死前，将此书推荐给艾森豪威尔，作为和社会主义阵营作斗争的参考。中联部摘录了书中有关当时国际形势和美国反苏反共方面的内容，报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1960年1月批示道：“各同志阅，退毛。”

这个摘录分四部分：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势不两立，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谈判“必须从实力出发来进行”，美国共产党“是法律所不允许的”。第三部分说道：和共产党人谈判时，“会议桌——即使管它叫做和平桌——也不过是进行战争的另外一个场所罢了”。毛泽东读至此，批注：“说得对。”两个阵营的冷战，可谓是知己知彼，心照不宣。

毛泽东读过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毛泽东1972年会见尼克松时，称赞他写得不错。

1976年9月初，就在逝世前不久，毛泽东虽然已经说不出话来，但是依然关注当时日本自民党的总裁竞选，曾敲了三下木制床头，表示要看参选者三木武夫的书，工作人员随即找来上海刚刚出版的《三木武夫及其政见》，捧给他看。对国外政局的关注和思考伴其一生，哪怕已经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判断和决策。这或许就是战略家的本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