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梁漱溟的一场“思想遭遇战”

中国社会与西洋中古社会不同，这是不对的。要看其经济范畴相同，不能只看中国无中古的教会。

中国社会组织历久不变原因在他又好（妥当调和性）又高——这是不对的。

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

（中西文化）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账已结。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

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环境。

是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点一切皆非。此点是从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估计而来。

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不是革命吗？

——摘自毛泽东1938年1月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语

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

——摘自毛泽东1938年1月同梁漱溟的谈话

细读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后，毛泽东和梁漱溟进行了一场怎样看待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异同，以及中国的出路是改良还是革命的“思想遭遇战”。

梁漱溟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立志改造中国的“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1931年初到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全面实行他的主张。1937年5月由邹平县乡村书店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集中反映了梁漱溟的思想理论。该书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分上下两部。上部谈怎样认识中国社会文化，怎样看待近百年来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变化。下部则围绕梁漱溟提出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主张，阐述怎样改造中国社会。

1937年底，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蓬勃兴起。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的梁漱溟，为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于1938年1月5日至25日赴延安考察访问，并携带他写的《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阅读，以求得对自己主张的理解。

据梁漱溟回忆，他在延安时，毛泽东共会见他8次，除2次是设宴招待和送行的一般应酬外，其余6次会见都在2个小时以上，有2次还是从头天下午6点直到第二天清晨的长谈，其中第二次长谈便是围绕《乡村建设理论》的一些观点展开的。

在1988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问答录》中，对这次长谈有如下记述：

我头一天把自己新出版的几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他，第二天谈话他已看了这本书，并写了一条条批语。他拿给我看，说这些话是从我的书上摘下来的。……他十分明确地提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然还有统一战线的扩大，武装斗争的加强，所谓革命的三大法宝吧，他都分析了。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是强调这点，很突出它的作用的。

我们发生了争论。我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根据这种分析，我又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大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父亲的义务或责任是慈，儿子的义务或责任是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的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尽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稳定发展。

我讲了许多，毛泽东耐心听着，有时插话。他强调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这都是对的，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他说我的观点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我则说他是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这段回忆中，有关毛泽东的言论，有两点：一是阐述中国社会需要彻底革命和共产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这三个革命法宝；二是提出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分析只看到其特殊性，即重伦理关系的特征，而忽略了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并渗透到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阶级关系这一普遍共性。

所幸的是，毛泽东当时读的梁漱溟送给他的那本《乡村建设理论》保存了下来，毛泽东在上面写了1500字左右的批语。在批语中，毛泽东画了不少问号，针对梁漱溟的观点，对中国社会文化及其与西方社会文化关系异同的分析，非常具体。有的是概括梁漱溟著作的论述，有的是表示赞同，也有不少是不同意梁漱溟著作的观点。

毛泽东读此书，大致是在1938年1月12日前后。这可以从这天他写给艾思奇的一封信中得到证明。该信提道：“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这里的《乡村运动理论》，应是《乡村建设理论》。

在毛泽东的批语中，也承认中西方社会文化确有差异，但他不认为生活方式是这种差异的根本所在，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要看“经济范畴”，而不是所谓有无“教会”。

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是毛泽东与梁漱溟争论的一个大问题。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梁漱溟对解决中国问题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其中大部分是毛泽东不同意的。

第一，对老中国社会是改良还是革命。梁漱溟在书中提出应走维新的路，即“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具体说来，就是政治制度（实即政权）或不变，或变而不断，采西方之长，求局部变化，“慢慢地求进步”。毛泽东说梁漱溟的思路反映了“统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

第二，怎样认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化的性质。梁漱溟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性质不是“对外的民族斗争，而是民族自救”，“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毛泽东在这两句话旁边连画了三个问号，提出，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点一切皆非”。

第三，关于社会改造的方向。梁漱溟在书中说，“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又说“俄国的路子的确好，能在国际站得住脚，合乎中国的需要。但只是好不行，必须看他可能与否。大家虽是艳羡俄国的路子（一个五年计划，又一个五年计划），希望他亦能在中国成功；但如果找不出一个如何可能，则希望何益”。对前一种看法，毛泽东是同意的，批注道：“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路。”对后一种看法，毛泽东批注认为梁漱溟对“不可能”没有说明原因。

第四，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依靠力量。梁漱溟认为主要靠知识分子。毛泽东是反对这种主张的。书中凡是论述这个问题的地方，毛泽东都画了问号，有的还写“=0”，即“等于零”的意思。

据梁漱溟回忆，在他和毛泽东讨论后离开时，毛泽东推荐他读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看来是希望他多了解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以改变一些认识。

真正让梁漱溟改变改造中国社会观点的，还是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实际上就是彻底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改良。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约梁漱溟谈话，还一起吃了晚餐。毛泽东对他说：“梁先生从前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故地重返，会有得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

梁漱溟先后参观了河南、山东等地的农村和东北三省的城市与农村。9月23日，毛泽东再次约梁漱溟谈话，说：你看了北方，还没看到南方，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随后，梁漱溟参加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到基层了解情况。

1951年9月3日，毛泽东又邀请梁漱溟谈话并共进晚餐，了解他对西南土改和对四川的印象。梁漱溟谈到土改有过火现象，毛泽东作了一些解释。梁漱溟接着说：“四川解放不到两年，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伯承、邓小平治下有方，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毛泽东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看来，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选择的中国社会改造途径，是认可了的。而毛泽东几次让他到农村了解土地改革情况，大概也是想让这位过去主张以改良方式搞乡村建设的老朋友，亲身验证一下以革命方式改造中国的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