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创作年代与都市剧分期

都市剧让我们从当代多种多样的媒介生态中聚焦电视媒介，这一与改革开放伴随成长的现代电子媒介有着与当代审美现代性共同的精神诉求与时代命题，也有着转型社会同样的文化困惑与伦理责任。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之际，通过都市剧的制作、播出与接受可以更加清晰地观测当代社会文化的变迁。英国大众传播和电视文化研究者戴维·莫利（David Morley）描述中国都市时，赞叹其繁华中透露着好奇：“当今中国在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领域发生的令人惊异的变化……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非西方的现代性形式……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庞大规模及其进入全球性市场的历史意义。把切入点设定为‘中国能为资本主义带来什么’……目前最吸引人的问题就是‘中国能为媒介文化带来什么’。”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40年的中国都市，来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电视媒介进入中国只有60多年的时间，真正普及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后，但却快速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电视具备一种独特的媒介弹性，能够与其他媒介融合并且形成新的媒介效应。当然，它也面临着新媒介的冲击，它在铸造中国当代审美现代性时，恰当地反映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

2018年是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快速发展的40年当中，都市剧的发展与其他的电视节目类型，与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是分不开的。电视剧史的研究包括三个部分：一是零散的文章、在中国知网上以“电视剧史”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找到文献大约有40多篇，包括彭流萤的博士论文《中国电视剧史学研究新论》（2013），邵清风的文章《中国电视剧史研究综述》（2008），王彦霞的文章《关于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的分期问题》（2009）。二是自1990年代以来，一批电视剧研究专著相继出版发行，其中有的包含着电视剧史的章节，有的论述时涉及电视剧史的问题。比如吴素玲的《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1997）、高鑫的《20世纪中国电视剧史论》（2002）、仲呈祥的《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2010）、储钰琦的《中国电视剧产业史》（2014）。三是经常性的全国电视剧研究会议，1987年2月，国内首次以电视剧史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电视剧史研究工作进入了新阶段。到今天，中国文联的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联合会、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都常年举办各级会议，对电视剧的历史进行研讨。2008年，北京电视台把“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电视暨中国电视剧诞生50周年”的节目《电视往事——中国电视剧20年纪实》制作成了20集的光盘公开发行，该片以编年体的形式讲述了1980年至1999年20年间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和传播史，带有一定的史论性质。这种独特的形式，也在用电视本体的话语去自我梳理展开电视剧的构成。专家认为，改革开放40年审美文化发生了几次重心位移：“1980年代的情感与思想重心时段，1990年代的生活重心时段，21世纪头十年的科技重心时段以及第二个十年的传统重心时段。” 当然，这种艺术创作与审美文化的分期与重大政治经济节点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三届四中全会、十六大、十八大这四次党和国家的重大会议为参照，我们寻找出来一种文学艺术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同构关系，这是都市剧作为“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所具备的文化功能，也是对时代生活的变迁必须做出的回应。

我们可以从这些分期当中梳理出都市剧的发展特点，总结出这一具体的电视剧类型是如何从少量分布到如今占据最大的播出类型市场，并寻找其中的原因与规律。因此形成了我们所划分出的1980年代、1990年代、21世纪前十年、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或2010年代）这四个区间。都市剧在不同时间区分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色，折射出不同的都市文化特质。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分期是弹性过渡式的，它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反馈有一个响应时间，也受到媒介变化、技术升级与影像叙事风格的影响。我们仍然能够在整体剧作中看出40多年的电视剧历史、都市历史是在这相对清晰的四大段落中发生着主题、人物、叙事的明显变化。所以都市剧的审美表意实践在某些程度上比起其他非艺术文本又超越了“中介”，形成了能与都市文化同构、甚或就建构着中国时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都市文化是1980年代歌咏高亢激奋的《有一个青年》《走向远方》，是1990年代书写世俗价值的《渴望》《孽债》，是21世纪前十年激荡消费社会的《守望幸福》《金婚》，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进入全球化增强自信感的《北京青年》《欢乐颂》。

一、1980年代：奋进主题的初创时期

这一时期的电视剧中都市题材数量并不太多，或者是没有产生太大影响，比起占据主流位置的名著改编剧，都市剧并没有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为数不多的作品中，看出当时都市文化与现代性的合谋。在改革开放最初的一段日子里，电视剧成为一种与时代相呼应的艺术形式，显示出电视媒介的社会动员作用与通俗文化的文化启蒙作用。追求精神自由与个性解放的美学思潮有力地配合了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而电视剧则将文学、戏剧、电影中的美学思潮流融合在一起，既表达出80年代共有的特质，又尽力形成电视剧艺术的风格。这一切为都市剧的类型生成提供了充沛的环境土壤。

1.文艺思潮涌动下的电视剧艺术

改革开放为整个1980年代带来的冲击是极其巨大的。在政治经济领域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理念，同时也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今天看来，这一时期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而对于新思想的渴望也不断地借助电视等媒介向广大人群传播。1983年3月，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的召开，提出了“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重要政策方针，各级电视台的建立使党和国家的声音可以快速传递到全国各地，也催生了电视剧大量生产及引进。1983年全国共制作电视剧292部，503集，其中中央制作7部16集，地方制作285部487集；到1985年，全国合计制作电视剧627部1997集，中央99部296集，地方528部1701集，其中北京10部63集，上海20部118集，吉林48部110集，内蒙古45部154集。 在数量增加的同时，其艺术水准也在不断提升，电视剧的精品生产意识带动了电视剧奖项的设立。我们今天看到了电视剧领域内的三大奖都先后设立于1980年代。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创办于1980年，于1981年开始评奖，原名“全国优秀电视剧奖”，为电视类的“政府奖”。1983年，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的《大众电视》开始设立“金鹰奖”，这是以观众投票为主评选产生的电视艺术大奖，自1998年第16届开始改名为“中国电视金鹰奖”。1986年12月10日，中国第一个国际性电视节——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诞生了，其所设立的“白玉兰奖”以上海市的市花白玉兰命名，象征着该奖的纯洁、公正和艺术至上，它是中国第一个国际性电视节目奖。在获奖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在观众接受与官方认同的双重标准下改革开放初期的影像风格与审美表意。这是一种代表着奋进激情的作品导向，同时又是各种文艺思潮影响下的多样表达尝试。无论是人物塑造、叙事话语，还是媒介导向、演员表演都深刻映射了当时人们对国家快速腾飞的渴望。

2.个性自由与集体价值的双重呼唤

改革开放初期，文学艺术被寄予了极大的热情，成为人们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在不断奋进的号角下是文艺思潮的涌动及文艺创作的繁荣。朦胧诗、伤痕文学、85美术新潮、第五代电影及先锋小说力图为人们开辟个性解放和自由的生活空间。另一方面，港台武侠电影和言情小说、邓丽君和李谷一等人的歌曲，又从通俗文化的角度不断将人们从“文革”十年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电视剧则在这两个层面都参与了建构，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更加大众化的土壤，因为它迅速把中国人的业余时间占据了。在多种流派当中，现实主义成为电视剧的首先创作准则，在响应经济社会的层面上，都市人的思想观念带上了个性自由与集体召唤的双重标志。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新观念以及对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媒介的功能开始多样化，大众媒介本身就是城市文化的产物，但是在中国，长期以来，城市文化被忽略了，借助大众媒介，城市的公共领域得以建构。而都市剧为城市文化的形成、城市话语的清晰提供了平台。这一时期的都市剧剧作包括讲述改革开放给人们工作生活所带来的强烈变化的作品：《凡人小事》（1980）、《卖大饼的姑娘》（1981）、《走向远方》（1984）；讲述职业道德信念与经济领域变化的作品：《希波克拉底誓言》（1989）、《商界》（1989）；讲述普通都市青年的爱情、家庭的作品：《裤裆巷风流记》（1988）、《结婚一年间》（1989）。这些剧作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改变了“文革”时期极“左”的创作倾向，不再以“三突出”“高大全”为创作原则与人物塑造的套路；二是尽量地去贴近普通人的生活，使之成为新时期社会发展动力的代言人。这也让各种新的叙事艺术思潮指导下的讲述方式得到荧屏里的尝试。先锋派、实验艺术与现实主义创作的经典模式绞合在一起，为早期电视剧提供了探索的动力。

3.两种社会主义实践的接续表达

今天看来，作为改革开放之初播出的一批都市剧，它们对都市文化的书写并不够深刻，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叙事逻辑仍然带着符号化的标签与“十七年”文艺的色彩，对都市人的心理描写也停留在较为浅层的水平，似乎与严格意义上的都市现代性并不贴合，但这恰恰证明这一时期的都市剧所完成的特殊作用——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接续书写。改革开放作为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这一转折点连接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我们可以为其寻找一个理论支点：它们都在完成一种现代性的社会实践。关于现代性的各种概念、界定的描述汗牛充栋，特别是西方现代性理论自波德莱尔至哈贝马斯不胜枚举，不同的定义代表了不同的思路与定义者个人的学术兴趣、价值取向，但它们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的现代性之路。文化研究者李欧梵认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它被中国革命给截断了。 而新中国成立后，开启的是另一种现代化之路，所以说，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与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其实都是中国的现代性。这两个阶段只是现代化的方式不同，而目标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性理论，改革开放则融合了西方经济社会现代化的现代性理论，所以当时的电视剧以美学的方式实现了两种现代性的交流。文化/审美现代性与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独特的现代性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某种合谋，在生产文化的艺术作品中，对知青、“文革”的历史记忆就变得富有了诗意。知青、“大院”系列的文学艺术作品最能代表这种观念，从1980年代梁晓声同名小说改编的《雪城》、1990年代的《年轮》到21世纪初期都梁同名小说改编的《血色浪漫》、王朔《玩的就是心跳》改编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不断在回溯中体味青年的热血、浪漫、自由。于是我们看到，以都市题材剧为代表的电视剧一方面要拨乱反正地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导向支持，另一方面又要对经济发展中的现代化进行批判与反思，在这个过程中，都市剧的大众艺术作品对于“文革”本身政治反思的书写便只能退居为背景墙上的符号。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在时代转换过程中充当文化折射与政治教化的焦虑，这是属于电视剧独特的影视表达。作为都市剧初创时期的奋进书写之所以既延续了改革开放之前的人物脸谱，又指向了未来新的美学评价准则，就在于它是在这个独特时期的文化过渡，可以说1980年代出现的伤痕文学、文化热、通俗文艺的兴起与都市剧中的“凡人小事”紧密结合在一起，完成了新时期初始的都市文化再造。

二、1990年代：市场经济发轫下的世俗书写

1990年代是电视剧类型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不仅有众多类型剧产生，同时大量现实题材电视剧也纷纷出现，基于电视媒介特有的一种审美旨趣得以产生。它所关注的故事、人物、主题也逐渐形成了属于电视剧的叙事逻辑。这些电视艺术的美学风格在都市题材电视剧上得到了更为集中的体现，《渴望》《外来妹》《半边楼》《情满珠江》《咱爸咱妈》《牵手》《来来往往》《将爱情进行到底》等作品把整个199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家庭、婚姻、职业描写得淋漓尽致，从而为家庭伦理、都市言情、青春偶像、行业职场这些都市题材奠定了中国故事的基本雏形。而它背后所反映的是改革开放在第二个十年期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快速变迁。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进入1990年代后，得益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电视剧的创作也从单一的指导性生产向市场化生产过渡，生产方式的改变带动了世俗书写的突进。

1.市场经济成为明确主题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产生了都市化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建设构型社会的风向标，“市场化”主题对1980年代的“奋进”主题产生了一定冲击，但同时也是“奋进”主题的具体化与延伸。表现为市场经济浪潮下一系列电视行业改革与电视剧的类型多样化发展。1990年代初期，我国有线电视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91年，主管部门先后颁布了《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两项行政法规，推动了中国有线电视的广泛普及，这使得电视剧的播出平台增加，并催生了电视剧的产业化。1992年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投资200万元拍摄了室内剧《爱你没商量》，随后中央电视台以35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其播映权。由此，电视剧播映权的市场运作展开。历史古装剧《康熙大帝》（1993）、《唐明皇》（1994），军事题材剧《和平年代》（1996）、《红十字方队》（1997），家庭伦理剧《爱你没商量》（1994）、《过把瘾》（1994）都成为重要的时代文化标志。特别是1990年播出的《渴望》标志着反映市民阶层生活的电视剧日渐成熟，它也成为都市剧的典范之作。都市剧作为电视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在题材分类上显示出愈发强大的优势，这是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分不开的。在宏大主题市场经济之下是个体情感的倾诉欲望，都市繁华表象的背后隐藏着越来越多都市人精神世界的迷茫，都市现代性得以凸显的同时，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在新的都市文化背景下面临挑战和重新检视。

2.城乡二元模式凸显

都市是现代文明的集中代表，中国的乡村尽管有自给自足的经济样态，但改革开放初期，多数农村是凋敝的，无法与今天新农村建设后的整洁面貌相比。另外，当时的电视观众主要集中在城市，也使都市剧中的城乡主题并不凸显。进入1990年代，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提升，城乡话题也就相应增加起来。同时，人口迁移与劳动力流动日趋活跃，社会组织形态及生活方式变得日益多样化。1990年的《公关小姐》、1991年的《外来妹》率先对城市外来人口话题进行书写，而香港/深圳、深圳/内陆，都是一种典型的都市/乡村的二元对立关系。但在当时，这种二元结构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单向带动：乡村只有蛮力与激情、空闲与苍白，其落后的思想观念等待现代都市予以拯救。紧随其后的都市剧《半边楼》《情满珠江》《一地鸡毛》《咱爸咱妈》《乡下人城里人外国人》都在剧作中将城乡矛盾放在社会观念、职业谋生、婚丧嫁娶、家长里短的基本逻辑框架之内。与城乡二元相伴而生的话题是道德的失范与拯救，这成为延续在都市剧主题40多年的主要内在动力。城市与乡村的道德标准进行着对位与错位，也将社会经济层面的带动关系转化为伦理道德的互补关系。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普遍伴随着一定的社会道德失范现象。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社会失范是“一种规范缺乏、含混或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 。导致社会道德失范的原因有很多，既有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有社会内部文化变迁带来的新旧文化冲突。如果说，1980年代的都市剧《走向远方》《裤裆巷风流记》将解决时代困惑与精神危机的道路寄托于想象的乌托邦，所有的阵痛终将在未来的幸福实现中得到解除，那么1990年代起以《渴望》《咱爸咱妈》为代表的都市剧开始了一股强劲的呼唤失落文明救赎的表意实践，将这种以“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为鲜明旗帜的崇高人文主义情怀主题表露得浓烈而又热情，温暖着在都市现代性进程中被金钱与欲望蒙蔽了双眼的现代人。

3.个人情绪充分展示

当都市剧在时空属性上走向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时，在个体属性上则强化了个人欲望的张扬。如果说1980年代的个体自由是一种初期的都市启蒙，是对单一生活方式的挑战与反抗，那么在1990年代这种个体自由则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展示空间，从精神自由的追问向物化自由的实现过渡，特别是私人生活中的情感欲望、伦理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外来妹》《过把瘾》《孽债》都将个人空间进一步放大，从而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情欲与物欲得到释放的同时，都市文化中所涵盖的一种剥离固态属性的自由主义也得到了相应的诠释。因此，它所带来的冲击也是全新的，到了1990年代后期，《牵手》《来来往往》《将爱情进行到底》则在个体层面给予更充分的放大。如果把《牵手》的钟锐挣脱个体束缚的冲动视作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到了《来来往往》已经难以寻找阻挡个体欲望膨胀的敬畏信念，而《将爱情进行到底》又在将年轻一代想象的成熟与成长简单化与情绪化。所以，世俗世界里人们的基本欲望在得到满足之后，会不断滋生新的本能之欲。都市剧的审美表意又必须开始围绕着“都市欲望化生活的迷乱与反抗”展开新的争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就更多表现为价值理性的迷失。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结婚一年间》《渴望》《半边楼》中，国强、二虎、大申通过个体经营而成为暴发户，但却没有取得应有的社会尊重，到了1990年代中期，《男人没烦恼》中的魏明、《孽债》中的吴冠潮很快就以金钱来衡量自身。“由于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用金钱来支付，可以用金钱来获得……我们的时代正在接近这种状态，与此相关的现象就是：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纯粹计算多少的兴趣正在压倒品质的价值，尽管最终只有后者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与此同时，与欲望失控相对的是欲望的收敛，但退守平淡也会面临寂寞的考验，缺少了金钱刺激与情欲刺激之后，都市麻木成为新的生活悖论。

三、21世纪前十年：消费文明日渐成熟

党的十六大以后，改革开放得以深化，“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与之相应的是进入新世纪后，都市剧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不断创新，并且成为最有代表性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占据了荧屏的绝大比重。2006年的官方题材报备方案中，正式提出了当代都市题材电视剧等一系列新的划分标准，这十年因此被称为都市剧的成熟时期。

1.消费主题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强化

2003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首次向全国八家民营电视剧制作机构核发了《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从此，“中国民营电视剧制作机构获得了与国有电视剧制作机构同等的法律地位，实现了体制外的制播分离” 。对民营资本的开放，意味着有更多的话语表达方式进入电视剧领域；自我认同与身份归属将出现多维繁荣。进入21世纪后，作为都市意识重要衡量标准的消费概念从一种经济术语进入文化领域，生活水平提高后是对更高精神层面需要的满足。借助科技的力量，中国社会进入一个视觉化审美情境当中，从而引发了“读图时代”“景观社会”等对文化、社会进行描述的新概念，以及“网生代”“粉丝”等新阶层。在诸如《粉红女郎》《蜗居》等电视剧及《泰坦尼克号》《卧虎藏龙》等外来影片中，我们可以感知到一种与世界大都市快速接轨的都市生活。人们的消费不再只是指向服饰穿戴，也包括对于居住空间和休闲方式的消费，甚至传统观念中的冥思修身也成为了打造都市时尚形象的方式之一。对生存环境的拷问如房价的高涨，对道德伦理的新发现如人们择偶观的突变，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全新感知体验在《老爸向前冲》《结婚十年》《双面胶》等作品中予以表达。另一方面，欲望诱惑与都市意象是双向建构的关系，都市是一个让人去展示欲望的地方，中国的都市启蒙是通过对消费观的改变而打开的。日常生活的现代性被表现为一种万花筒式的体验，这种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惊诧在中国还特别表现为一种进步的思想解放的作用。从政治批判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们日常生活消费化是与《班主任》等小说、《凡人小事》等电视剧同步开始的，在21世纪前十年的都市年代剧《金婚》《老马家的幸福往事》提示下，我们才重新发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烫发、喇叭裤、双卡录音机等特殊印记，那个时候的中国刚刚从奉行保守的思想中摆脱出来，提倡生活方式的变化，追求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21世纪前十年里，都市剧通过对衣着观念与物质消费的强化去实现人物身份的落差与阶层的划分。无论是《空镜子》《中国式离婚》里的两种生活方式对比后上升的命运对比，还是《新结婚时代》《双面胶》里的城市乡村消费理念不同带来的思想蒙昧差异，都在说明消费社会的到来不仅是贫富反差感，更是对物的崇拜与欢呼。

2.“80后”概念成为群体命名新参照

社会学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每十年分成一个阶段加以研究，比如，美国把1983年到1995年间出生的人称作“Y一代”，“Y一代”的前一代是“X一代”，“X一代”的前一代是“婴儿潮一代”，这些不断出现的一代年轻人代表了更加独立的思想与更加另类的价值判断。我国学者将“Y一代”概念引入中国社会，指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出生的一批“独生子女”，继而衍生出“80后”概念。“80后”约定俗称作“八零后”，泛指1980年左右至1989年出生的人群，他们在家庭结构中最大的特点是国家计划生育后所出生的一代人，在社会历史结构中最大的特点是与改革开放共同发展起来的一代人，所以“80后”成为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21世纪初这个概念甫一出场，迅速从社会学家的专业术语变成了大众文化的流行语言，并成为新的群体命名参照与日常生活的价值参照。改革开放40年之际正是“80后”们四十不惑的年纪，而他们也是在21世纪前十年真正进入社会主流人群之中的，拥有了文化话语权与消费时尚引导权。自此之后，才有了对某个年龄段新的划分参照。即使社会分成再多个“×零后”，都是在参照“80后”来定义并寻找群体标签，无论是其之前的“50后”“60后”“70后”，还是其之后的“90后”“00后”“10后”。而在年龄段背后，是对一代人的身份认同归属与生活记忆考证。所以有人说再也没有人比“80后”更怀旧了。也正是在21世纪前十年，都市年代剧开始大量涌现，并成为了都市剧中的一个重要分类，从《金婚》《王贵与安娜》到第二个十年的《父母爱情》《正阳门下小女人》。在21世纪初这个时间段，我们开始回望来时路，回顾改革开放的成就与新中国的筚路蓝缕，在消费文明打造着中国在世界崛起的一系列指标的同时，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成就感慨万千。之前百年之变，现在看来如此漫长，改革开放能在十年，甚至三五年就让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变化，日新月异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创造出“85后”“95后”等词汇来形容不断新成长起来的一代。

3.“入世”后的城镇化加速与都市文化的理论化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意味着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其中也包括了中国城市化进程速度的加快。人们越发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的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都市圈的综合竞争力。” 一线城市也在21世纪前十年之内成为文化经济的核心聚集区域，“北上广”由地域概念转化为价值坐标。2007年12月，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首部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旨在通过对目前中国城市发展现状的分析，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为实现中国城镇化道路建言献策。与此同时，都市文化研究也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线。西美尔（Georg Simmel）、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等人的大都市理论成为都市发展过程中解读各种人际关系的重要理论支撑。“空间生产”“时空抽离”“震惊体验”“时尚哲学”等理论研究词汇频繁出现在对都市文化的讨论中，而这些都统称为现代性的重要表征。这十年之间一方面是消费文明的崛起与文化产业的勃兴，另一方面是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根本断裂和现代人文思想深刻地对大都市的独特描述。而都市剧作为一种反映都市文化的文艺载体，比起都市电影与都市文学，更加深入到主流都市人群的生活与精神世界中，不仅从媒介属性上参与了都市影像景观的建构，并且从思想内涵上建立起更具中国特色的都市人的精神状况。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结婚十年》《浪漫的事》中普通人朴素的情感表达，到《空镜子》《青衣》《新结婚时代》中新型家庭关系的代际矛盾，以及《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中崛起的“80后”对话语权的争夺与渴望，无不显示出在经济快速发展中，都市核心人际关系受到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冲击，它的不完整性恰恰说明了当代艺术创作家对城市文化形式的密切关注。

四、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视野的文化自信

近年来，在当代艺术史的分期中，越来越倾向于划分第四个时期——“新时代文艺”的概念。在众多学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2012年底2013年初为新的时间节点，这也是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密不可分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通过总结实践、展望未来”“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着力抓好重大制度创新，着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而都市剧也进入了其“多元融合、共同价值”的发展时期，目前，学术界对于新时代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研究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新时代背景下文艺创作的基本理论架构研究。比如王一川的《理解新时代中国艺术》，仲呈祥的《面对新时代的艺术学学科建设》，戴清的《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生命线》。这些研究对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国艺术发展的特点及未来趋势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不同范畴、门类中的新时代创作、评论研究。比如李掖平的《新时代新语境下文艺批评如何新作为》，郭晓的《新时代中国艺术教育》，杨明刚的《中国美术：拥抱新时代的艺术创造》，韩梅的《浅谈新时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及戏曲人才的培养》。这些研究分别从艺术教育、艺术批评、美术学、戏剧戏曲学等学科领域表达各自理论体系范畴内新时代艺术的独特个性。三是电视艺术面对新时代的新使命。比如曾庆瑞的《共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电视剧艺术高峰》，毛羽的《新时代、新期待与电视剧的新使命》，赵新乐的《电视剧和节目应积极呼应新时代》。这些研究将媒介前沿思维与新时代文艺思想的宏观指引相结合，为电视剧的整体创作布局谋划。

以上这些研究论文或是侧重宏观理论把握，或是侧重于不同门类艺术的新使命，表明在目前学术界“新时期文艺创作”的概念正在日渐成形，从而奠定了都市题材电视剧研究的新方向。

1.现实题材创作锲入全球化语境

2010年，中国GDP超过了日本，正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延续着稳健发展的态势。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到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再次明确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潮流不可逆转，各国间的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但也面临诸多共同挑战。与1990年代以来的主导、精英、大众三元话语相伴随的是世界文化格局的全球化进程，今天的全球化语境已经渗透至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中国当代文化必须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传媒艺术领域，好莱坞大片的冲击与新媒体“李子柒”的海外传播热带来了各种文化交流现象。在都市剧创作领域，《小别离》《欢乐颂》《鸡毛飞上天》从不同层面书写了出国留学、回国创业、国际贸易等新时代的全球化，这带来了都市市民世界观与民族观的重塑。新时代文艺创作中的国际话语成为了一种潜在的全球对话姿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为世界现代性的一部分，与全球共同分享着现代科学技术、经济贸易成果的同时，也盼望着在物质丰裕的基础上人们精神领域的共同幸福。

2.都市文化与传统文化日渐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与文化实践表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坚强后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我们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更懂得要在新的起点上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信。与世界在经济贸易领域内的一体化发展不同，全球化并未让世界在文化上趋同，而是带来了更多的本土化与在地化。新时代以来，我们越发认识到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在文艺创作领域中高度认同与积极践行自身的文化价值与意义。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弘扬，都体现着创作者的自觉意识。与之前所谈到的“文艺创作生产锲入全球化语境”同样清楚的是：如果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全球化，要在全球视野中建构中国现实题材书写，离不开文化自觉与中／西双重视阈。特别是在大众文化的形成中，能否以一种积极态度介入年青一代对西方都市生活的向往，同时让他们回首本土的文化精华，常常构成从现实题材到现实主义的转换关键，考验着现实主义表意与全球化语境的契合程度。都市剧往往呈现为一部都市青年无拘无束的青春宣言，时尚的魅力、流行的风景充斥在个性化的语言及梦幻般的夜晚。但是在这种都市话语的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传统之美，那是老胡同里、弄堂里所散发出来的民族特色和市井民俗，以及大家庭兄弟之间、妯娌之间的亲密行为和无所不谈，那更是儒家文化独特的中和之美与团圆张力。这些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在《北京青年》《嘿，老头！》《都挺好》中都得到了完美展示。

3.消费与明星深度结合

消费与明星深度结合使得演员形象与现实身份影响着都市消费观、时尚观。以青春偶像剧界定自身类型的赵宝刚系列作品充分体现了都市文化中的明星效应。从21世纪初的《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到后来的《北京青年》《青春斗》等一系列作品，推出了多位明星偶像（佟大为、赵琳、李晨等人），他们的穿着方式代表着都市青年的品味与格调，所以被青年观众所拥趸模仿，而他们的行为方式具有现实人群所无法实现的超越性，所以大众借荧屏明星编织个体梦幻。这种近距离的明星/观众关系，使生活化的观剧具有了私人情感投射的巨大作用。

都市剧在消费社会之所以更受到资本的青睐，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广告植入的便捷。可以说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借用都市剧中人的行动推广产品，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荧屏画面、明星形象三者的最佳结合方式。《欢乐颂》里充斥着各类快销产品、App、汽车品牌，演员刘涛、蒋欣、王子文、杨紫等人所代表的不同阶层，将“肥皂剧”的广告属性发挥得淋漓尽至。每一部剧集播出之后，明星的同款服装立刻会在淘宝等网购主页上架。的确，当前存在某种说辞：消费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不消费就衰退。“很明显，消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商品、产品和体验，可供人们消费、维持、规划和梦想，但是，对于一般大众而言，能够消费的范围是不同的。” 当前的都市剧常常借明星夸大消费符号。其所带来的现实生活悬浮绝不仅仅是美术设计或服化道中的色彩审美问题，它直接关涉剧中的主题定位与价值判断。这些身份与符号的无意义所指将商品置于真空状态，所以，“伪现实主义”作品是目前都市剧最应该警惕的。

4.互联网冲击带来全新媒介生态

我们发现，电视是一种在媒介性与艺术性之间充满张力的文化载体，对中国当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中国电视的媒介特征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逐渐演化的，从仪式化的功能到日常化的消费，电视媒介功能转换是人们物质文化的需要。21世纪初，随着新媒介的兴起与老龄社会的到来，电视观众成为了低端群体的代名词：低收入、低学历、老龄化。“在印刷媒体——影视媒体——网络媒体——融媒体的发展过程中，如果还只是把电视放在一种孤立的、原子式媒介来考量，而不是置于网络互联世界中的全新融媒体来考量，显然是不够的。” 都市文化似乎不能再仅仅由电视来代言，网络取代电视闯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网络小说改编的都市剧——都市网络剧成为都市电视剧的有力补充。改编自网络小说的都市剧《浮沉》《欢乐颂》《大江大河》得到了主流社会与市场的双重认可；都市网络剧《北京女子图鉴》《春风十里不如你》《我是余欢水》将网络上新奇又热血的“爽点”与“90后”的情感诉求整合，体现出网络文化与电视文化共同建构当下大众文化的特质。收视率已经不是衡量电视剧市场效果的唯一标准，网络点击率似乎更有说服力。同时，网络也满足了充分的互动意愿，观众可以在网络上同步利用弹幕吐槽，或者通过贴吧、论坛再次集中系统地评论。电视媒介从兴起到垄断再到式微，只有仅仅40年的时间，这种转变正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同步折射，它所经历的强弱对比是社会大众对媒介使用时间的调整。但这也意味着，新时代文艺创作给都市剧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媒介之间，也是多元话语之间的一个广阔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