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广州，一座乡村托起的现代化超大城市

广州，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乡村是它最原始的基因，乡村更是现代化广州最广阔的腹地，乡村是这座现代化超大城市最美的风景。

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远比乡村的历史短暂得多。

广州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世界文明史上重要的国际知名城市，有两千余年的城市发展史。官方认可的广州城市始建时间，是公元前214年任嚣城初建之时，至2020年，广州的城市历史时间为2234年。

任嚣城，初建时，规模不大，其地位于今天广州中心城区仓边路以西、越华路以南、中山四路以北、北京路以东一带的老城区内，是广州历史上的第一座城池。

这个地方，当时北依越秀山，南临珠江，山水相间，地势易守难攻。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致力于建立一统天下的中央帝国，在巩固中原地区的统治的同时，将势力向南扩展，于公元前222年派兵攻打岭南，失利。再派任嚣与赵佗率军入岭南，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统一岭南。任嚣被任命为南海郡尉，并节制岭南南海、象郡、桂林三郡，故称“东南一尉”。以番禺（也就是俗称的任嚣城）为郡治。

任嚣病逝，正值楚汉战争之时，继任南海郡尉的赵佗下令封关，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并扩建任嚣城，城周达十里，被称为“佗城”。

这就是广州早期的城市建城史。

然而，广州有人类生活的历史却比这久远得多，从原始部落，到乡村，到城市，到现代化的超大城市，广州经历了更加漫长的发展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就是广州城市发展的根。

广州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并不在任嚣城或佗城，而是在广州的乡村。

以考古发掘遗址为依据，至2020年，广州最早有人类生活的时代应该是新石器时代，这正是人类文明开始出现的时间，也就是人类生活由原始部落向村落、墟市过渡的时期，城市则是人类文明产生之后的产物。

广州的新石器考古发掘遗址主要有四处：一为增城区金兰寺村的贝丘遗址；二为天河区华南植物园内被称为“广州第一村”的新石器遗址；三为南沙区鹿颈村“南沙人”遗址；四是从化区吕田镇狮象村流溪河新石器遗址。

金兰寺贝丘文化遗址

贝丘，古代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以文化层中包含人们食余弃置的大量贝壳为显著特征。大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有的则延续到青铜时代或稍晚。

贝丘遗址多位于海、湖泊和河流的沿岸，在世界各地有广泛的分布。

在贝丘的文化层中夹杂着贝壳、各种食物的残渣以及石器、陶器等文化遗物，还往往发现房基、窖穴和墓葬等遗迹。

由于贝壳中含有钙质，所以骨角器等往往能保存完好。

根据贝丘的地理位置和贝壳种类的变化，可以了解古代海岸线和海水温差的变迁，对于复原当时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也有很大帮助。

增城金兰寺贝丘遗址是广东境内较早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址之一，也是目前发现的广州最早的人类生活遗存。

历经数千年的历史变迁，金兰寺一直有人类居住。

广州乡村振兴的大潮给金兰寺村的乡村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金兰寺人非常珍惜祖先们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保留了许多原生态的旧时风物。

金兰寺村的乡亲们知道，乡村振兴，更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能坐等，不能失去良机。为此，他们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发挥资源优势，高起点规划和开发建设好贝丘文化遗址公园，深挖文化内涵，围绕建设贝丘文化博物馆、仿制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的工艺品、蚬壳堆积成的小山丘等大做文章，展现古人类以贝类生物为主食的渔类经济生活方式，形成特色景点。

华南植物园内的“广州第一村”

在广州天河区华南植物园内，考古学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飞鹅岭。

经考证，这是广州人的发祥地之一。

该遗址位于华南植物园内，总面积约3公顷。

现在已经在这处考古发掘遗址现场以复原图景的形式，重建了一处“广州第一村”原始人生活场景。

该景点由标志性广场、遗址观光暨遗址保护群、大型塑像与主题雕塑群、模拟原始生态村落、模拟考古现场、历史文化展馆等构成，全面展示4000多年前广州先人们的生活和生态环境。

当然，由于华南植物园已经成为中心城区的大型植物公园，“广州第一村”也就不再是自然的村落了，而是以复原的原始村落模型展示给今人和后人广州原始的乡村风貌。

鹿颈村“南沙人”遗址

2000年，考古人员在广州南沙区鹿颈村，发掘出一处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先秦墓葬遗址。

经鉴定，该墓葬距今约3100年。

这也是广州首次考古发现3000年以前的人类墓穴。

在这处墓葬中，还发现了一具保存十分完好的人形骨架。

经专家鉴定，这副人骨架的主人是一名男性，属于亚美人种，身高170厘米，死亡时的年龄在45—50岁之间。

人类学家根据该人体骨架，成功复原了他的头像，并命名为广州“南沙人”。

这是迄今为止确定的广州人最早、最完整的头像。

鹿颈村又名鹿颈寨，因村后山势延长，形如鹿颈得名。位于广州市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东南部，靠近珠江虎门出海口，据传该村始建于元代至顺年间（1330—1333），这是当地百姓追溯到的开村年代。

根据文物普查掌握的情况看，南沙区尤其是旧南沙镇有史可查的开村时代大抵也就是南宋到元明阶段。

鹿颈村遗址最令世人关注的无疑就是骨骼保存基本完好的“南沙人”的发现。

为什么时隔几千年的人骨架还保存得这么完好？

这与当时的埋藏环境有关，墓葬所埋藏的地层中包含有大量的贝壳，使得人体骨骼逐渐钙化，变硬变结实了，因而这具人体骨架被完整地保存在地层之中。

根据体质人类学测量的数据复原的“南沙人”的头像陈列在广州博物馆供市民观赏，而沉睡多年的“南沙人”则被整体搬迁到文物仓库，安置了“新家”。

吕田新石器时代遗址

吕田镇位于广州市从化区东北部，北接新丰县、龙门县，南临良口镇和广州市流溪河林场，距广州市中心城区约120千米，105国道贯穿全镇南北。

吕田镇在清末称流溪洞，因曾设纸厂，又名纸洞。

另据载，宋代该地曾建一庙，因庙为吕氏所建，故称吕田庙。今天的吕田镇即得名于此。

吕田镇的狮象村出土了一处新石器遗址，距今约3500—4000年，是广州最早有人类活动的乡村之一。

狮象村遗址是广州地区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古代遗址，也是少数几个面积较大并保存有较完整地层的遗址之一。

该遗址有两个不同时期的遗存，对广州地区的考古编年和历史重构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此外，该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既有珠江三角洲的文化特点，又有粤北石峡文化的因素，对于研究两个区域的史前文化交流与融合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狮象村被广州市和从化区列入“千企帮千村”的乡村振兴行动中，由星河湾集团捐资1.19亿元人民币援建。

星河湾集团在捐建款中安排经济发展基金数千万元人民币用于成立产业公司，发展本地畜禽养殖、苗圃种植及旅游业，调动百姓的积极性，并加强培训，提高村民素质。星河湾集团优先采购产业公司的产品供应各地星河湾酒店餐饮原材料。

考虑到流溪河水源地的生态保护，星河湾集团将产业基金的收入首先供应狮象村每户每月的煤气（约两个月三瓶/户），以避免村民砍伐林木破坏生态。余下收入的70%合理分配给村民，30%扩充发展基金，以促进产业公司的良性运作，解决村民的就业及提高村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星河湾集团是广州一家民营非公有制房地产企业，一直以来，星河湾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争当乡村振兴坚定的支持者、推动者和参与者。

早在2011年，星河湾就对从化革命老区狮象村进行整体帮扶，通过创新模式、科学规划、集约用地，将原有分散居住在15个片区的村民，集中到3个片区，进行联排房屋建设，规划新建房屋近600栋已全部交付使用，使得村庄环境得以彻底改善，又盘活了原有沉淀的耕地资源500多亩，奠定了当地经济发展基础。

同时，星河湾通过产业带动、加强保障、技能培训等多种措施，持续为当地发展注入动力。帮扶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狮象村逐步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乡村，广州城市的摇篮

广州的乡村不仅远比城市历史久远，而且，广州的乡村保留着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根。

广州历史上的许多本土精英大多来自乡村。

汉朝的张买父子、杨孚来自当时广州的城郊乡村；宋代名臣崔与之，明代才子陈子壮、学者湛若水，分别来自白云和增城区的乡村；清初号称岭南文化三大家的屈大均、陈恭尹和梁佩兰，除陈恭尹来自顺德外，屈大均来自番禺乡村，籍贯为南海的梁佩兰的故乡也在今荔湾区的乡村；近代以降，被称为戊戌变法领袖的康有为即为南海人，那时的南海就是广州今天城市的西郊乡村，康有为的祖居即在现在荔湾区的芳村。

千百年来，广州这座城市由于时代变迁和战火毁坏，几废几兴，城市人口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广州的乡村却一直保留了这座城市最持续的记忆，不仅风俗、语言、村落、建筑、人口在乡村一代一代永续发展，而且那些在乡村建筑上的雕刻或文字记录、古寺旧庙、宗族祠堂，保存了这座城市没有中断的文化源脉。

乡村，是广州城市的摇篮，是广州城市的根。

今天，乡村依然是广州这座现代化超大城市的最坚实的依托。

广州是一座幸运之城，尤其近代以来，整个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中，广州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清代，这里曾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中国近代化进程是从广州开启序幕的。

近现代的中国革命中，广州这座城市更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关，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又站在了历史的前沿，城市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成为人口超千万的现代化超大城市，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际城市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

2019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农业收入在广州的城市经济中占比显然有限，但作为支撑城市发展的广阔腹地，乡村建设对广州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继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即使在完全城镇化的越秀、荔湾、海珠、天河四区，虽然没有农田，但还有不少城中村的存在，这些城中村保留了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的习惯，以宗族祠堂为联结，村社经济形式还保留着，乡风、乡情、乡俗继续在社区经济生活中发挥影响力。

对广州而言，乡村振兴不仅仅是涉农区的事情，而且是与广州这个现代化超大城市整体发展紧密相关的全局性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经济体量已居全国前列，各项事业有了巨大发展，在国内国际拥有越来越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在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乡村建设方面也获得不俗的成绩，广州在农村产业的优质化、特色化方面，在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行动方面，也在持续推进，走在全国前列，城乡差别趋于缩小。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与之相对应，广州市成立了由主要领导负责的乡村振兴领导机构，区、镇、村各基层组织皆成立了实施乡村振兴的责任机构，层层落实责任制，在广州市全域实施乡村振兴。

没有乡村振兴就没有广州的全面现代化，乡村振兴是破解广州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关键之举。

广州市抓住时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制订了实施具有广州特色的乡村振兴战略三年行动计划，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广州生态资源特征以山体、水系为骨干，形成北部山林，中部城镇，南部水网、农田和海洋的生态基底，兼备“山、水、城、田、海”各类景观，乡村生态环境优越。

尤其是北部的从化区，拥有100多个湖泊水库、180多万亩青山，森林覆盖率高达69.1%，享有“北回归线上的绿洲”和“珠三角天然运动场”的美誉。

乡村振兴必须留住绿水青山，要求生态宜居。

生态宜居的环境，不仅可以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需要，而且能够带来多重效益。

广州乡村振兴，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乡村绿色发展。总体战略为生态优先，包括区域发展考核标准都做了相应调适。

广州的乡村振兴转变发展方式，坚持质量兴农，走质量效益型发展之路。

结合全市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农业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总部经济，建设广州国际种业中心，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依托大都市，发挥岭南特色都市现代农业特色，广州乡村在发展观光休闲农业上大有优势，紧紧抓住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的发展思路。

在乡村振兴中，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提高新时代党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尤其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带头作用。乡村振兴，提升基层党组织的话语权、公信力和战斗力至关重要。

加强“三农”工作干部队伍的培养，把到农村一线锻炼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形成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动的用人导向，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工作队伍。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包括突出基层的干部选拔机制，对本领强、肯干事的干部大胆提拔使用。

广州的乡村振兴，走质量兴农之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高城乡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对于广州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政府适应时代要求，在实施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中，提出了“努力在全省乡村振兴中当好示范和表率，走出一条具有广州特色的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之路”的指导思想，开启了广州探索新时期国家中心城市和现代化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的乡村振兴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