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抗战时期的新兴美术运动
一、左翼美术运动
左翼美术运动主要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影响。早期共产党人希望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方法来观察和解决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问题。
许幸之1929年在《艺术》月刊第一期上发表的《新兴美术运动的任务》一文是最早在美术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美术的文论,他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新兴美术运动的具体方针:
(1)我们必须建立在一定的阶级立场,彻底和支配阶级及支配阶级所御用的美术政策斗争。(2)我们必须把握辩证法的唯物论,以克服支配阶级的美术理论,并批评他们的美术作品。(3)我们必须强大我们的新兴美术运动,并需充分地磨炼我们的作品,以凌驾于支配阶级的美术作品。(4)我们必须确立美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及其自身存在价值,并需完成支配阶级所未完成的启蒙运动。
许幸之的这篇文章实际上阐明了无产阶级新兴美术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成了左联美术运动的总宣言。
“左翼美术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文艺理论,以上海为中心,上海中华艺术大学的‘时代美术社’为基础,联合杭州艺专‘一八艺社’、上海美专、上海新华艺专、上海艺术大学、白鹅画会的部分成员组建的。左翼美术运动强调美术的社会功能,主张美术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而艺术,强调现实主义创作。这是直面人生的‘写真实’的态度,更多地带有批判的色彩。左翼美术运动最初几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大众基本指向下层阶级;而1936年后,民族生存危机迫在眉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艺贯穿着反帝的民族独立意识,大众就包含着更广泛的阶层,包含着中国的人民大众。”
1930年7月在上海成立的左翼美术运动的中心团体“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标志着左翼美术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左翼美术运动在组织上的加强,同时在阶级观念上更为鲜明。“左联”成立前后的左翼美术团体,虽然在各自的“纲领”“宣言”的具体表述上有所不同,如时代美术社的宣言:“所以我们的美术运动,绝不是美术上的流派斗争,而是对压迫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反攻,所以我们的艺术更不得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了”
;“漫画社”的行动纲领要求:“画家们的作品要深入街头和工厂,进行对无产阶级的宣传教育活动”,以至“以绘画为武器,积极促进社会革命”
。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主体都是工农阶层的人民大众,能被工农大众接受,在形式上当然不能采用代表“封建腐朽”的“国粹派”美术,也不能是代表资产阶级自我享受的“印象派”“达达派”“野兽派”“立体派”“构成派”,所以明确了美术阶级属性后,便要求美术的创作形式必须大众化,必须是符合工农革命斗争中的内容和与其相适应的形式。因此,随后迅速成长起来的新兴木刻艺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必然会走上大众化、民族化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左翼美术青年群体在社会责任感和革命激情下,关注国家与民族命运,探索艺术大众化的道路,不仅在言语上呼吁美术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而且还身体力行,为当时的各进步团体画宣传画,参与写标语、撒传单、游行示威等活动。在美术与革命之间,他们更倾向于革命,他们坚持“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走出象牙塔,将美术与革命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美术的宣传、战斗作用。但是这种阶级属性的美术观念,带有坚决的排他性,也制约了战前的左翼美术思潮的传播,左翼木刻运动的代表卢鸿基在对战前美术发展趋势进行回顾时说:
虽然美术界这时发觉到有另一形态的出现,另一种理论的产生——宣传的、斗争的。但是没有给他们以丝毫的影响,也许是这支新军的青年都不在他们的眼中吧(只是他们忘记了一句话:后生可畏)。所以,新的理论的移植和新军的出现已有了差不多十年,仍是不能散播到整个的美术界来,一直到了民族的觉醒,开始了时日的抗战这一日,一般的情形,才承认艺术宣传及斗争是真理,也使先觉的鲁迅等成为一般所说的预言家。
所以,左翼美术思潮在全国没有扩展到更广的地域层面和艺术层面。进入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萌发于左翼美术的观点在此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深化,通过有效的实践,并获得普遍的认同。随着时局的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鲁迅的倡导,左翼美术运动的创作重点转移到木刻版画上,而且社会功能也从美术阶级革命转移到美术抗日的宣传上。
二、美术大众化
美术大众化是因近代社会文化的变化而产生的带有阶级倾向的美术理论命题,它在不同的时段有着不同的历史内涵。
五四运动时期的美术大众化运动是服务于美术革命的,其目的是希望把艺术从文化精英等少数人手中解放出来,参与实际的社会运动。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即科学能解决知识的问题,蔡元培提出“美术代宗教”的口号,即美术能够解决精神道德的问题,因此美术常常作为与科学相提并论,同肩负起世纪初的文化建设使命,已经不是少数文人墨客的嬉戏之学。五四运动时期的民主主义强调“平民”“民众”,强调“平等”“自由”,这种思潮催生出五四运动时期美术上的民众化运动,要求美术能够表现民间的、民众的现实生活。1927年5月11日,由林风眠发起的“北京艺术大会”提出“打倒模仿的传统的艺术!打倒贵族的少数独享的艺术!打倒非人间离开民众的艺术!提倡创造的代表时代的艺术!提倡全民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提倡民间的表现十字街头的艺术!全国艺术家联合起来!东西艺术家联合起来!人类文化的倡导者世界思想家艺术家联合起来!”
口号,具有明显有民主主义的特征。此时美术中提出的“民众”概念既意味着多数人,且主要指下层民众,这里出现了阶级的概念,将传统文人画与大众美术进行了分离。
在教育的层面,为“使民众艺术化”提供方法的思想基础的是蔡元培的美育理念,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提出“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
,在《科学与艺术》一文中,认为科学与美术是实施教育的两大纲要。当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后,蔡元培曾任命鲁迅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其美育思想又得鲁迅继续发展,此时鲁迅认为文艺能够改变人的精神,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推进包括美术在内的文化运动。在倡导美育下,各大美术学校问世,这些模仿西式教育的院校,在输入西式美术教育模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文化观念,培养了新的文化精神。与此同时,在各美术教育机构的活动下,校园已经置于开放式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使美术学校成为社会美育的集散地,美术学校对内的教学活动,和对外的展览、刊物活动,进行了美术理论的构建,与外界主流报刊建立长期固定的联系,进行美术宣传。
1930年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后,艺术大众化运动随着左翼美术运动展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下开展了无产阶级的美术运动,美术从民初的“美术革命”方法论范畴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范畴。1930年,第一个普罗美术社团——时代美术社在宣言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美术运动,绝不是美术上流派的斗争,而是对压迫阶级的一种阶级意识的反攻,所以我们的艺术,更不得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了。”
“直到1937年日军发动侵华的‘七七事变’之后,全面抗战爆发之时,民族危机之中,左翼美术家对‘大众’的解释又发生了变化,在原先无产阶级的大众属性上,左翼美术家明确‘大众’指为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全体国民。‘大众’的语意再次带有阶级属性,是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号召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提出在强调民族形式的同时坚持了‘大众’的阶级立场,这里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在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下,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美术家或奔赴抗战前线或深入农村,创作观念发生巨大变化,文艺作品能够从真正意义上贴近民众。然而这种团结局面很快随1938年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叶浅予曾回忆说:
但在表现形式上,当时曾经提出“大众化”的问题,认为形式必需要为群众所能接受,才能发挥更大的效果。可惜抗战形势转变了,武汉撤退,大团结接着就分散了,这个“大众化”的课题,由一群政治觉悟比较成熟的美术工作者带到了延安,由于得到毛主席直接的指导,经过长期的努力,发展为今天老解放区辉煌灿烂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新美术。
“大团结”的结束,意味着“大众化”此时有了改变,国统区的美术大众化对象是站在民族立场的全体公民,指代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包括支持抗日的各党派、各阶级、各爱国群众等。延安的“大众化”则是与政权的建设息息相关的,是以无产阶级为主的人民群众,“大众化”的方略是为巩固无产阶级基础制定的方针策略,其中包括抗战的宣传政策。关于延安时期美术思想,下文将具体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