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美术宣传活动

一、政治部第三厅的组建

1938年2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第六部恢复为北伐战争时期的政治部，广泛吸纳宣传人员。政治部的领导层由多党派人士组成，部长由蒋介石倚重的国民党军事将领陈诚担任，副部长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周恩来和第三党农工民主党的领袖黄琪翔。政治部下设第三厅主管政治宣传，厅长特别聘请了刚从日本秘密归国，在文化界有影响、有号召力的郭沫若为第三厅的厅长。第三厅设五处、六处、七处，每处设三科，第三厅的办公地点最初设于武昌的昙花林。第三厅的成立反映了国民政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决议，尤其是对共产党领导层的周恩来和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人的吸纳和聘用。

第三厅第六处，负责艺术宣传，处长由田汉担任，下设负责戏剧、音乐的一科，负责电影制作发行、电影放映队的二科以及负责美术宣传、漫画宣传队的三科。

（图片来源：《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厅旧址》，荆楚网）

（图片来源：《周恩来郭沫若和第三厅部分工作人员合影》，《湖北日报》，2003年10月21日）

统一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即对宣传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蒋介石提出“宣传重于作战”，“精神重于物质，一物要作二物用，一人要作二人用，一弹要作二弹用，一日要作二日用，全在于精神辅助物质之不足”的口号， 中心任务是发动一切抗战力量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周恩来极为倚重三厅中的两个人物，一位是厅长郭沫若，另一位是三厅属下第六处的处长田汉。1927年国共分裂之际，郭沫若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宣布与国民党右派的决裂，同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陈诚此时显然看中了郭沫若在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中的号召力，是‘富于情感血性之人’” ，所以在这场抗战宣传中，其丰富的经验和富于血性的热情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不二人选，他的才华通过极富文采的修辞及充满热情的演讲，使得本来枯燥的政治宣传充满激情，带领了一批知识青年共赴国难。

（图片来源：钟文：《乞丐绝食捐款、断腿老兵献金……中国人这样诠释“全民抗战”》）

作为第三厅第六处艺术宣传的主管，田汉是艺术宣传的核心人物。他灵活地将街头剧、音乐、美术、电影等现代艺术媒体进行综合运用，达到更广泛的抗战宣传效果。

（图片来源：田申：《我的父亲田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第三厅抗战宣传活动的开幕是由周恩来、郭沫若、田汉三人共同主持的动员运动“扩大宣传周”。周恩来为此拟定了明却的目标：“揭露敌寇的残暴和弱点，庆祝我们在二期抗战中的初步胜利，鼓励和慰劳前方抗战将士，尊敬和优待抗战受伤军人及抗战将士家属，动员全国民众实行参战和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巩固国民党与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团结，以保证和争取更大的胜利，来粉碎敌人的二期进攻计划。” 具体方法是：

第一，在文字宣传上，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怎样才能具体？要多宣传敌人残暴与我军作战的具体事实，要多列举敌我兵力对比与我军胜利的具体统计，要多叙述伤残战士的英勇与难民难童的惨状，以唤醒和激发武汉的民众。怎样才能通俗？要注意各阶层民众觉醒和了解程度的不同、情绪的差异，写出易于触动他们的各别口号标语、歌曲和小型传单，特别要注意使用易于他们了解的文字。怎样才能生动？要改变屡行不变的出特刊、请题词的老办法，要改变文字宣传的格式，在报纸杂志传单上，要尽可能地使文字与插画配合，统计与图表配合，战况与标图配合，胜利与照像配合；在街招标语上，要多用易于使人记忆的语句、易于引人注意的颜色，并放在易于触目的地位。

第二，在口头宣讲上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怎样才能普遍？要多动员武汉团体学校和部队组织若干宣讲队，划分武汉三镇及其近郊为同等数目的宣传区域，使每个宣讲队在其所担任的区域，在宣传周内，向每条街道每个工厂学校每个村庄都能宣讲一次。怎样才能通俗？要使每个宣讲队都能做到本地人与外省人掺合组织，每次宣讲要注意到宣传对象，指出他们可以了解的情形，说出他们可以能懂的话，提出他们可以接受和可做到的办法。怎样才能扼要？要使每个宣讲队都能依照宣传大纲的范围，定出自己宣传题目和讲演大纲，每次每人最好只讲一两个问题，时间要短，内容要精彩，说话要干脆而有鼓动性，务期获得宣讲预期的效果。

第三，在艺术宣传上，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怎样才能普遍？要使各剧团、各电影放映队能不取任何报酬地分配到各个伤病医院、难民难童收容所、近郊兵营学校中去露天演映，要使各歌咏团能出动到、漫画能张挂到各个公共场所及交通要点。怎样才能深刻？不论演剧、漫画、放映电影，都要使人听了看了永不能忘。怎样才算激越感人？要使看戏的、听唱的感动得当场落泪，兴奋得矢志报仇，有钱的掏钱应捐，有力的报名杀敌。

一切宣传能做得这样深入，最后一天的游行才能动员起武汉三镇多数的民众，有组织地参加行列，对宣传周中的一切要求，也才能保障它的继续和发展，保障它每一个任务的完成。

对于前线将士，周恩来提出：

第一，要利用每日广播的演讲敦请最高统帅及其他领袖发出勉励前线将士的训词，使前线将领能够亲聆这种激励他们的话，并印发和诵读给全体将士听，以激发全体士气。

第二，要印发小型的宣传刊物及画报，迅速地输送前方。对交通不便和留在敌人后方作战的部队，应设法用航空输送，以接济前方精神上的粮食。

第三，要使参加这次宣传周的各团体，能推出代表会同各剧团、各歌咏队和电影放映队，分赴前线去慰劳慰问。

第四，要在这次宣传周募集救助负伤战士的药品和经费，并希望能从这运动中联合起各种救助团体，成立全国范围的联合的统一组织，以便协助政府对前线将士的救护工作。

第五，要援助和拥护儿童保育会及儿童救济协会的工作，推动他们形成联合行动，并号召青年到前线去参加救济难民、救济儿童的工作和进行前线上防空、防毒的运动。

针对敌方的宣传，周恩来指出：

“要使这次抗战宣传，扩大到敌人占领地区和敌人队伍中去。在那里，有着我们自己的忍泣吞声受尽折磨的同胞，更有那疯狂绝望欲归不得的敌人军队，我们要编印慰藉和勉励我们自己同胞的宣传品，要编制动摇和瓦解敌伪官兵的传单、画报、标语、口号，藉着隐藏的活动、空中的飞机、战场上的宣传队喊话队游击队，以及顺着江河下流的刻了字的木板木片，散布到敌人占领区或敌人部队中去。”

周恩来的这篇宣传方针，不仅有具体的宣传手段，且奇思妙想，提议顺着江河下流，将刻有宣传标语的木片散步到敌区，也极大地启发和引导了宣传队进行抗战艺术宣传的工作。1938年4月7日，扩大宣传周举行了开幕典礼，首日是文字日，向民众和国际人士发布由政治部及各新闻机构印发的各类文字宣传品；8日为宣讲日，各界所组织之宣传队，共计2300多队，赴医院、难民所、工厂、乡村、街头、码头等公共场所进行演讲；9日为歌咏日，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了广场歌咏以及歌咏行列；宣传周的高潮要数10日的美术日，由于国军在台儿庄对日军作战告捷，激发了人民的巨大热情，举行美术歌咏火炬游行大会，万人空巷。游行结束后，举行水上歌咏大会。黄鹤楼台阶“两旁搁着数百幅色彩鲜艳的宣传画”， “政治部艺术处所制之漫画60幅”， 漫画家们的大幅作品被火光映照，游行队列中有“巨大的宣传漫画灯”， 游行队伍与岸上的人群一路沸腾，直至半夜才渐渐散去。美术日还举办了各式美术展览会，其中包括有“张善孖正气歌图像展览会”“廖冰兄抗战连环漫画展览会”“抗战漫画标语印刷品及大布画展览会”，而各抗战宣传队，在美术日也出现在武汉三镇街头各处宣讲。航空委员会总政训处在街头挂出“全国总动员”布画，该处又请沈逸千、王树刚、黄肇昌、刘元、魏孟克等绘制“自作自受”“侵略的末日”“迷梦醒来”“抗日的将士”等布画，其中尤以“台儿庄歼灭战”最为动人， 另外宣传队举办的化装流动宣传队，则利用卡车至各处宣讲。 美术日也成了扩大宣传周的最高潮，对于当晚的盛况，郭沫若回忆道：“七号，消息传播开来，当天把那火炬游行提早举行，真个是家家庆祝，人人称贺，参加火炬游行的，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特别是武昌的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来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 11日为戏剧日，连日来在汉口新市场以及大舞台举行了平剧抗敌联合公演。

（图片来源：武汉市档案馆等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1985年6月）

1938年5月3日至9日，由政治部第三厅主持的雪耻兵役扩大宣传周，期间开展的美术宣传活动有：图画壁报四种，为“五一”“五三”“五四”“五九”壁报，为连环画性质，张贴于都市及农村的街头；画布及布标语数十幅，交八十六队、很合宣传队至乡村张贴散发，或者悬挂在武汉三镇的街头 。

7月7日，第三厅又举行了“抗战建国纪念宣传周”（“七七献金”） 。上午，第三厅分别在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孙中山铜像前、江汉关右首、世界影剧院门口、中山大道水塔下及汉阳码头设置了有美术科设计的六座固定献金台，并设有三座流动献金台。此外美术科绘制了近百幅小型宣传画，在游行时钉在木板上，每人扛着一块，浩浩荡荡随着宣传列车的队伍巡回在武汉三镇街头。 抗战建国周年纪念筹备会主办了美术展览会，陈列作品共达百余件之多，其中大部分是第三厅的美术工作者制作。

在“七七献金”中，社会各阶层、各职业的人士踊跃参与，一天之内献金数次的情况屡见不鲜，《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每天登出献金人员名单。 “七七献金”原计划举行三天，但由于献金人员热情高涨，所以决定时间延长两天，至7月11日结束。“历时五天的献金运动，有近百万人次参加，武汉三镇共收到现金款93万余元，接受金银首饰品1156件，其他物品77件。现金和实物折价款相加超过100万元。郭沫若设法从献金款里请准了20万元外汇，派阳翰笙、程步高等人到香港采购医疗器械和急需药品，以供前线杀敌将士急用。临行前还让阳翰笙等人多带了10万法币，顺道在广州采办一批普通慰问品。” 武汉“七七献金”之后，各地纷纷响应也开展了献金运动，本在武汉范围的献金活动变成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运动。在第三厅倡议举行“七七献金”之前，国民党方面曾反对这次活动，原因在于担心无人献金，影响国民党形象，打击抗战积极性。然而这一活动最终取得巨大成功，获得了轰动的宣传效应，民众力量的空前团结，这是第三厅文艺宣传的成功，也代表国共合作宣传的成功。

（图片来源：武汉市档案馆等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1985年6月）

“除了战争物资的供应，战地前后也缺少精神食粮，为此郭沫若向陈诚提议建立战地文化服务处，在汉口设立总站，在长沙、桂林、上饶、西安等地设立分站。慰劳总会通过这些站点输送了大量抗战书报刊宣传品，赠送慰问信、慰劳袋等。第三厅所属各抗敌演剧队、宣传队、电影放映队及孩子剧团，更是深入到前线部队，到乡村、到伤兵医院进行慰问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第三厅的组织格局存在内部组织和外围组织两个格局。第三厅内部的美术组织主要是六处的美术科、美术工场和漫画宣传队，它们与战地文化服务处、抗敌宣传队相互配合。第三厅的外围组织有“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抗敌协会”等文艺界统一抗战组织，出版《新华日报》《扫荡报》《武汉日报》等刊物。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第三厅但接受第三厅指导、请求资助的民间文艺团体，这些文艺团体与隶属于政治部和第三厅的文艺组织构成了第三厅的外围组织网络。在第三厅体制的美术组织中，战地文化服务队隶属于第三厅，抗敌宣传队隶属五处，漫画宣传队、美术工场隶属于六处的美术科。“第三厅成立之后，各处、科、室有300余人，加上‘八一三’后由于伶、张庚负责组织的12个救亡演剧队到武汉会师后，改编为由政治部三厅直接领导的抗敌演剧队、孩子剧团、抗敌宣传4队、漫画宣传队1队，共约2000人。” 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了当时的美术势力。

第三厅外围的美术组织团体，例如“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1938年6月6日成立于武汉， “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 “中华全国木刻抗敌协会”1938年6月12日成立于武汉， 这些团体与第三厅有直接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第三厅协助筹建。“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大会由郭沫若主持，第三厅美术科全体成员都前往参加其成立大会； “中华全国木刻抗敌协会”是经国民政府社会部登记注册的合法社团，其办公地点就在第三厅的美术科，并且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中华全国木刻抗敌协会》召开成立大会的消息； 1938年6月12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叶浅予为主要负责人。这些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在团体成立的前后都是第三厅的主要成员。二是这些团体随第三厅的转移而迁移。早在1938年8月，中华全国木刻抗敌协会便开始了撤离武汉的工作，罗工柳、马达、力群、陈九、安林、尤淇先后去延安，赖少其、卢鸿基、刘建庵、黄铸夫等分赴重庆、桂林等地；10月武汉沦陷后，“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从武汉迁往桂林，冬季又跟随第三厅迁往了重庆，其工作都是围绕第三厅而展开。三是团体的成员与第三厅成员有较多的重合。在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里，力群、倪贻德、翟诩担任理事，段平佑为常务理事。参加中华全国木刻抗敌协会的有力群、罗工柳、丁正献、沈同衡、刘建庵、卢鸿基、赖少其，其中力群、罗工柳为理事、卢鸿基为常务理事。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主要委员为叶浅予、陆志庠、宣文杰、张文元、陶谋基、胡考、张仃、梁白波、张光宇，第三厅成员占总委员数的60%，之后的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有沈同衡（1939年1月加入）、丁聪（理事）。除上述成员外，高龙生1940年入第三厅工作，他在1938年担任中华全国漫画战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理事。黄茅在1940年在桂林加入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并担任理事，孙宗慰在重庆加入过中华全国美术会。 马达在到达武汉之后虽然没有加入第三厅，但是在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工作时仍与第三厅有联系。虽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第三厅与外围美术团体在工作上是否有明确的划分，但可以肯定的是，统一战线、抗战救国背景下的美术工作者他们工作的总目标是一样的。四是第三厅与这些团体在美术宣传活动上互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成立当天便举办了为期3天的“抗战美术展览会”，展出作品二百余件，展览闭幕后又前往欧美各国展览，展览的照片和印刷品分发给军民，8月又举办“全国抗敌美术展览会”。中华全国木刻抗敌协会成立当天举办了“全国抗战木刻展览会”。在武汉举行的扩大宣传周中制作的大量美术作品，都由第三厅美术科和外围团体的成员完成。

第三厅的漫画宣传队、第六处美术科、美术工场、战地文化服务处等第三厅内部美术组织与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等外围组织互相渗透、相互配合。内部组织公开隶属于第三厅、隶属于政治部使他们能够获得国民政府的经费支持，公开号召人才，使宣传工作公开化、合法化，具有更广阔的平台；外围的美术团体不直接隶属国民政府，与第三厅有合作但也保持相对独立性，这也为不愿意加入第三厅的其他美术工作者提供平台以及相对安全的环境，使他们也能贡献自己的抗战力量。这些外围组织对于第三厅来说，即扩大了第三厅与外界的接触面，也增强了第三厅的生命力。

在第三厅的组织策划下，艺术家资源得以高度整合，街头宣传以互动的模式进行，这是艺术家在团结工作下的“大众”，并且由于规模和影响的巨大，不但在武汉地区获得了巨大的宣传效果，全国乃至海外华人也受到影响，举办庞大的献金活动，为争取国际抗战事业和宣传影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期盼民族团结、抗战胜利的艺术家与战场上的将士一样，承担着国家使命，毫无疑问也是国家的英雄。

（图片来源：武汉市档案馆等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1985年6月）

二、美术科

第三科（美术科）原拟聘请徐悲鸿担任科长，后又聘吕霞光，二人均未能到任。3月下旬，倪贻德闻讯来到武汉，通过决澜社成员段平右的介绍与郭沫若、田汉会面，随即就任第三科代理科长。倪贻德介绍了周多、王琦、丁正献、汪仲琼等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加入。在这样一个民众广泛参与的抗战动员现场，时任美术科代理科长的倪贻德说：

战时的武汉完全可说是美术化了，整个的都市就宛如一个大的展览会场。不论在街头，在闹市，在车站，在轮渡码头，到处都张贴着色彩强烈的，线条粗犷的宣传的招贴，布画、壁报、标语，以及大幅的壁画。各团体的美术工作人员，像在竞赛地表现着艺术的伟大力量。根据他们的经验，知道要供给前线军队以精神上的粮食，连环画的小册最受欢迎；农村中的宣传以张贴壁报和招贴为适宜，而在大都市中，却需要大幅的布画和壁画。所以战时的武汉街头，几乎每一座墙壁，每一块广告牌，都被利用到了。

此时的美术，主要是将美术展览的空间转移，从室内转向了街头，走出了象牙塔，走上了十字街头，而第三厅美术科为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竞技平台。“艺术家们在这里也经历了一次身份的变异，从原先流动、甚至非法的民间运动人士，转变为合法性的、自主接受政府管制的国家工作人员。”

（表格来源：本表参考《周令钊口述回忆》（2011年7月9日）；《艺海风云——王琦回忆录》《卢鸿基文集》；力群：《我的艺术生涯》；徐孝穆：《记绘画前辈吴恒勤》；刘晓纯编：《罗工柳艺术对话录》；常任侠：《战云纪事》；《阳翰笙选集（第5卷）·革命回忆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以及倪贻德“文化大革命”时交代材料等文献编制）

4月初，倪贻德和年轻的科员们一同住进了位于昙华林的三厅宿舍，工作地点是一间约60平方米的房间，如王式廓的代表性油画作品之一《台儿庄大捷》，便是在此时创作出。根据第三厅的工作报告，美术科所涉及的工作事项主要有以下方面：

1.适应需要即时绘制总理遗像、委座肖像，并经常绘制布画、壁画，以及连环画、标语图画、木版画、抗战地图等。

2.主办各种绘画展览会（如抗战建国漫画展览会、露天大布画展览会、街头展览会、劳军展览会等）。

3.经常供应国内外展览之美术作品。

4.组织漫画宣传队，赴各地巡回工作。

5.担任各种训练团体之美术指导。

6.组成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

7.设计并布置各宣传团体训练机关之美术配备。

三、美术工场

随着工作的展开，第三厅工作的局限性展现出来。例如由于组建比较仓促，第三厅人员流动性大并且较松散，而管理层如郭沫若、田汉等人又是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这使得第三厅的工作规划并不稳定。郭沫若说：“朋友们在没有工作的时候感觉着苦闷，有了工作便忙得不亦乐乎。但等工作一完毕，又静了下来，苦闷却更深沉了，”“集中着很多的人在一个城市内，已经是一种浪费，何况工作又不容易展开。” 郭沫若曾对武汉第三厅下过一句评语：“轰轰烈烈，空空洞洞。”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在武汉会战进入关键阶段的七八月之交，田汉向倪贻德下达命令，要求美术科在黄鹤楼城壁上制作一幅纪念碑式的大壁画，题材是“全国总动员，保卫大武汉” 。田汉特别强调画面需以蒋介石为中心，并表现他骑在马上指挥杀敌的英姿，为此第三厅拨出了专款800元用以购买画材。

此时倪贻德的学生周多也来到了武汉，倪贻德将他介绍给了田汉，随即加入美术科。倪贻德带领着周多、段平右查看地形、丈量尺寸，并让段平右负责绘画材料的采购工作 。根据壁画创作者的回忆，最初由周多和汪仲琼、韩尚义等三人负责起草构图，倪贻德向他们提供了作为参考的实地拍摄的军民合作的放大照片。但周多等人的第一稿未能获得通过，所以之后增加了王式廓、李可染、冯法祀等人组成了构图小组，最终由汪仲琼综合各人方案，形成了最后的定稿。 紧接着一件意外发生了——一次敌机的大轰炸中，倪贻德因躲避而未到岗，导致被革职处理，8月中旬结束了在第三厅的工作。

倪贻德被革职之后，9月8日，第三厅以美术科的科员为中心，成立了名为“美术工场”的新组织，以此代替了第三科，而田汉兼任了大壁画的总指挥。 构图小组中的王式廓、冯法祀等人此时已陆续奔赴延安，周多、李可染、汪仲琼、韩尚义、丁正献、吴恒勤、周令钊、陶谋基、龚孟贤、沈同衡、翟诩、黄普苏、张友慈等十余人参加了壁画的绘制工作，此外还有数名负责为墙壁打底的油漆工。

（图片来源：武汉市档案馆等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1985年6月）

关于美术工场开展的美术宣传工作，第三厅九、十月份的一份工作报告可见：

九月份

（一）成立美术工场：1.租定房舍（在江汉路贯忠里二十号）并加布置；2.整理公物，分别编造清册；3.添置材料用品；4.草定经常出品计划及工场职务分掌。（二）九一八纪念宣传工作：1.绘制宣传品（子）招贴十种（两种未付印）（丑）标语设计四种（寅）壁报两种（卯）传单四种（辰）连续图书小册子四本（巳）大幅布画两张；2.布置宣传卡车，作布标语四大幅，布画两大幅。3.布置九一八纪念宣传台计凌霄、新市场、云仙三游戏场，除各处张贴本科所制印刷宣亿品外，并在会场四周满挂布画。（三）绘制双十节宣传品：1.招贴八种（二种未付印）；2.壁报一种（本科集体创作）；3.标语设计四种；4.连环画小册子原定三本，传单原定四本，旋以奉命准备迁湘，并赶绘街头壁标语（突击宣传）中止制作。（四）供应方面：1.战地文化服务处出版通俗读物封面六种；2.士兵周刊插图十七幅；3.汉口各界拥护国际援华制日运动大会布标语三大幅，纸标语十种；4.为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代绘布画六幅（军民合作连环画）；5.为慰劳委员会设计慰劳信封信纸各三种；6.布置“保卫大武汉艺术宣传大会”会场并制作布标语一大幅，广告六张；7.设计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奖状一种；8.为孩子剧团代制壁报插图四幅，布画一幅；9.为抗敌演剧第九队连环布画四幅；10.旧剧训练班学员慷慨输捐速写三帧；11.慰劳委员会慰劳汽车用大标语三幅；12.携往国外宣传画，计武汉合唱团带去布画五幅，由美国使馆武官带去布画六大幅，又送往印度四大帐。（五）突击宣传工作。二十七、二十八两日动员本科全体工作人员在武汉各重要街头赶制壁画与标语，计共完成壁画十四幅，标语五十二个。（六）其他：1.参加陈故旅长送殡礼并给绘赠布画一幅；2.绘制地图形势的全面抗战图一幅对敌宣用。

十月份

（一）街头展览。分为摄影、漫画、印刷品、连环画四组，在长沙市区湘春街、又一村、东长路、司门口，四区轮流展览，自双十节起共展四天。（二）壁画：自八日起在一长沙市南正路、中山路、水风井一带绘制大壁画九幅，内容以征募寒衣，慰劳伤兵，鼓励兵役为中心。（三）壁标语：与壁画同时进行，在长沙市重要街道制大标语十余处，其内容为五处所拟。（四）伤兵医院展览：双十节街头展览材料以一部分合于伤兵宣传者，携至长沙市区各伤兵医院展览，每院展览一天，共展览五处。（五）标贴壁报：此项印刷品系由汉运来，计国庆纪念三种，征募寒衣二种，分发抗敌宣长队及演剧队在长沙市区张贴。（六）协助各处科工作：为五处绘伤兵医院标语头四幅，写电影放映广告数件，及演剧广告数件。（以上系移湘工作）（七）预定的中心工作：计完成街头大标语六处，街头壁画五幅。（八）对敌宣传标语石印稿十六种。（九）为武汉青年俱乐部代作布标语二幅，纸标语十种。（十）为青年团代作标语六种，壁报二张。（十一）南浔大胜宣传工作：1.写捷报；2.作布标语三大幅；3.布置宣传卡车；4.作小幅标语；5.参加卡车游行，散发传单，欢呼庆祝；6.晚上在法租界等处驾汽车散发本部的《南浔路大胜利告民众书》。

（以上系留汉工作）

在中共的机关报纸《新华日报》对美术工场的报道中，记者密林描写的是美术工场的严肃整饬的规范化行为：“在工作室中，一条长案，排下十一个人的座位，空气非常肃静，没有人浪费一刻时间谈一谈天，大家都在作画或潜心（地）研究，维持工作室中的严肃：记者踏进了他们的卧室，感到朴素的空气。几条床铺非常整齐清洁，这并不是如某些地方因为有人参观就预先伪装，因记者是以不速之客而进去的。” 记者对黄鹤楼城壁上巨大的壁画，说：“这个就是‘美术工场’十一位工作人员十五天所得的成绩，不能不被认为是艺术界一个伟绩……这许多对象使他们每日不懈的（地）在积极地工作。因此，他们虽然每天有规定时间，常常因为工作紧张和热心工作的关系，常常延至夜里两三点才睡，他们为着使艺术配合抗战，他们的作画，无论是构图，主题，全是在一个总目标之下，事先是由一人拟定，经大家通过，然后分头去做，这是非常合理的。在这些条件下，他们共同生产了许多作品。” 一份由第三厅负责对敌宣传的第一科科长冯乃超担任主讲的专题报告中，他指出：“以前的艺术家是为艺术而艺术，大多数人是躲在象牙塔里，做着纯艺术的梦。现在三厅的美术家画了很多抗战的宣传画，把自己的艺术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预感到，一次新的艺术革命即将到来。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把无数有良心、有正义感的美术家吸引到新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上来，将掀起一个新现实主义的高潮，为我国的美术开辟远大光明的前景！”

无论什么党派、什么阶层，此时身为同一团结民族，正如老舍先生说的：“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能真正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 美术为抗日战争的群众宣传、士气鼓舞、民众团结起到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