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华文明复兴的世界意义

解读中国，可以从多种视角。

但讲清楚何以中国这个问题，无疑从文明的视角来得更恰当些。

美国汉学家白鲁恂曾指出：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体。

中国的陆地面积已经是洲级规模，与欧洲面积几乎相等，中国的内海和边海面积亦极大。中国现有人口超过14亿，位居全球第一，约为欧洲总人口的两倍。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并称为四大文明古国，实证可考的文明史有5000多年。中华文明作为5000多年未曾断绝的古老文明体，保留了全世界最完整的文化历史记录。

历史长、规模大、未断绝、原生，再加上最完整的文字历史记录，是中华古典文明的显著特性。步入21世纪，中华文明时代一跃成为工业文明阶段的后起之秀，并在信息文明阶段迈入社会前端地位，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三大文明阶段都能保持卓越表现的唯一文明体。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文脉相承的文明古国，是21世纪人类文明中名副其实的长者。中国应当在21世纪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华民族作为最具历史感、应对历次文明挑战最有经验的尊者，在充满风险和挑战的21世纪，应当为人类文明赓续传承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都需要从文明的底层逻辑进行解析。

马克思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历史学。

我们身处历史的大分水岭上，在国际国内形势变幻莫测的当下，要设法看清人类的出路，就必须回溯历史，回到人类先贤曾经走过的路上，从历史的智慧中找到照亮前程的曙光。

本书将主要围绕三大主题展开：中华文明在农业文明时代何以如此优异？工业文明时代，中国何以走出异于西方先发工业国家的新道路？信息文明时代，中国将何以引领世界？

一、文明力，解析文明演变的一把钥匙

迄今，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各文明体应对危机和挑战的发展史。文明因为应对挑战成功而发展，因为应对挑战失败而衰亡。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为了应对挑战，解决制约文明发展的问题，人类需要协作。没有协作或者协作规模过小的人类活动，将无法应对挑战，也无从延续文明。

人类为了稳定的生存或者定居，进行了成规模的协作，原始的狩猎或者采集生活方式变成了定居和种植，农业文明萌生了。人类因协作而创造出了村社、城市、文字、祭祀和宗教以及早期国家，较高水平的农业文明诞生。农业文明时代，以农耕为主要物质生产方式，有了剩余产品，更广地域的交换成为可能，人类协作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提升，广大规模的国家得以形成，围绕提升人类协作水平的各种技术和制度亦应运而生，文明由此灿烂可观。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已经中断或消散，现今的尼罗河地区、两河流域、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文化和居民，均与古文明时期居民没有种族基因联系，文化脉络也已断裂，只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生生不息。著名文化学者文扬在《文明的逻辑》中指出：今天的中华文明，是唯一历经了全部人类文明历史并未曾中断的文明，既没有发生过汤因比所说的“摇篮地的转移”，也没有发生过在蛮族入侵冲击之后的中断。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统计，人类有史以来大约有21种较大的文明，现今仍然存在的约有7种，其他均已衰亡，这些文明的衰亡，全部是因为应对危机和挑战失利。

古埃及人修筑金字塔时，中国人就在；古巴比伦人修造空中花园时，中国人也在；古印度人印度河边修造城池时，中国人也在；古希腊人在雅典修造神庙时，中国人还在；古罗马人在修造斗兽场时，中国人当然在——但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的后裔无处寻觅了，中国人的后裔还在这里，他们与祖先依然血脉相连，文脉可考。身处21世纪的当代人，对这样一个已经5000多岁却依然健在且依然活得很年轻的老人，应该说点什么？

历经5000多年，为何依然年轻且具有澎湃的活力？5000年来，中华文明在应对人类社会的历次重大危机与挑战时，积累了哪些宝贵的历史经验？中华文明和中国人，连绵5000年的生存智慧、发展经验、更新之道，对于21世纪的人类世界，将会有哪些启发？

本书的上编部分，正是以中华文明为蓝本，对比各大主要文明的兴衰表现，总结出中华文明在应对历次重大危机和挑战时采取的方式方法，从中提取历史经验，为处在历史大分水岭上的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参考和镜鉴。

二、凭逻辑说事，让逻辑说话

谁掌握文明历史的解释权，谁就掌握了那个时代的话语权。中国这块土地上创造了世界文明历史上卓尔不群的巨大文明，迄今，却缺乏对这种卓越性的来源系统的解析和总结。即使有一些片断的解释，也依然沿袭西方学术体系，从西方“普世文明”的角度出发，将中华文明的崛起和复兴视为一种例外。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将中国崛起视为世界文明的一种例外。这显然极大削弱了中华文明发展逻辑的说服力，从而将中国崛起之道贬低为一种难以言传更难以效仿的心法和秘诀。

回溯思想史可以发现，黑格尔哲学为解析世界文明历史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启示和思想资源。黑格尔明确提出，哲学的真正出现在于实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黑格尔认为，全部世界历史表现为“自由”意识的发展阶程。黑格尔把绝对精神和“人类的热情”并称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所谓热情，就是指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黑格尔在坚持绝对精神或绝对观念为“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关注人的热情和激情在生活世界的现实开展，揭示人类历史不过是一幕幕人的热情的表演，论证绝对精神的“实行”和“实现”进程。

黑格尔的理论框架可以解释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即任何文明都是人类创造的，人类出于生存繁衍发展和有目的的精神提升，驱动着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热情和激情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欲望，而绝对精神就是人类对自己精神提升和超越的内在需要。换句话说，人类天性需要创造文明、发展文明、壮大文明，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是驱动文明进步的永恒动力。在这一进程中，没有东西方之分，也没有人种之别。

但是黑格尔所处的时代（1770—1831年），正是西方文明全面追赶并开始超越东方文明的时代，绝对精神看起来在西方已经居于全面优势的时代。所以，黑格尔仓促地断言，世界历史行程就是从东方到西方的“自由”意识的进展和逐级提升的过程。黑格尔生卒年时值清朝乾隆三十五年至道光十一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西升东降的态势日益明显。出于历史的局限性，黑格尔将西方正在兴起的文明态势列为时代精神的顶点也不足为奇，但中华文明在历经100多年的消沉和没落之后，居然在20世纪中期之后绝地重生，大放光彩，成为世界主要文明体中唯一从绝境中复苏进而迎来伟大复兴的文明，这一世界文明的伟大奇迹，打破了黑格尔的西方文明顶峰论。倘若黑格尔能看到今天的中华文明重现风华正茂之姿态，他该做何解释？

但人类文明的兴衰逻辑应当是普遍的、共通的。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一书的序言中曾经指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东西南北乃至全世界的心理，都有它的一致性和共同性。中国和西方的文学艺术，它们的原理和方法并不是完全断裂的。学术本无地域之分，更不应该有文明界限。钱锺书先生的这一论述彰显了中国学者的雄心和格局，说明不管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人类的基本心理结构是一致的，学术逻辑也是一致的。西方人把自己的道理讲得清楚，东方人就可以理解。同理，东方人如果能够将自己文明的盛衰之理说得符合逻辑，西方人也一定能够接受。逻辑是不分东方西方的，坚持从逻辑出发，就一定会有说服力。

当代学者在面对中华文明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存在时，不约而同地面临着一个困境：将其与西方既有的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对照，都会发现事实与理论不符。因为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难以解释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文明的复兴。用黑格尔的话说，理性和现实始终无法实现和解。在这样的情势下，许多学者竟选择牺牲现实或者对现实进行选择性解释，如“中国迟早要崩溃”“按人均GDP来算，永远无法追上西方”“即使人均寿命超过西方国家平均水平，但生活还是没质量”……以此来证明西方的理论没有错，是中华文明的表现太奇特。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对中国崛起逻辑和文明复兴内在逻辑进行有说服力的解读，“读懂中国”就难以成为可能，让人信服中国，则更加艰难。

如果因为巨大的学术困难和叙事的复杂性，就此放弃自己的话语权，那就是对一个伟大文明不负责任。

倘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邪说淫辞必定大行其道。中华文明，顺天应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复兴，因诚实劳动、以苦干硬干改善境遇而崛起，以世界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共同抵御艰难风险而出列，有何不可见人的地方？对那些歪理邪说，不抵制、不批评、不申辩，行吗？这就是“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本书在下编部分将对中华文明的复兴机理进行探讨，梳理出这一伟大文明的独特气质和优势，希望从文明盛衰的内在逻辑进行解析，以提升人们对中华文明独特优势的解释能力，说出这一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从而争取既讲好中国故事，又讲好中国逻辑和中国道理。

三、从文明的再定义出发，理解文明的正向性

文明总是与人的创造相关，在尚未找到外星球文明形态的当下，文明可以被约定俗成为人类的文明。其他的一切自然对象，如果未曾被人类观察和认知，没有被人类纳入思考的范畴，我们亦不能将其纳入文明。

“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汤因比认为，文明和文化都包括价值观、准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方式。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则注重从空间区域划分文明——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偏重认为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文明是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联结，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共存。

文明是人类创造物最大的概念，文明是区别于原始存在的标志，它既包括精神文明，又包括物质文明。文明作为一个巨大概念，在其前面加上限定词，就可以成为界定不同种类、不同区域、不同层次文明的标志。比如说，以地理区域命名，可以有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尼罗河文明和两河文明；以国家区分，可以有中国文明、美国文明、英国文明和法国文明；以时间区分，可以有秦汉文明、宋元文明、明清文明等。诸如此类，都反映了文明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它是用来描述人类在不同的时空进行创造的总和。

但是，检寻既有的文明概念，都只是对文明的特征以及标志和范畴进行描述，均不能对文明作为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进行总体的价值判断，特别是西方的学者，就文明对于人类社会的总体意义和巨大价值缺乏一致的意见，《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作者、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莫里斯，他承认人类在文明演进中选择的价值观，是由人类从周遭世界获取能量的社会组织方式决定的，即人类总是选择最有利于促进自身生存与发展能力的文明价值，“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 。然而，莫里斯还是未能就文明向善性的标准做出更深的阐释。

何者为文明，何者为不文明？本书尝试了一个新的定义：文明，即人类为了促进生存与发展以及降低协作成本而创造的事物总和。

这一定义厘清了多重关系：文明与非文明。文明是人类创造的，且是为了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产物；非为人类创造的（比如原始大自然），且从长期看阻碍和伤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东西，比传染病、三寸金莲、鸦片、海洛因等，则应被视为非文明或反文明。

这一概念还蕴含着一层关系，好的文明和不够好的文明。好的文明是有效率的，这个效率就体现在能促进人类更大范围的协作能力和降低人类协作的成本之上。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从社会整体角度看，只有公平或满足一定程度公平的初始资源或产权配置，人们的自愿交易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整体的资源最优配置。进而言之，如果一项文明的成果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人类协作的成本，从而使人类的协作最有效率，那便是正向的文明成果。 好的文明能促进人类协作，为文明发展进步提供正向的能量，降低文明的熵值。降低的熵值越大、节约的成本越多，则文明的正值就越大。反之，这种文明就还不够好，对人类协作的促进尚存在可降低的熵值。

由此可见，文明演进的本质，就是文明力。文明力，就是人类不断拓展的协作能力。人类通过不断提升文明力，协作规模越来越大，协作效率越来越高，而协作成本不断下降。农业文明时代，因为人密集定居，而出现了城市和巨型国家，协作规模大大高于原始狩猎和采集社会。到了工业文明时代，随着市场规模的拓展，人类第一次有了全球化分工协作，协作规模和效率又是农业文明社会不可比拟的。到了信息文明社会，由于人类的交往沟通成本极大降低，协作之紧密、沟通之便捷，又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大大提升了。未来的世界，最有发展前途的文明力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动员、促进人类进行大范围协作的文明。换句话说，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不断促进人类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协作。如果这种文明组织方式有利于促进人类团结协作，便是正向的，反之，就会增加人类协作的熵值，从而让文明发展陷入停滞。所以，根据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未来的人类文明需要抛弃零和博弈思维，而采取合作共赢的原则，让全人类在广大范围更深层次进行心灵沟通，凝结起全人类的文明力，从而使得人类文明能够克服重大危机，破浪前行。

从文明力的定义出发，人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文明的方向应当是向善的，文明进步应当是促进正向的文明发展，不断降低人类协作的成本，致力于降低文明力的熵值，增进最大多数人的协作水平。

人类文明因为协作而诞生，因为大规模高水平的协作而发展，文明的趋势就是围绕增进协作能力而演进，阻碍人类协作的文明体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消亡，这就是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本书在分析人类文明演进的几个关键阶段时，将会反复运用文明力的规律，从而衡量某种文明的发展是否达到了上进或者衰竭的临界点。

四、文明的内核：决定文明体形态的结构逻辑

任何一个较大的文明体，都有其内部发展演绎的逻辑，其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结构性逻辑。就好比轮子的圆形结构决定其运动时摩擦力最小，三角形的三角结构决定其受力的稳定性，文明的内部结构决定其基本形态和基本功能。

任何一个成熟的文明体结构都是由四组基本关系决定的：神与神之间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每一组关系都产生一种力量，四种力量的总和决定这一文明体的总能量和演绎方向。

创造文明的进程就是创造历史的进程，而历史的进程本身就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合力的结果。对此，恩格斯曾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

在这里，恩格斯肯定了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性意义。那么，人又是如何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呢？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文明体中的四组基本力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不总是均衡的，也不一定总是指向一致的。当这四种力量作用到社会身上时，如果指向比较一致，内耗降低到最小，即文明的熵值最低时，文明演进的力量就最大，社会进步就最快，其文明的形态表现就是文明体成员能够协同一致，生产力得到快速提升，文明的规模和能量扩展速度很快，文明的活力和创造力迸发，给其他文明体的吸引力和导向力也变得很强。按照毛泽东的描述就是，这种文明“既很强大，又很可亲” 。只有掌握了文明的基本结构，才能说掌握了文明演化的底层逻辑，才能探寻到万变中的不变，才能动态地、持续地看清文明力的本质和演变趋势。本书将采用这种高度凝练的文明底层逻辑对各文明体的盛衰消长进行分析，通过这种结构化分析，各种文明能量的消长趋势就能很快清晰地呈现出来。

五、文明的未来：经得艰难考验时

前文说过，人类各大文明因为成功应对挑战和危机而兴盛，因为应对挑战和危机失利而衰落。

在农业文明时代，各大文明体的主要挑战是获取足够的食物、繁衍人口，以及应对外族侵略和自然灾害。获取食物的生产能力与保持人口的繁衍连续能力，决定了文明体在农业文明时代的能力。

在工业文明时代，各大文明体的主要挑战是获取更大能量、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取得相对优势地位，工业化的能力和保持文明根性赓续的能力，决定了各大文明体在工业文明时代的能力。

21世纪已经来临，人类文明已经步入信息文明时代，这个后工业文明时代，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生产能力和交往方式极大地降低了人类的交往成本，使得生产力的提高与能源消耗的曲线变得极为陡峭，即生产力和交往能力可以获得极大提高时，能耗可以变得极低，这是人类文明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从而使得人类解决食物危机的能力普遍增强，人类协作的效率普遍提高，全球化成为现实。但同时也使先掌握信息技术的文明体或国家实体，更容易实现赢者通吃，文明的同化成本大大降低，文明的竞争也变得更为激烈。与此同时，能够毁灭全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被一些国家掌握，不对称的军事杀戮能力更趋于不平衡，影响人类安全稳定的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扩展成本也在降低，如互联网上的有害信息传播也比以前快得多，传染性病毒因为人类交往的加快，其传播速率也在加快，并使得隔断变得越来越困难。

本书将21世纪的整体文明形态称为信息文明时代。 信息文明时代的人类社会，与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的数百年间相比，面临的主要挑战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概而言之，驾驭最先进信息技术并且形成最强大工业能力的文明体，更加具有辐射力、影响力和扩展能力，对其他文明体的控制力也更强，在应对人类社会共同危机方面，其责任也更大。换句话说，如果掌握先进信息技术的文明体不善于驾驭自己的能量，就会让赢者通吃泛滥，形成虹吸效应，结果必然是一家独大、别家遭殃。而文明演化的规律却是倾向于多样化的，即文明的生态必须是多样的，这样才能实现文明总体的繁荣。一家独大势必泯灭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使文明的大生态受到破坏，文明的永续发展将变得十分困难。而且，信息文明社会使得文明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关联明显增强，一荣俱荣，也会一损俱损。在应对人类社会重大危机比如环境灾难、气候变化、大型传染病和互联网病毒时，一个节点被摧毁，全体都得受损害。

中国有句古话：“天塌下来时，高个子先顶着。”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在信息文明时代“高个子”的角色和责任：在文明的进步中，长成高个子是刚需，因为高个子能量大、水平高、长势好，抗风险能力强。同时，高个子也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天塌下来时，要先顶着，为其他人遮风挡雨。

21世纪的文明竞赛正在展开，尽管科技进步神速，但人性进步是缓慢的。一些掌握了高科技的国家或者文明体，因为其文明的根性或者固有观念的拘囿，喜欢当“高个子”，也喜欢赢者通吃，但是，却在天崩地裂之时，不愿意为人类社会承担高个子的责任，更喜欢独善其身或者把头缩下来，让“中个子”先顶着。在获得利益时，追求最大化；在承担风险时，要求最小化。这样的情景符合其文明理念——自私，却不符合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共同理念——合作共赢。

演进到21世纪的人类文明，已经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获取能量、摆脱饥饿、克服绝大多数常规疾病且保持生态环境基本平衡的强大协作能力，却因为文明偏见，缺乏对文明全体的平等和关爱、缺乏对人类社会整体前途的责任感，从而丧失引导人类社会共同前进的机会，这是多么大的悲剧。本书将对即将成为21世纪最大经济体和科技创新强国的中国，应当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论证大有大的责任，大有大的痛苦。

谁能在天漏时炼石补天？谁能在十日并出时弯弓射日？谁能在海浪滔天时衔石填海？谁能在巨山阻挡时移山开路？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人类文明面临着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极为严峻的全球性危机之时，最能体现各大文明体的底色和能量。这场破坏力一点都不亚于世界大战的世纪大疫情，给21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极为严酷的挑战，其胜出者和贡献者，势必成为人类文明的中流砥柱。

六、只有天下型文明，才能扛起天下的责任

当今的人类文明，已经走到了一个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

一方面，当今的人类世界正面临着堆积如山的全球性问题，如国际和平困局、世界性发展失衡、全球性网络治理失控以及全球气候异常、全球性疫病大流行等，这些巨大风险和挑战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些巨大的难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人类文明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巨大灾难，世界末日的危险绝不是杞人忧天。另外，当今的世界体系是由先发工业国家建立的民族国家体系，一旦其感觉为全球治理付出的成本高于其国家收益时，先发国家便会放弃这种努力，回到自己的舒适区，而听任其他国家在风雨中飘摇。这种巨大困局，可以称之为“21世纪人类文明困局”。

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一巨大困局总结为“三大赤字”。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2019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巴黎爱丽舍宫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讲话时，又增加了“信任赤字”。习近平指出：各国应该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提出要破解“四大赤字”：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

在这“四大赤字”当中，全球治理赤字是根源，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治理的赤字，即当前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和能力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导致全球层面秩序紊乱，而信任赤字，则源于原有的全球治理规则指导思想具有狭隘性和排他性，这种陈旧的指导思想又因拒绝改变而变得不合时宜。

必须看到，当前的全球治理仍然是西方主导的，出现治理失序和巨大的全球治理赤字，与西方的治理理念和思维方式缺陷有内在逻辑联系。

大航海时代以来，全世界接续出现了三个“日不落帝国”，即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它们在缔结世界秩序方面先后做出了各自的尝试，美国的孤立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运动兴起，就证明其已经基本放弃了建立包容全世界人民总体利益秩序的努力。

其实，不管这些强大的西方帝国如何标榜愿意继续领导世界，其治理世界的逻辑缺陷是无法修补的。这是由帝国主义逻辑的局限性决定的。赵汀阳等中国学者指出，帝国主义虽有统治世界的雄心，却没有一个世界利益为准的世界观而只有国家观，只以国家为最高主体而把世界看作统治对象。因此，无论帝国的支配力扩展到什么程度，其利益和价值观都仅限于国家尺度，这就是帝国主义逻辑的局限性。

当今世界，正处在全球化运动的关键时刻。一方面，由于工业文明的深度发展以及信息文明天然具有的全球攸关属性，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全世界各经济体再也不能从世界体系中分离出去，全世界的民众已经生活在一个全球紧密关联的体系当中，无人可以回归“孤岛状态”。另一方面，由于当今的世界体系是以各民族国家为单位构成的利益主体，国家利益重于国际利益，人类的整体利益仍然处于失管和无人负责状态。世界需要一个愿意为全人类前途命运担任领航责任的国家出来，组建为人类文明护航的联合舰队。

为了缔造永久的人类和平，康德曾主张建立“世界共和国”。康德认为，只有建立起统一的世界秩序，才能意味着“所有敌意的结束”。

雅斯贝尔斯和哈贝马斯继承了康德的思想，主张将“人类交往”置于哲学思维的核心，他们不遗余力地倡导统一性的全球交往理性，努力引导人类世界朝向世界政治统一。

总而言之，世界的问题需要世界人民共同参与才能解决，这就必然要求一个能够超越本位主义，愿意将自身的利益与全世界的共同利益融合发展的国家或者文明体挺身而出，为构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付出努力，而这一切又是西方文明无法提供的。所以，包括汤因比、罗素在内的西方哲学家很早就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

中国自古以来并不是一个西方定义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天下型国家。自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西周时代，中国的先贤就确立了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天下型文明的特质，以天下主义为指导，主张“以天下为天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并催生出能够贯彻这一主义的天下型国家形态——大一统国家，直到近代，中国作为天下型国家被迫转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因为拥有数千年的天下型文明传统，在新的全球化运动中，必将焕发其固有的天下情怀，催生出新天下主义，即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世界主义。这一文明演进过程，是由中华文明精神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即世界主义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运动方向。

概而言之，中国在21世纪担当起新的全球化运动的旗手角色，具有内在的逻辑规定性：

其一，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一定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按照奥尔森的理论，部分占整体的比例越大，其与整体的利益相关度也越高。中国的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在21世纪将占据全球最大的份额，即使从自己的本位利益出发，中国人也应该比其他民族更关心全球事务。更何况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巨大文明体，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将有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这些都决定中国必须为21世纪人类社会整体命运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其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天下型文明国家，这一国家形态与其文明天然重合。正如白鲁恂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体。也就是说，中国原本不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天然包含世界主义的天下型国家，其国家形态早已超越了民族、宗教和主权边界的范畴，是一个能为天下人共同利益而奋斗的文明体，这一文明体的治理体系简称“平天下”，历史已经证明其可以包容一切人和一切的利益相关方，即协和万邦，四海一家。中国作为一个悠久的文明体，以天下主义为指导：“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六韬》 ）按照天下主义指导而建立的天下体系，可以做到“天下无外”，即进入天下体系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受益，并且没有人会受损。这一崇高的人类理想被中国人称为“天下大同”。中华文明的演进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为实现天下主义而不懈努力的奋斗史。

其三，面向21世纪，作为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国，为了解决人类文明的21世纪困局，已经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这一伟大倡议秉承的就是中华文明古典的天下主义，又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中国既是这一伟大倡议的提出者，也是这一伟大倡议的践行者。中国智慧在未来融合世界智慧，必能创制出一个引领人类文明的“新天下主义”。“新天下主义”必将是符合全人类整体利益的，在这一新的文明建设思路引领下，加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倡议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深受其益。即使一时间持观望态度甚至逆反态度的，中国智慧也将一如既往地秉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态度，对其保持耐心和友善。中华文明的特质决定了其非霸权特性，在21世纪也必将成为世界霸权的终结者。“新天下主义”引导下的人类世界，将以增进合作、促进共赢、共同缔造人类美好生活为蓝图，让全人类共享信息文明社会的成果，将人类世界带到一个超越狭隘利益博弈、争取创造更大共同福祉的新境界。

世界有困难，中国有方案。

世界有困惑，中国有经验。

本书在下编部分，对中华民族作为承载人类轴心文明的世界历史民族，在21世纪必须进行的文明演进运动，进行了逻辑分析，论证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与责任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作者将以快问快答的形式，对21世纪人类文明的大趋势和天下大势的相关重大问题，做出简洁的回应。

概而言之，经过数千年的演进，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天下型文明，与全球化运动已经深度融合，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全人类的命运前所未有地紧密关联。21世纪的中国，必将在服务世界文明的进程中求得自己更加美好的前程，而世界也将因为中国之贡献而呈现出更加光明的新样式。犹如百川归海一样，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虽然百转千回，但也因此汇聚了千百江河，凝聚成了浩瀚的势能，在21世纪汇入世界文明的海洋中呈现出永恒的价值。这就是文明的大趋势，也是人类精神运动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