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高起点的农业文明，从黄帝时代到周秦时代

一、黄帝时代人们如何创制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

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在距今1万年的时候，地球出现了一个温暖时期，在亚欧大陆上，各大原生农业文明均在此时出现。在黄帝出场之前，中国北方的农业文明已处于新石器时代，诸多对农业文明具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创造已经诞生。如燧人氏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式，有巢氏发明了定居用的房屋建造术，伏羲氏（庖牺氏）始作八卦，又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神农氏既是农业开创者，也是医药发明家。

在黄帝之前，中华文明犹如“满天星斗”，众多方国已经蔚为大观。 此时的中华文明，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黄帝不应被视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而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奠基者。所以，司马迁在《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中，将黄帝作为五帝之首，看成帝王的杰出代表，这是非常正确而恰当的。

按照汤因比的分类，从原始社会中脱颖而出的第一代文明社会，全世界只有6个：古代埃及、苏美尔、米诺斯、玛雅、安第斯和古代中国。后来延续下来的第一代文明只有古代中国文明。

第二代文明社会中产生了叙利亚文明、古希腊和地中海文明、古印度文明，还有中国文明等。连续发展并绵延至今的，只有中国文明与古印度文明。

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的几大文明板块，包括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等，主要是第三代文明的产物。这其中，中国文明长期占据了最大的分量。

实际上，早期中国从“古国时代”向“王国时代”转型，早在黄帝之前就已经完成。文扬在《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中，描述那个时代的中国文明景象时，恰当地指出：

5000多年前，一个多元一体的巨大“丛体”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这一广阔的土地范围内同时发生，并启动了“中华文明的总进程”。

换句话说，黄帝建立的政权，应当被看作一个国家级政权，而不是部落联盟。黄帝对国家政权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后世百代帝王的终极偶像，黄帝在政权的开创建设方面，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重大贡献：

（1）黄帝顺应文明壮大统一的需要，通过军事手段，平息了部落纷争，初步统一了政权。这里边，黄帝分两步走，先征服了炎帝部落，使得诸侯均集合到黄帝的旗下。接着，黄帝率领诸侯讨伐蚩尤，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 。自此，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基本上统合了华夏内的各方国和部落势力，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政权系统。黄帝的巡视范围非常大，“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基本上北至内蒙古，南至湘南，西至甘肃，东至大海，黄帝都视为治理的范围，这已经为华夏农业文明核心圈画出了轮廓。

（2）黄帝建立了官僚体制，以正规的官职治理国家，不再实行部落社会的长老制。“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这些官职摆脱了部落长老制，并且有清晰的分工，且采取举荐的办法产生，避免了世袭制。这为后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治理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先河。

（3）黄帝创造国家武装力量，精练武备，保卫家国安宁。“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想要制止诸侯混战，就得自己掌握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黄帝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他经武整军，创建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后来又经过残酷战斗，击败了蚩尤。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黄帝仍然重视常备武装的重要性。“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这支常备军保证了政权的安全。所以，称黄帝为华夏民族第一位杰出军事统帅，也是名副其实的。

（4）黄帝对社会民生改善有诸多重大创造发明。轩辕的原意是车驾，从词面上推演，黄帝所在的轩辕部落大约是擅长车驾技术的。后世将车驾术的发明归功于黄帝，也是可以的。黄帝的夫人嫘祖是传说中中国蚕丝的发明人，中国后来称为丝国，也可归功到黄帝这儿。黄帝还“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等等，均说明黄帝改善民生的举措是多方面的、卓有成效的。

所以，黄帝与炎帝一道，被尊为中华文明的始祖，是实至名归，为中华文明的高起点发展，确立了一个水准很高的平台。中华文明奠基于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帝等先祖开出的高台之上，是这个伟大民族的幸运，也是这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光荣。

黄帝之后的四帝和大禹王继承了黄帝的遗德，其功业均极大，今举其要而言之：

（1）明祭祀典仪，绝地天通，创造了文明史上最早的政教分离体制。宗教伴随着人类文明而产生，原始宗教对先民有极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黄帝及之后的帝王非常清楚宗教（包含巫术）对政权和民众的极大影响力，在制度建设上，一边创造了国家正规的祭祀仪礼，一边“绝地天通”，让宗教力量与民众世俗生活隔离开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 《吕刑》 ）此举“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言天神无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此种隔绝人神，人神不扰、各得其所的做法，不仅让中华文明在后世的数千年间少受宗教控制之害，在世界文明历史上亦堪称明智之举。这一人类史上最早让政教分离、人神区隔的制度安排，值得大书特书。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中指出，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同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中国文明——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的独特的现世主义。 绝地天通的做法主要贡献者是颛顼帝，后世帝王均予以遵从。从此，求神问卜的事情交由专业部门来做，其主要业务也转为收集历史，记录历史。

（2）明正朔，易服色，以文化手段实现高效的文明拓展。明正朔就是制定优良的历法，然后推广。尧帝继承黄帝的智慧，从制定优良历法开始展开治理，可以说是抓住了农业文明兴起的“牛鼻子”。帝尧“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饬百官，众功皆兴”。（ 《史记·五帝本纪》 ）中国在五帝时代已经具有了比较精确的历法，在夏朝颁布的夏历，一直沿用至今，是全世界推广时间最早、绵延时间最长的农业历法，对于农业文明产生的推动力之大，可以想象。精准的历法，当时是绝对意义上的真正高科技，输出好历法，就是在输出先进生产力，让接受者以最大受益的方式求得文化上的皈依与认同，这种文明输出方式，可以说是善莫大焉。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也可称为华夏文明，而华夏文明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华夏族发达的纺织业和较高的文化水平。《左传》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注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因为华夏民族所在的中原地区有当时最先进的纺织工艺，衣服之华美，是别的地方无可比拟的，再加上大国已经有一套规范的礼仪典章，共同构成了先进的文化。从五帝时代起，中原王朝向外拓展，无不由推广先进历法和优雅的服饰开始，只要愿意采纳中原王朝的历法和服饰的地区，均可视为文明之地。这种以推广先进文化为先导的文明拓展方式，比军事殖民和野蛮残酷掠夺，不知道高明多少倍。也可以说，这是文明者才能做出的文明之举。中国后来历朝历代讲究以文化人，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都源于此。这种双赢多赢又成本最低的文明拓展方式，让对方心悦诚服，受益无穷，乃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一大创举。

（3）聚力治水，开启东方治水社会模式。古气候学、地质学研究已表明，距今4000至4200年，北半球发生了一场大范围的气候趋于干冷与季风转换事件，导致河流下游降雨增多，河水泥沙增多，酿成大洪灾。 关于特大洪水，世界各大古文明都有相关记载，在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有这样的记载：“洪水伴随着风暴，几乎在一夜之间淹没了大陆上所有的高山，只有居住在山上和逃到山上的人才得以生存……”《圣经》中关于诺亚方舟的传说，也与此相关。《史记·夏本纪》描述说：“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大禹治水由此开启：“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这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记录的第一场文明大危机，对抗危机引起的大禹治水是国家工程，面对滔天洪水，他们没有采取建造诺亚方舟以逃生的办法，而是集合国家和民众力量，奋力抗洪治水，采取疏导的办法，大范围疏浚河道泄洪，最终用13年的时间初步完成，东方治水社会形态至此也初步形成。这一社会形态要求全国一盘棋，中央政府主导集结力量，完成若干巨大工程，并规划了一套全国性的动员体制。《史记》记载，大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为了服务治水和救灾，大禹就此制定了全国范围的食物救济调节机制，还规定了各地的贡赋比例。（ 详见《史记》和《禹贡》 ）东方治水社会形态要求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权力体制，统一集结全国资源应对重大灾害，这又成为中国文明在抵御后来历次特重大危机时的宝贵经验之一。面对特大危机不逃避、不妥协、不求神、不怨天尤人，而是竭尽全力团结应对，这就是中国人的韧劲和顽强，后来也成为这个民族性格的一部分。

二、一位杰出女统帅，扛住了一次文明大入侵

司马迁将大禹作为夏朝的开创者，这也不是不可以，但大禹本人没有实行父子传位，“家天下”的开创者实际上是禹的儿子启。对夏朝的历史进行总结评论时，有必要廓清一下“家天下”的概念——家天下摧毁了禅让制，让中国古代儒生黯然神伤，但也解决了王朝领导者的继承人危机。禅让制表面上可以选贤，但是贤能的标准实际上很难确定。而家天下以血缘为客观标准，使得可继承的范围大大缩小了（后来嫡长子继位的原则被周朝确定了下来，进一步缩小了不确定性），这对维护政治稳定、减少纷争不无好处。

随之而来的商朝不仅在管理地域上更为广阔，在武功方面更是超出夏朝一大截子。正是商朝强大的武备，使得中国文明成功地渡过了一次大劫难。

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位于亚欧大陆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实现了一次军事技术的大变革，随着马拉战车的出现，驾驭马匹的马鞍和马嚼子也出现了，骑兵开始活跃于战场。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借助灵活的游击战术，能轻松打败凭借城市防守的农耕民族，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文明全部被打得七零八落，其古文明就此基本灭绝。而中华文明当时处于商朝时期，被商人称为鬼方的北方游牧民族也大举来到商朝的地界，开始持续地进攻与袭扰。华夏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就此展开。

殷墟出土的众多甲骨文记录了这次重大文明危机，尤其以商王武丁和他的妻子妇好领导的征讨鬼方之战最为惊心动魄。武丁征伐鬼方历时三年之久，动用了数万军队，最终大获全胜，使华夏文明的熊熊火炬继续燃烧。武丁二十九年（公元前 1246 年）二月，商之方国下旨（地点不详）叛反，武丁遣大将望乘前往征讨，土方与鬼方乘机侵扰沚境，沚告急求援。三月武丁即“登人五千”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分阶段重点打击的办法，先专攻土方和平定下旨，至十二月下旨之战结束，接着开始进攻鬼方。武丁于攻鬼方之际，深恐渭河流域的周人及陇西的羌方伺机行动，特遣蒙侯加以防范，此时鬼方与土方加强联盟共同对抗商军，战事非常激烈，规模日益扩大。武丁三十年（公元前1245年）七至九月，武丁曾七次下令增调援军，每次3000或5000人，在不到 40 天的时间内就征调了23000人；并遍祭祖先及诸神，祈求福祐，可见战事之紧张。在商军强大的攻势之下，至武丁三十二年底（公元前 1243 年），鬼方终于溃败，商军胜利班师。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征伐鬼方的前线总司令是武丁的王后妇好，随着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妇好墓的考古发掘，妇好王后更是以华夏第一位女统帅之名而名扬天下。被历史尘封了数千年，她的赫赫战功和英名终于为全世界所知。当代研究表明，为了准备与鬼方这一战，商王朝用了九个月筹备粮草调兵遣将，并由战功卓著、声望极高的妇好王后亲自统率大军，力图一战定输赢。据说妇好用一年时间打败了骑术精湛的鬼方，又用了两年的时间追击鬼方残部，确定彪悍善战的鬼方实力大损再也无力对商王朝形成威胁，妇好才班师回朝。安阳妇好墓的其中一座陪葬坑出土了大量的头骨，检验显示这些战俘头骨应属印欧人种。这也间接证明鬼方来源于高加索地区的游牧民族。

这批手持青铜武器的雅利安人摧毁了古印度文明，却被武丁和妇好完败。这次发生在亚欧大陆北部的特大冲击，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中认为，其破坏力比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骑兵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所到之处，古文明被扫荡而空。而中国文明因为自黄帝以来，已经建立起了初步的有中央权威的国家形态，再加上武丁的贤明和妇好的英武，这才没有造成文明的断裂，反而增强了华夏民族的战斗能力。

三、周礼，天下型文明的伟大创设

商朝的灭亡不仅仅是因为商纣王的荒淫无道、宠信妲己，更大的可能是商朝对东面和南面的夷族战事频繁，使得西面的周人乘虚而入，在突袭中一举灭商。

周灭商之后，面临着两个治理难题：一是在灭商的合法性上，怎样为自己辩护？二是如何以一个西部小邦的规模治理商留下的庞大国土？

以周公为代表的周朝统治者在商周之变之际，认真总结了夏商两代的文明治理经验，突出以文化为先导，总结出了一种以礼仪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低成本治理方案，对此后的中华文明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中华文明的机理通过周公的总结、孔子的阐发，以儒家学说的面貌基本形成。这里主要概述一下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对文明的突出贡献。

第一，塑造新的天命观，将政权的合法性从天神处移置至民生处。夏商两代的巫术氛围还是很浓重的，其统治者将治理的合法性归结到天命上。 所以，周必须论证自己伐商是天命所归。周人崛起源于后稷，这个部族以农业见长，十分重视农事和民生安定，所以其德行就自然落实到农事兴旺、百姓安定上。周公等由此将很难验证的天命落实到民生上，以民心为鉴以窥天命。“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 《尚书·泰誓》 ），这一转折进一步让中国文明脱离了宗教和神学的轨道，将统治者统治的合法性落实到了民生和民心之上，以文明的创造成效来决定治理的合法性，这是世界文明史上又一次大的跃进，民本思想从此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核心思想之一。畏天命就是畏民心，敬天命就是重民生。这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

第二，施行封建制度，极大地推动了文明的拓展速度。周朝的“封建”一词，不是当代人理解的保守固化，其原意是“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左传》 ）。这种分封制以与周王的亲疏关系为标准，将周王的亲戚分封到各地进行治理。过去的夏商也有分封制，但范围很小，到了西周，分封制基本覆盖了中原文化区。而且分封制唤起了地方诸侯拓展文明的积极性，他们无不竭尽全力追求自己封地内的财富和人口增长，这就极大点燃了地方政权的积极主动性，华夏文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多点勃发，诸侯竞争由此激发开来。周朝的分封制将先进的治理经验和文化科技以迅疾的速度在全国各地推广，一个封国或者一个城邑，都成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科技中心，中国文明的大范围整体崛起由此开始。

第三，确立社会伦理制度，为家国同构的文明社会奠定基本关系。周公创建的宗法伦理制度总称为周礼。周代礼制完整地讲应称之为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礼的部分主要包括人的身份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伦理等级制度。乐的部分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区别身份。前者是所有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制度运行的形式和保障。周礼将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确立为“五伦”——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包括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将人的伦理道德归为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周礼以血缘为基础划分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将每个人都很直接地划归为某种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这种区分标准具有普适性，从而使文明社会的构建很直观，很容易学习。通过家庭关系延展，就可以实现家国同构，个人与国家以这种最直观的方式实现了伦理认同。中国社会以家庭伦理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既保留了家庭在文明细胞中的基本价值，又让每个人很容易融入文明关系当中，为文明的推广复制提供了基本指导。只要家庭的重要性存在，来自西周的中国文明就永远有重大的价值。

王国维对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政治与文明制度建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

这些“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动；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

而周朝新建的这一套制度体系，最大的创制莫过于打造出了一个“天下体系”。对此，赵汀阳有过这样的阐述：

周朝天下体系的核心创意是把家化成世界同时把世界化成家的双向原则。这两个方向都设定了家与天下的同构性，但不同方向含有不同的意义：以天下为出发点，就意味着“天下—国—家”的政治秩序；以家为出发点，则意味着“家—国—天下”的伦理秩序。

以周礼为代表的这一天下体系，一方面以家庭概念去定义世界是四海一家的性质，人类本来就应该亲如一家，彼此依赖，彼此扶植，这就确定了天下的内部性，狭隘的部族、种族以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与天下的整体利益相比，都具有局部性，在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冲突时，局部应当服从于整体。另一方面，这一体系又以公正无私的概念去定义天下的共享性质和共有性质，确定了天下的普遍性，即天无偏私，想要代表天下利益就必须做到无偏无党，正直无私，不能偏私于某一局部或者某一喜好人群。周礼包含的“天下体系”由此达到了“天下无外”，“使天下概念与家庭概念达到重合，使内部性与普遍性达到一致”。

周朝创建的天下体系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具有极大的独特性。文扬等学者认为，包括古印度文明在内的非中国文明，其政治体系均起源于城邦政治与游居文明，这种游居文明和城邦政治产生的只能是本位主义的政治体系，即本部利益优先，而不可能产生像周朝这样的包容天下所有部族和地方利益的普遍性政治体系。学者文扬在《天下中华》《文明的逻辑》等著作中，多次指出，“无论是生物基因还是文化基因，中华文明中这种处处可见的大规模、持续的定居农耕文明标记，在其他文明中是没有的。而一旦通过同样重构方式描绘出欧亚早期文明的总图景，人们还会惊讶地发现，其与中华文明相比较甚至完全相反”。

由于中国文明在文明运动的起点上，就是一个大规模的定居型农耕文明，适应这一社会形态的文明样式也必须是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能够保障广大区域内海量人口稳定持续进行农耕生产的组织方式，这样的组织方式必须是确保相互依存、彼此协作、反对侵略并且能够协同进行建设的新的社会动员体系。

幸运的是，周朝的开创者们为了适应以中原为代表的广大农耕区需要，创制出了一套治理成本低、治理效率高且最大限度能够维护和平的制度体系，这就是“天下体系”。从此，天下体系就成为中华文明的内在特质。天下体系需要强有力的国家体系为载体进行运转，这就是周朝之后，中国的国家形态从封建制向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体制转型的逻辑起点。

换言之，从西周开始，中国就变成了中华文明得以生息繁衍的地理概念，中国就意味着一个不断拓宽视野的“天下”。因为天下大于国家，中国后来的国家形态可以改朝换代，但从来没有换过“中国”，因为中国自从变成了一个天下体系，就不可能被更换了。这也是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天下型文明的内在属性，世界主义从此深植于中国人的内心，再也无法忘却。

此外，为了实现天下体系，周朝统治者非常重视伦理，文教优先，政教分隔，民生为重。这些都是周朝文明建设带给后世的最重要的宝贵经验，而且历经近3000年之演变，这些重要经验仍然不过时，仍然在中华文明复兴的机理中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孔子因此感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佾》 ）

四、治理大规模文明体政治哲学的形成

西周重视文教礼法，但武备始终劣弱，终于酿成犬戎之祸，被迫迁都洛阳，是为东周。东周为后来的史学家分成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但从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说，不做这种人为的隔断也是可以的。东周是一个中国文明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铁器大量使用，农业拓垦范围大幅增加，商贸空前繁荣，大城市星罗棋布，甚至出现了相当于后来的大学的学术中心，如稷下学宫，私学的兴起与士大夫阶层的崛起相互促成，“思想市场”初步形成，造成学术思想空前活跃。诸子百家的兴起是这一被称为“轴心时代”最鲜明的标志，但东周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承转作用应该更为重要。至此，中华文明的奠基期宣告完成，一个统一的巨大文明体呼之欲出。文明的基本机理和民族基因演化在此基本完成。概而言之，东周对中华文明的价值甚为巨大，其主要价值体现在民族思维方式的奠定上，这些极具民族性的哲学思维，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人。

其一，重伦理重民生突出入世特色的儒家思想形成。孔子全面总结继承了周公的思想，试图恢复重民生守礼制的天下秩序，孟子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以施行仁政为政治目标，反对君主暴虐独裁，主张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君子人格奠定了心理基础。儒家以其强烈的入世责任与民本思想，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最终胜出，契合了中华文明在前3000年间积累的基本经验，其思想主干适合中国文明的土壤和民情。由孔子到子思再到孟子，其学说思想也从人性善扩展到行仁政、节用爱民，治民必先养民，在一切生产经济制度中要重视民生。特别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的提出，为民主思想开启了先河。儒家思想以基本伦理为出发点，以人道为中心，以现实社会的改善为目标，主张有教无类，人皆可以为尧舜，反对人分贵贱优劣，儒家还反对以种族论文化优劣。孔子提出：“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反映了中国文明博大的胸怀和对人的文明价值的高度尊重。因此，儒家文化最终成为中国古典文明时代的主流，不是偶然的。

其二，力主遵从自然、循道而行、辩证思维，且主张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道家思想成为文明的救弊良药。司马谈在《六家指要》中盛赞：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恩格斯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为中国古典文明提供了非常精妙的理论思维，让中国古代有了一批真正比肩于世界的哲学家。道家让人研究世界运行的规律，从大道上规划文明的演进方向，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过去和未来的关系，其思想的滋养，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

其三，确立正确的战略思维、运用成本最低的战术战胜敌人、让军事从属于政治，为文明生存繁衍提供安全保障的兵家思想形成，成为百代以来中华文明岿然不动的安全屏障。文明以生存为第一需求，以发展繁荣为基本目标。倘若无法生存延续，文明繁衍繁荣从何谈起？自古以来，威胁文明生存和发展的有两大原因，一是重大自然灾害和疫病，二是大规模战争导致失败者销声匿迹。所以，军事思想和安全保障能力是文明的屏障。以孙武、孙膑、吴起等为代表的兵家，全面总结了自上古以来中国的主要战争经验，摸索出了残酷军事斗争的战胜之道。《孙子兵法》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为中国文明最大限度保全自己、最小成本战胜敌人提供了战略思维指导，也成为中华文明的生存智慧，为维护世界和平、匡扶人类正义提供了东方智慧，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兵家的“慎战”思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东周后期，井田制由于其只适合在平原地区、城邑近郊的极大局限性，自然而然被农业人口不断增加的社会现实抛弃，土地私有制盛行开来，并使得后面的1000年企图恢复井田制的复古政治家的改革全部归于失败，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与此同时，分封制早已被崛起的各大国（主要是新兴国，前有齐楚晋，后有魏赵秦等）撕得粉碎，层层分封的制度只能解体，一种新的由国君授权治理的郡县制逐渐兴起，封建体制至此难以继续，等到东周终结，秦国统一六国，这一文明的进程告一段落，一个规模更大、政治治理更趋统一、文明能量更加强劲的新的文明历史阶段即将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