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一统的文明国家崛起，从秦到汉

一、天下体系需要一个可配套的国家体制

周朝创立者在五帝时代以及夏商的基础上，在大规模的文明体基础上，创建了一个天下体系，采取封建制的方式来运行这一庞大的体系，历经近八个世纪，这种运行体制无法克服诸侯国扩张纷争的外部性问题，一种能够制约诸侯国纷争、防止天下体系内部协调代价过高的新制度，必须被创建出来。即一个能够长期运行天下体系的统一国家形态成为文明运动的内在需求。这就是周秦之间中华文明运动的内在逻辑。中国历史，也在这个节点上，围绕这一历史逻辑展开。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治理方式——百代都行秦政法。

秦始皇和李斯合作，为大一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其主要措施有：政治上，建立皇帝制度，形成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经济上，在全国统一使用圆形方孔铜钱，同时还统一了度量衡；文化上，把小篆作为全国统一的文字，后来使用更为简单的隶书；思想上，焚书坑儒，确立法家为统治指导思想；军事上，北筑长城、南修灵渠。

这些政策除了焚书坑儒被后世诟病之外，其他基本都得到了后世政治家的继承。

秦始皇创立的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其基本架构没有大的变化，这是世界政治制度上的一大奇迹。这一制度连同其他施政制度，称为大一统制度，构成了中国文明的又一个鲜明特征。文明体和政治体高度一致，国家、民族与文明几乎成为同一体，这也是深受分裂之苦的西方文明体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

美国汉学家白鲁恂的经典论断——“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体”，是对中国文明特殊结构的最简洁的描述，说明了这一巨大文明体具有极不寻常的凝聚力。正是因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以及与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国家政权高度一致，使得中华文明在清末变身为民族国家——中国时，没有出现断裂和分裂。即无论现代中国还是古代中国，中华民族就是中华文明的共同创造者，中国大地上的人民直接转变为中国公民。相比自18世纪以来亚欧大陆上与清帝国并存的几大帝国如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俄罗斯帝国等，都在这一民族国家的转型运动中趋于瓦解，再也恢复不了原先的疆域和模样。自许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大英帝国，曾经辉煌极盛，也抵御不住这一轮民族国家浪潮，从维多利亚时期的日不落帝国，沦落为盘踞于小岛上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今后还有可能继续分裂变小。这样看来，大一统文明体的重大价值就更加凸显了。

国家、民族和文明，三者高度重合，这是中国文明创制和演变中一个必然的逻辑，但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大一统重在创制中央集权的政府，这一政治过程创始于秦汉，基本完成于隋唐。唐宋之后，中国文明的重点在于文明的融合，即文明内部均质化的发展。只有国家治域内的各民族完成文明的认同并实现平等的发展，均质化才能展开。中央政府对于治域内的所有地方，必须实现无差别的待遇，才能完成均质化，这就是唐宋之后中国历代中央政府的主要创制内容。因为国家治域内的文明规模极其庞大，所以，这一均质化的过程也极为漫长。理解中国文明的演变逻辑，也应当从这一过程中去解析。

秦始皇创制的大一统，经历后来历朝历代的不断完善扩充，终于铸造出了一个雄踞世界东方2000多年的巨型文明体，保证了这一文明体没有出现断裂，也没有出现西方政治中反复肆虐的民族大分裂，反而是不断融合，不断壮大，不断吸收新鲜血液，不断巩固与加强。秦代和汉代作为最初创建和巩固大一统文明的重要时期（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其制度创造经验，成为本章需要重点解析的课题。

二、大一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秦始皇和李斯合力建造大一统政制，不是因为这两位头脑特别好使，坐在朝堂上凭空设计出来的。这一套指向于全国统一的政制，更多的是总结前朝政制得失而不得不做出的理性选择。我们之所以要反复强调稳定的制度不是天才的创造物，而是符合当时人最大利益的必然选择，就是要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时，客观分析其历史条件，可以看到先人做出选择主要是不得不然，或者说这样选择看起来是符合利益最大化的。

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摆在帝国君臣面前的客观形势是：与前朝的周天子相比，需要治理的范围大大增加，需要养育的人口更是增加了几倍，原有的六国反抗势力依然强大，政令难以统一，经济和文化严重割裂……换句话说，当周武王取代商朝时，面对的主要困难是论证合法性，而秦始皇取代东周、统一列国后，面对的是史上最为棘手的已经连绵了近800年的诸侯割据局面，近八个世纪养成的诸侯割据思想，足以统治所有人的头脑。

秦始皇与李斯等一道，下决心不走回头路，下了三步“关键棋”，初步破解了“东周困局”。

第一，树立皇帝权威，建造中央权力结构。比如，帝号采用上古的三皇五帝尊号，兼并为“皇帝”，这就将中央最高统治者放到了最尊贵的位置，有利于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 秦始皇还和李斯等一道，建立了“皇帝制度”，让皇帝的权力、承继、仪轨初步形成规矩，特别是将皇帝的私权和公权分开，将行政权力合理授予丞相，建立了主要担负行政权力的“丞相制度”。 帝王和大臣分权制度，构成了王朝治理的合理架构。帝王世袭制，保证了最高权力的稳定连续性；大臣任命制，其执政与否取决于治理绩效，有利于激励与考核。当然，君权与相权后来还是出现了矛盾，但丞相制度始终无法彻底取消，说明这一制度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只要“授权治理”的必要性存在，丞相制就有其生命力。

第二，以郡县制为核心，处置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城邦政治和大国政治之间，始终存在一个巨大的分野，那就是城邦政治有可能实现直接治理，不需要层层分权。而大国政治因为治理半径过大，使得直接治理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周朝采取分封制，也是授权治理，只是授权范围过大，造成地方尾大不掉。秦始皇和他的执政集团采取授权范围分割、授权层级增加的办法，称为郡县制，有效解决了地方权力过大的问题，保证了中央权力的畅通。周代的分封制有利于诸侯，不利于中央，而秦代的郡县制削减了诸侯权力，有利于中央集权，所以造成企图再现诸侯权力的贵族阶层不满，也是不奇怪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秦始皇”一节中，对郡县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 郡县制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辖，郡县长官采取任命制，取消了分封制和长官世袭，这是统一文明体实现有效治理的重大制度创新。当然，如何平衡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现治理绩效的最大化，不同的时代还会有不同程度的调整，但郡县制到现今依然沿用，就证明这是一个适应文明发展规律的制度安排，是中华文明中国家治理智慧的一大亮点。

第三，由国家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国家成为文明大发展的坚强保障。统一并推广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提供国防军事安全保障，兴修国家交通网和水利工程……这些中国人看来是国家必须要干的正差事儿，对于现代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儿。即使是大型发达国家，这些事儿也没办得让民众满意。 秦帝国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方面，对中华文明的绵延繁荣与统一，贡献之大，是难以估量的。仅以统一文字为例，中华文明圈之所以可以称为汉字文明圈，就是因为自秦朝开始，中国就有了全国统一的文字，后来的字体虽然经过演化，由小篆和隶书又衍生出楷书、行书、草书等，但汉字标准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学生能读懂《尚书》与《论语》，依赖的正是这个汉字标准。而且汉字书写还独立形成了一种艺术形式——书法，使得汉字的传承性、传播力和表现力更强了。中华文化的主核以文字典籍的形式得以代代相传，亦有赖于此。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秦始皇以“大一统”为目标，搞出来的这些重大创制，是不是完全出于“公天下”的目的？是不是出于文明的自觉，为的是中华文明的千秋绵延？历史的真相可能与此恰恰相反——秦始皇主观目的是保证其“家天下”的千秋继承——《史记·秦始皇本纪》将这位千古一帝的心机记载如下：“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秦始皇以其自私的强烈动机，办了一系列宏大事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程。王夫之对此评论说：“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

黑格尔也注意到文明历史上这种以恶的本意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形式，他在《历史哲学》中说：“我现在所表示的‘热情’这个名词，意思是指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简直可以说是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人类全神贯注，以求这类目的的实现，人类为了这个目的，居然肯牺牲其他本身也可以成为目的的东西，或者简直可以说其他一切的东西。”

恩格斯本人对此观点十分赞赏，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也肯定了“私欲”“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

恩格斯的这一观点论述，非常有助于当代人理解文明史上绝大部分人的作为的意义，即使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为了个人欲望的最大化实现，但这种力量集合起来，就是推动文明力量的巨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动力。在人类社会未能摆脱私有财产权之前，为了文明的生存发展和延续，最有活力的文明应当是能够恰当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欲望的。其中，最主要的当然还是满足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一统从客观上满足了国域内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为其满足个体欲望提供了最多的保障，这样才使得大一统在中国逐渐成为不可抗逆的历史潮流。换句话说，大一统不一定完全符合某个地方、某个家族或者某个野心家的意愿，但符合域内绝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所以，大一统的力量在中国总是能胜过自私的割据力量。后世的统治者通过不断增加统一力量以克服割据力量，通过减少治理的成本来降低民众的负担，在大一统的道路上不断迈进。

三、充实大一统，开创大格局

秦始皇开创了大一统政制，但秦帝国却没有能够享受到这一政制的红利。秦帝国到第二世就亡国了，一共统治了15年。这就让后来的统治者不免质疑这一政制的好处。

项羽灭秦后，就恢复了分封制，结果才坚持了5年，就被刘邦击败。汉兴后，刘邦搞了一个半分封制，只立刘姓亲族为王，最终也证明这种分封制迟早会酿成地方割据的祸患。到汉武帝时，通过“推恩令”，最终基本消除了诸侯分封制。

大一统，启于秦，而成于汉。如果没有汉朝的成功，大一统在中国能否成功，还真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中国的文字被称为汉字，中国人在古代自称汉人，后来成为汉族，汉朝的政制成为后世王朝的样板，都与延续了400年的汉朝直接相关（这里将两汉合称为汉朝，因为西汉与东汉的政制没有大的变化）。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曾经这样阐述：假如一个生于公元1世纪的汉朝人，穿越到了公元8世纪的唐朝，他会很快适应唐朝的生活。因为，使用的语言文字是一样的，用的货币差不多，官制几乎也一样。与此相对照的是，一个生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穿越到公元8世纪的罗马，那他几乎就寸步难行了。

汉帝国存在的时候，西方也有一个可与之比肩的罗马帝国。汉帝国在领土面积上，与罗马帝国不相上下。但在人口数量上，汉帝国却遥遥领先于罗马帝国。公元1世纪的人口调查表明，汉帝国有1220万户人家，总人口为5960万。而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帝国的总人数却远远低于这个数。奥古斯都大帝两次统计的帝国人口，都是在500万左右。虽然这是一个很不精确的数据，估计是没有把奴隶算在里边，而且隐匿的人口巨大，但还是能说明汉帝国的国家治理水平远远高于罗马帝国。 这两大帝国分别代表了东西方在2000年前世界文明的最高水平，但此后的命运却大相径庭。

公元395年1月，罗马皇帝狄奥多西（347—395年）逝世。他在临终前，将帝国分与两个儿子继承。罗马帝国由此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410年，日耳曼的西哥特人在首领亚拉里克率领下，进入意大利，围攻罗马城。在城内奴隶的配合下打开城门，掠夺而去。此后在西罗马帝国境内建立许多卫国。476年，罗马雇佣兵首领日耳曼人奥多亚克废黜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西罗马帝国遂告灭亡。在东面，东罗马帝国地盘不断缩小，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向君士坦丁堡发起猛攻。5月29日君士坦丁堡陷落，东罗马帝国灭亡了。罗马帝国分裂后，再也无法统一，且之后复兴罗马的意愿在欧洲政治家心目中恒久挥之不去，但无一成功。罗马消亡，成为欧洲历史上永久的痛。

汉帝国在公元3世纪亦宣告解体，此后，中国陷入了魏晋南北朝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历经400年的分裂和混战，中国又奇迹般地统一了，而且后继的隋唐更加统一，也更加繁盛，中华文明步入了长达1000年的繁荣期，汉文化也更加兴盛了。汉帝国到底做对了什么？

汉承秦制，这是史家的共识。汉朝首任丞相萧何，本是秦吏，熟悉秦代法令，所以汉朝一切政治法律，几乎全面抄袭秦朝。萧何的继承者曹参、陈平等，亦是“萧规曹随”，不做更改。事实上，秦代的政治和军事架构，特别是丞相制和郡县制以及军制，整个汉代都改动很少，形成了政制的稳定性。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对汉治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绝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唯此种现实中所产生之此项制度，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

钱穆先生敏锐地注意到了汉制与秦制相比，有极大的继承性，但是又不可避免地有具体层面上的充实和完善。然而，其内核没有改，这个内核就是“大一统”。为什么没有改？原因就在于“大一统”适应于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人口众多、地区差别极大的巨型文明体。钱穆先生对此也有恰当的分析：中国的立国体制和西方历史上的希腊、罗马不同。他们国土小，人口寡。如希腊，在一个小小半岛上，已包有一百几十个国。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他们的执政者，自可由市民选举。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广场上，那里便可表现所谓人民的公意。罗马开始，也只是一座城市。后来向外征服，形成帝国。但其中央核心，还是希腊城邦型的。中国到秦、汉时代，国家疆土，早就和现在差不多。户口亦至少在几千万以上。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汉代的国家体制，显然与罗马帝国不同。

后世的政治分析家总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制不与西方政制接轨？其中很大程度上不是不愿意，而是不能。向心凝结的“大一统”趋向于统一，这是维持巨大规模文明体存续发展的关键。一旦背离了这一内核，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而这绝不是苍生之福。东方为什么成不了西方？其根源就在于大一统有利于降低文明的协作成本，并能广泛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服务。而分裂的文明可能有利于局部取得竞争优势，却不利于整体利益。大一统国家形态其本质是在运行一个天下体系，即所有的文明攸关方都被纳入一个整体给予观照，可以协调内部纷争，防止出现持续的战乱和对抗。

东西方的政制走向大分野，也正是从汉代开始的，这其中的枢纽性人物，自然就是汉武帝了。

汉武帝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与秦始皇并肩而立的大政治家，其功业之大、影响之深，也只有秦始皇可以比拟。如果从文明史的贡献角度上来分析，可以用一句很简洁的语言来概括：汉武帝“让我们成为我们”“也让我们从此永远成为不了你们”。

汉武帝在完善“大一统”上，主要有三个方面贡献：

（1）建立了儒家主导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政制，沿袭的是法家思想，以严刑峻法强制推行，并没有让“大一统”成为国家的信仰。 儒家的天命观能很好地承担起这个职责。当董仲舒向汉武帝呈献《天人三策》时，汉武帝敏捷地抓住了这个“天命观”——“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 董仲舒：《天人三策》 ）董仲舒贡献了一个治理逻辑：王者受命于天，天通过降瑞或者降灾的方式显示自己的意志，而天意又与民意相通。当然，王者要效法天道，实行仁政：“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董仲舒语 ）这种看起来比较自洽的意识形态，今天的人们或许不以为然，但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政治思想中，却是比较先进的。因为这种非人格化的天命观，可以让君王合理地摆脱宗教的桎梏，从而使政教合理分离。所以，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高度评价：固然，皇帝也是祭司，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亚欧大陆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中国能发展成一个世俗国家，数千年来未曾严重遭受宗教斗争的危害，与这一意识形态有莫大的关系。中国社会之所以始终对各种文明是包容的，就是因为没有一种宗教力量能够凌驾于政治之上，这也就为后来的宗教宽容政策开辟了道路。同时，对国家的认同，也结合这种“天命观”被建立起来，符合天命者，被视为正统，僭越者被视为非正统。拥护大一统，当然就是正统者了。当“大一统”与天命观联系起来之后，“大一统”的原则就具有了精神上的普遍性，从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一种信仰，再也没有力量能够动摇这一信仰。

（2）培养职业官僚，完善国家治理。汉代实行郡县制，诸侯公卿子弟不能世袭担任官员。这就需要朝廷建立一套专业的官员培养体系，培育职业官僚。这种职业官僚体系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官制度的雏形，它让治理国家成为一门技术工作，未经考察培养考核，不能上岗。秦朝开创的这一制度在汉武帝手里初步完成。弗朗西斯·福山对这种制度非常赞赏，认为是富有现代性的制度设计。其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有这样的表述：“当政治制度基于土地和人民、政府官员通过才能选拔而不是血缘和亲缘关系所决定时，这种制度就被认为是告别了古代、进入了现代的。”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人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业已出现，比欧洲早了整整1800年。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除儒术之外的博士一律取消，还任命一批儒生担任丞相，并封侯。汉武帝在中央设立太学，儒生在此毕业后可步入官场。儒家思想是太学里的专修课，而太学毕业，则成为步入仕途的主要途径。汉代的中央治理范围已经相当庞大，管理好地方实在是一个大难题。不给地方主官充分的授权，则当时的交通和通信技术做不到及时处置；如果给地方过大的授权，很容易滋生地方专权，产生割据。汉武帝的办法是，在不损坏地方治理效率的前提下，扩大中央监察制度，置十三州刺史。 刺史作为监察使，俸禄虽少而权力很大，乘坐专车巡行所属地方，地方行政长官有违法渎职的，立即弹劾。汉武帝还增设司隶校尉，专察京畿一带和重点复杂地区的官吏。司隶权力极大，他们诛锄奸宄、除灭豪强，对地方官吏很大的约束，对抑制地方豪强和奸民，起到很强的震慑作用。这种强化监察的治理方式，对于抑制地方本位主义，打击地方豪强，诛灭分裂势力，起到了很大作用，也由后来各个中央集权政府所继承。

（3）开疆拓土，奋威武德。汉武帝的谥号是“武”，具体解释是“威强睿德曰武”，威严坚强而睿智。他在位时大举用兵击败匈奴，颇有建树，因此谥号“武”。中国历史上谥号为武帝的帝王还真不少，但含金量较高的只有汉武帝、光武帝和魏武帝。而后边的这两位的对外武功，也没法与汉武帝比拟。汉武帝对外的经略，可以说是四个方向都开拓进击——北伐匈奴、南定南越和西南夷、东征朝鲜、西通西域。在这四个战略方向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使中国的版图比文景时代又扩张了一倍。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的版图基础至此初步确立。在这个帝国文明版图大拓展的过程中，又以北击匈奴历时最长、后世影响最为深远。汉武帝在位54年，几乎有一多半的时间在与匈奴交战。他倾全国之力，和匈奴展开了数次极为激烈的大战，终于击败匈奴，取得了胜利，切断了匈奴的右翼，打通了西域的道路。历史学大家陈致平先生在《中华通史》一书中称赞汉武帝的武功：“为东方两大民族，匈奴和汉族消长之大关键，死生之决斗。” 汉匈大战是中国有详细历史记录以来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战，此战不仅让中原农耕文明有了宽阔的安全纵深，并将农耕区拓展到河套平原和内蒙古草原边缘，还取得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交往的第一手经验，为后世中华文明的大融合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写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司马迁将匈奴纳入炎黄一脉的血统，将其民族根源纳入中华一统的体系当中，为两种文明样式融合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紧密融合提供了文化基础。 可以说，汉武帝征伐匈奴、去除边患的做法可圈可点，而其融合匈奴部族，非常宽容地将其纳入文明一统的大格局中来共同发展，则是更为高超的文明力表现，展示了汉帝国时期，中华文明已经完全具备了世界历史民族的宏大格局。

四、向西！向西！凿出一条丝绸之路

自汉武帝后期开始，汉匈双方都不再大规模出兵。经汉昭帝十三年的柔和政策，双方战争很少，大的战役基本没有。由于汉武帝采取不歧视匈奴人，以招抚重用为主的包容政策，武帝、宣帝时期还有大量匈奴人自动降汉，投奔汉地。据《汉书·卫青传》记载：武帝元朔三年，军臣单于死后，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为单于，与军臣单于长子于单发生内战，于单战败，“亡降汉，汉封于单为涉安侯”。除了这些，投降的既有单于、单于太子、名王，也有将、相、当户、都尉等。他们率领成千上万的部众越过长城，进入中原内地。除了贵族之外，还有为匈奴所奴役的部落也纷纷投奔汉朝。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宣帝地节二年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其君长以下数千人皆驱畜产行，与瓯脱战，所战杀伤甚众，遂南降汉。据不完全的统计，此时匈奴人附汉的，共有十余万人。西汉王朝对于这些降服的匈奴人采取优待措施，除了将匈奴上层封侯安置于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外，还将部分内附的匈奴人编入驻在三辅的长水胡骑和宣曲胡骑。而大部分匈奴人则安置于属国，“因其故俗”而治，保持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不变。因此，终西汉之世，内附汉朝的匈奴人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叛逃和作乱。

公元前52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宣布降汉，双方此后维持了很长时间的和平。这种和平模式是草原上的政权获得汉朝的封爵，但保持自主性，不接受汉人的直接控制。而汉朝支持这个政权对草原的统领，并给予他们一定的物资补充，维持政权的正常运转。匈奴通过纳质与朝觐来表达对汉朝皇帝权威的承认，获得汉朝丰厚的赏赐，进入了汉朝的朝贡体系。汉朝赐予单于的印章称为“玺”，也就是承认匈奴是一个独立政权。事实上，此后历朝历代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很多问题和争端，都是靠这种对话方式去解决的。双方有对抗，也有合作，最终选择了以羁縻制度和朝贡体系代替对抗的双边关系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在随后的上千年中，成为后来的中原王朝处理与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的基本指导。文明的交往和融合成为主流，冲突和战争成为非主流，文明交往的代价大大降低，这与西方世界对异族文明的屠戮和消灭，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汉武帝的另一个大功业——拓展西域，即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丝绸之路的开通，应从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算起，开通这条道路的主要人物是张骞。在汉武帝的经营下，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成为人类世界最为重大的文明交流事件之一。丝绸之路是人类在那个千年间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其意义一点儿也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之后的地理大发现。对于其沟通文明、促进人类交往的重大意义，当代人依旧拘囿于旧说，缺乏恰当的评价。

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国的一些商品和技术已经传至外部世界。比如，张骞第一次到西域时，在大夏见到我国巴蜀地区产的邛竹杖和蜀布。 他询问大夏人，大夏人答曰：“吾国人往市之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张骞推测，自巴蜀经南夷到身毒，有一条民间的商道，而这一地区山高林密，河流湍急，交通极为不便，民族成分又复杂，因此邛竹杖、蜀布等商品，可能是由这一地区的各民族辗转相传而去的。

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第一次出使西域，是以政治使节的身份，去联合大月氏（今阿姆河上游地区），希图其与汉两面夹击匈奴。大月氏原居敦煌、祁连之间，西汉前期，为匈奴所逐，西迁中亚。张骞至大月氏，大月氏“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张骞居岁余而返。但张骞在此行中遍游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还了解到了更远的一些国家如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身毒、奄蔡（今哈萨克斯坦西部）和乌孙（今哈萨克斯坦东部）的情况。他回国后，把上述国家的方位、交通、政治、军事、物产、文化、地理等状况一一报告了汉武帝。这个报告改变了当时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扩大了中国人的世界视野，为开通丝绸之路，发展中国与西域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根据。

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并以国家力量开辟丝绸之路，为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发展建立了不世之功。丝路开通后，各国多设机构，保障交通的安全与商旅的食宿。如西汉，“自敦煌西至盐泽（今罗布淖尔），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今轮台以东）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在西亚，“从安息陆路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罗马），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亭、置和邮、驿的性质基本相同，是汉廷设立的官府机构，兼管军政邮递，接待官使，安顿行旅，维护治安。

丝路的开通，促进了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往与互助互鉴。汉每年遣往西域的使团，多时十余起，少时五六起。每个使团人数，多则数百，少则百余人。远者八九年才返回，近者二三年返回。去时，携带大量的丝织品和金银财宝，归来时，带回一些贵重或中国缺少的物产。西方使团来我国的也很多。《史记》记载：“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这些使者还带来大量的礼物。如公元87年，安息王佛罗格斯二世遣使者送来的礼物中，有狮子、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又遣使送来狮子和安息雀（可能是鸵鸟）。

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洛阳。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织品以及冶铁、凿井、造纸等技术相继西传。西方的毛皮、汗血马、石榴、葡萄等瓜果以及佛教、魔术、音乐、舞蹈、雕塑等也纷纷东来。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带来的是持久的繁荣，给东西方文明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一点又与15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殖民地所遭受的文明大劫难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中国凿空的是一条和平之路、繁盛之路，直到今天，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丝绸之路还将为世界文明大融合大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汉武帝以后的历任统治者，始终奉行融合与交流政策，让国家的治理范围在秦朝的基础上，几乎扩展了一倍以上，汉王朝与域外的文明交流也加快了频次。中华文明第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黄金时代也在这种开阔的天下体系视野中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