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文］
《街上流行红裙子》：这就是生活

1984年第11期的《电影通讯》上用两页的篇幅刊登了影片摄制组经济承包协议书。大家能清晰地找到影片《街上流行红裙子》的摄制生产周期：自1984年5月28日至1984年12月19日，共206天；生产经费：摄制总成本44万元。这件事看起来平平无奇，却又奇特——囿于手头的资料，实在难以找到期刊全文印发经济承包协议书的缘由，但那一年，对于中国大地，对于上海都很特殊——1984年1月24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抵达深圳，27日前往珠海前，邓小平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2月1日，已回广州的邓小平，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题词。1984年5月，扩展为沿海的上海、宁波、南通、大连等14个港口城市，最终形成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从外滩的钟声响起，到亮出片名，关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上海影像一共有四个镜头：外滩日景、敲击初代电脑的手部特写、屏幕上对于当年流行预测、镜头扫过的车水马龙的街道，艺术字体的片名和同框的“长春食品店”店招是上海观众熟悉的——“哦，淮海路啊。”作为标志性的食品商店，长春食品店是上海人一眼能认出地点的“密码”。开设于1952年的长春食品商店，是原卢湾区的第一家国营食品商店，自1958年迁址到淮海中路后，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除了长春食品店，这部于1984年12月上映的电影，像“史笔”一样勾勒了那个时间节点的城市风貌：街道上便于瞭望的高脚交通岗楼、刷着黄色或蓝色的巨龙车、马路边的扶手栏杆、逼仄的弄堂、弄堂里玩耍的小孩、刷马桶烧煤饼炉子的人们……那些消失在城市建设中的历史痕迹再一次出现时，观众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上海在一帧帧影像中重逢，惊觉：我们早已生活在对于那个时代人来说幻想的未来。

在“什么是生活”的开场主题曲中，歌声将人们带回到1984年的上海，一个长春影人眼里的上海：黄浦江上的摆渡、街道上的行人、自行车、摩托车、公交车、人力三轮车以及呼啸腾空的飞机……上海海纳百川的区位特点，从交通工具的多样性中淡淡地勾勒出来。

故事发生在上海固然因为剧本设定，但细究起来，上海与纺织行业有着紧密的渊源：宋末元初的黄道婆，对促进长江流域棉纺织业和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29年4月，棉花曾被当时的上海市民选为市花。《申报》在1929年4月29日关于棉花当选市花的报道中解释：“棉花为农产品中主要产品，花类美观，结实结絮，为工业界制造原料，衣被民生，利赖莫大，上海土壤，宜于植棉，棉花贸易，尤为进出口之大宗，本市正在改良植棉事业，扩大纺织经营，用为市花，以示提倡，俾冀农工商业，日趋发展……希望无穷焉。”

近代，上海发达的纺织工业成了早期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之一，在火热的革命年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影片中，还能可以看到老上海们至今依旧惦记着的老牌子们最后的辉煌：“鹅牌”“天马”……如果要向如今的青年人一句话介绍，影片所聚焦的正是上海纺织女工对于上海的重要贡献。以国家“七一勋章”来说，上海一共两位“90后”老人获得。除了写就《红旗颂》的作曲家吕其明，另一位就是新中国纺织工人的优秀代表黄宝妹。

也许正因为当时上海地区纺织工业的发达，从当年采访影片的记者报道中可以了解到，片中扣“红裙子”题的“展裙”片段，竟是一次让主创们难忘的挑战：在第一次“试展”时，几位女演员穿好“行头”出现在上海繁华的淮海路上。“不料她们的裙子不但没有引来叹为观止的目光，而且较之街头青年们的服装，无论款式，还是色彩，都大为逊色。”制片主任刘振中所说的这个场景，让人想到曾经流行的一句上海童谣“乡下小姑娘，要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勿像，等到学来七分像，上海已经换花样。”有意思的是，这首童谣的变体也被作为刻画生活的素材，拍进影片。

在淮海路“试展”铩羽而归后，当晚，摄制组就召开了“紧急会议”。而后，整个剧组兵分两路，一组前往广州“几乎跑遍羊城的服装市场”，另一组则邀请了专家们设计服装的最新款式。“据说这场戏里演员们穿的连衣裙、百褶裙、喇叭裙、旗袍裙、太阳裙……都具有领导新潮流的水平。”观众也会在影片最后播出的“上海服装鞋帽公司商品研究所协助拍摄”中看到这互助的痕迹。

不过，面对这部我国首次以时装为题材的影片，有现代观众将它评价为“80年代的《小时代》”，这一方面许是因为观众被影片中的时装打动，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说，这样的视角忽略了主创背后更深的用意。

红与灰

不知何时开始，“纪录片”似乎成了等同于影像存档的影片类型。而当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观看一部主创严肃的现实主义故事片时，会发现：这类影片不仅拥有“生活截面”的物质质感，还像琥珀一样，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痕迹。

中华被称为“华夏”，据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所释，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服装色彩作为长期以来阶级区分的标志，不仅在国内，在西方亦然，并以封建社会尤为突出：以色彩获得及款式制作难度，分配给不同阶层各色人等。我们很容易找到历史上一些色彩、款式被垄断的记述。影片主创们的更深用意，是以“时装”作为切入，探究时代变化中的人心变化。

《街上流行红裙子》的剧本初稿完成于1983年9月，经过三次修改，以剧本形式刊发于《收获》1983年第3期。剧本发表之初，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林克欢先生曾有一篇言辞中肯的评论发表于《戏剧报》上，文中除了对于青年作者的可贵探索的肯定外，提出了人物行为动机上的修改空间：尤其是抛弃星儿二十多年之久的父亲形象。

拍成电影的剧本，由青年戏剧作家马中骏、贾鸿源两位在自己原作品的基础上修改完成——观众可以从中看到作品创作与评论之间的良性互动：影片中保留并强化了对比，而将评论中指出的不合理处进行了优化。所以，虽然电影更像话剧剧本的同人改编，但影片中对于“新与旧”的强化对比更是集中鲜明——不过，这也成了当年一些观众在观影后“失望而归”的理由：影片不像片名说的那样，说着“时装”却讲了许多。

也许当年那位评论者的感受并没有错：试想，如果这仅仅是一部单纯的时装片，那么剧组毫无必要走进人民公园，将镜头推向至今还有遗风的英语角——在女工宿舍中，星儿和葛佳与同事们看完中国女排击败美国队后，影片接上了这组“展英语”的镜头——像“展裙”一样，人们在这里展示自己的英语学习水平。葛佳说，“每个星期天的上午，很多自学英语的人都来这里展英语”“这倒是精神的新事物”“这叫思考的一代，追求更广阔的世界”。

代际的对比，主要体现在两代人之间（在老艺人处还有一些更年轻的一代）：观念保守的值班主任与活泼开放的青年女工、实用主义的母亲与理想主义的女儿、传统落寞的老艺人与投身商海的个体户……随着国门打开，青年一代的视野被逐渐打开。影片里，听到值班长吐槽她的孩子满嘴是她听不懂的“潮流、趋势”，不免让人想到1983年，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名作《第三次浪潮》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入国内，据说引发了青年学人的广泛关注。但，对于时代中人们精神趋势的探讨，未免过于“形而上”。因此故事具象为时装，更具体地说是时装中色彩的变化。

影片里有两次关于色彩的对话：第一次出现在开篇6分钟左右，在上海国际展览中心内举办的展会上，由赵静饰演的劳动模范陶星儿向日本友好城市的媒体介绍目前上海的服装变化：“变化很大，男女老幼穿灰、黄、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想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第二次则是在影片三分之二的地方，由模特老师介绍的“目前国际上流行三种颜色：白的、红的、黑的。白的表示纯洁，黑的表示端庄，红的表示热烈大方”。相映成趣的是，当我们翻看《上海通志》 ，会在第43卷，“衣食住行篇”里读到这样的介绍：在特殊时期，“女学生多穿军装，与男生同。有两用衫、中式装等，多灰、黄、蓝、咖啡等色，花布多细花、格子、条纹。”“80年代起，时装每年翻新，出现宽松衫、蝙蝠袖、超短裙、喇叭裤、健身裤等。”

红色的热情，新款式背后更为开放大胆的审美倾向，让影片除了刻画人物内心矛盾之外，呈现出一种较为激进的面貌：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片中男主角不断告别过去，从农场来到工厂，再由工厂前往公安局。据说这个形象在话剧版出现时，已经成为一个当时人物形象中的“新人物”，“使众多青年狂热迷恋”，同时又是让许多年长观众“大惑不解”的争议人物。“不要为过去申辩，而要为将来努力。”他在向女主角电话告白时的这句台词，似乎揭示了创作者、角色与狂热迷恋的青年观众的心理动态。

值得一提的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影片也并非一味非古厚今。相反，那个从剧本阶段保留到电影的吹曲老人的形象，让今天的我们还能读到主创对于传统文化零落的忧心——时代发展到当下，我们相信，那个曾埋头“搞钱”的男孩最终会回到他的父亲身边，赡养老人并非由于剧本逻辑，而是由于文化逻辑。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来自中华文化深处的智慧与经验，让中国观众能理解且相信，虽然影片里有被歧视的愤懑，被误解的痛苦，被冤枉的苦恼，有呜呜咽咽的箫声，有风雨交加的泥路……但当春雷响起，新风吹来，人们会在风和日丽的又一个春天，迸发出笑迎未来的热情与活力，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