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的网络结构与杀死伯里克利的瘟疫

被时而称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于公元前448年前后抵达雅典。他出生于亚洲希腊殖民地哈利卡纳苏斯，曾在东地中海相互连接的国度里漫游。在他的历史叙述里充满了民间传说，这可能是他在推罗、巴比伦、埃及和黑海的旅途中搜集到的。他最终来到雅典，并在那里用他书写历史的笔挣钱吃饭。他用颂词奉承那个城邦及其战胜波斯人的战争。普鲁塔克对他不以为然，说“他拍雅典人的马屁，从他们那里得到一大笔钱”。历史的写作技巧就这样诞生了。

希罗多德的游历，既揭示了全球化的曙光，也说明了雅典的魅力，可以吸引来自遥远地方的人才。伯里克利的情人，美丽而睿智的名妓阿斯帕西亚，出生于亚洲。阿那克萨哥斯与希罗多德一样，也来自安纳托利亚，而且来时满脑子都是他那个学派的哲学，启发了年轻的苏格拉底。数学家西奥多罗斯从北非迁徙到雅典。普罗泰戈拉斯是雅典的色雷斯人移民，在被称为智者的专业哲学导师中出类拔萃，至少柏拉图是这样说的。

公元前5世纪，雅典是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像所有大城市一样，雅典拥有足够的规模和财富来支持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比如教授哲学和撰写油腔滑调的地方历史。人才来来往往，能让前雅典人把希腊文化成长的种子从西班牙播撒到印度。

希罗多德响应伯里克利的殖民号召，前往位于意大利南部的雅典前哨图里。普罗泰戈拉将要写出图里的法律。伟大的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离开雅典，死在西西里岛。生活在一个世纪后的亚里士多德，是雅典输出的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来到城里在柏拉图学院学习后，回到了北方，在那里辅导亚历山大大帝的学习。他的思想影响力将雅典的势力推进到印度河流域纵深，然后通过布满圆顶屋的巴格达返回，又塑造了历程曲折的西方思想。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跨越雅典人地中海网络的思想。然而，这个网络的首要目的不是思想，而是商业。在罗马人筑路的时代到来之前，大型商埠只能靠水路生存。船是唯一可行的长途运输工具。像多数大城市一样，雅典十分依赖进口食品。根据德摩斯托尼的报告，在公元前4世纪，仅克里米亚就向该市运送了480万升谷物。同时，雅典也像克里米亚出口了橄榄油、华丽的彩绘花瓶以及征收的银币贡品。

5世纪中叶，随着雅典实力的增强，这个城邦试图将其网络转变为帝国。德利安联盟最初是一个松散的反波斯联邦，其“盟友原本是独立的国家，后来在大会上做出了结盟的决定”。雅典在联盟中的权力和影响力增强以后，在希腊占主导地位的陆上强权斯巴达给予了反击。432年，斯巴达人要求雅典人放弃对其附庸国的控制权。伯里克利回应说，“向他们屈服就意味着被奴役”，战争便开始了。

伯里克利的策略似乎万无一失。他用城墙保护着他的人民，城墙与他们能够建造的任何东西一样强大。他还派出无与伦比的雅典海军随意发动突袭和掠夺（“不过，他们的海军对我们不足为惧”）。斯巴达人来袭并杀进了雅典腹地，但伯里克利正确地预见到斯巴达人无法突破雅典的城防。他派出海军也是对的，因为它“可以几乎所向披靡地骚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沿海国家”。

面对斯巴达的重装步兵，雅典城可以固若金汤，但病毒和细菌却能长驱而入。雅典城内挤满了来自斯巴达进攻造成的难民，而雷埃夫斯港却向大海开放。瘟疫进入雅典后开始肆虐。雅典将军修昔底德当时正在城里，感染了这种疾病。但他幸存了下来并将这场疫情记入史册。伯里克利就没那么幸运了，不但他死了，他的亲生儿子们也一个个地殒命。

没有人知道这次瘟疫究竟是腺鼠疫、斑疹伤寒、天花、麻疹还是其他什么疾病。症状包括高烧、腹泻、头疼、肌肉酸痛及脓疱疹。几乎所有的雅典人都未能幸免。难民遭受的打击“尤为严重”，因为“没有住房，他们在炎热的季节里住在通风不良的棚屋里，像苍蝇一样一批批死去”，修昔底德如是说。就像新冠疫情的情况一样，这种疾病不成比例地传播给了医护人员，他们“因为照顾病人而感染了这种疾病，像绵羊一样一群群死去”。医护的努力几乎无济于事，因为瘟疫“毫无差别地杀死每一个人，即使是那些受到最精心治疗、得到饮食照料的人也没有放过”。与新冠疫情不同的是，即使“与身体纤弱的人相比，那些天生体质强壮的人在抵抗疾病方面也好不到哪去。”

修昔底德用其最经典的语句描述了瘟疫是如何摧毁雅典城秩序的：“人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宗教或法律的每一条规则都漠不关心”。结果，“这场瘟疫让雅典陷入前所未有的无法无天的状态”。

这场疫情，虽然杀死了成千上万的雅典人，但对斯巴达人居住的人口密度较低的农村，危害却微乎其微。这种神秘的疾病“从未影响伯罗奔尼撒半岛，或者说影响并没有那么严重；遭受疫情重击的，除了雅典外还有步其后尘的其他人口密集的城镇”。每一种瘟疫都在人口更加稠密的地方易于传播。这也是为什么传染病不成比例地威胁着城市，至少起初是如此。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瘟疫还是军事失败，都没有给雅典文化创造力画上句号。柏拉图出生在瘟疫即将结束的雅典城，而且活了80年。他与年长的苏格拉底的谈话，提供了一个面对面互动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范例。然而，雅典再也没有回到伯里克利统治下的那个巅峰。正如伟大的疾病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所言：“雅典社会遭受这场疫情打击之后，再也没有回复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