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的到来

在那场杀死伯里克利的瘟疫暴发后的500年里，地中海地区似乎总体上没有大的疫情流行过。内陆的罗马共和国幅员辽阔，具有禁止参议员从事商业活动的反贸易精神，它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征服了近邻。越来越多的谷物运来首都，不是通过复杂的贸易网络，而是来自被征服的西班牙和埃及领土的贡品。

从现在的角度看，我们无法对公元前400年到公元100年那些相对健康的世纪而喝彩。也许是罗马的渡槽或与外人有限的接触起了作用，也许纯属运气。不管是什么原因，瘟疫的消失使罗马共和国得以扩张其疆界。马吕斯、庞培和朱利叶斯·凯撒率领罗马军队穿越地中海，将共和国打造成一个帝国。

罗马是一个军事强国，但这个城邦也是艺术和知识的中心。万神殿的建筑、维吉尔的诗歌、西塞罗的演讲和普林尼的自然历史是人类创造力的典范。也许罗马的天才比不上古希腊的智慧，尽管如此，坐落在台伯河上的这座城市，一直放射着永续的光彩，彰显着被城市相互连接在一起的人类思想的潜能。城市提供了让人们可以近距离接触的方便，把维吉尔与诸如霍勒斯和普罗佩蒂乌斯等其他诗人，以及文化经理人梅塞纳斯联系在一起，后者是他们的主要赞助人。

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和罗马的贸易网络深入亚洲，大流行病又回到了欧洲。公元166年，“汉代的历史书籍记载了罗马臣民到达中国领土的情况”。虽然“这次新的相遇应该标志着新的国际交往的开始，不仅是商品贸易，也是思想和信息的交流”，但它“也预示某些更加不祥的事情就要发生”。

公元165—180年，来自亚洲的安东尼瘟疫，也许是麻疹，也许是天花，可能杀死了10%—14%的罗马人口。而几乎在同一时期，当时的中国也似乎受到一种流行病的侵袭。公元250年，疫情在罗马第二次大流行，并有可能导致罗马信奉了基督教。因为，“与同时代的异教徒相比，基督徒的一个优势是喜欢照顾病人，即使在瘟疫时期，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项必要的宗教义务”，并且“即使面对突然和使人恐惧的死亡，他们的信仰教义也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安东尼瘟疫发生在“五贤帝” 时代，当时罗马似乎管理得特别好。因此，瘟疫虽然致命，但并没有破坏社会的稳定。第二次瘟疫发生在更加不确定的时期，并加剧了3世纪的政治混乱，直到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统治时期才结束，而这一时期是漫长的，而且成功和残暴掺杂在一起。戴克里先开始了帝国的分裂进程，君士坦丁建立了东部首都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也被称为拜占庭，即使在罗马城沦陷后的1 000年里，依然作为罗马帝国的城市核心而屹立不倒。

艾萨克·阿西莫夫在《基地》系列里，描写了摇摇欲坠的银河帝国的智慧，是如何保存在一个遥远的，挤满学者和商人的行星上的情形。在5世纪，君士坦丁堡似乎已经准备好为罗马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当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洗劫母城的时候，君士坦丁堡建造了又高又厚的城墙，用以保护它的人民，直到1 000年后穆罕默德二世带着他的大炮来到这里才把它轰开。城墙“建造得非常及时”，因为，尽管阿提拉渴望征服东西罗马，但“匈奴人却没有耐心、技能和纪律来进行持久的攻城战”。

古典世界的知识保存在君士坦丁堡的大学中，这就像一所现代的大学，挤满了数十名口若悬河，说着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全职教授。正如吉本所说，即使“意大利空置的王位被遗弃给无法无天的野蛮人”，东方帝国的皇帝们还是颁布了新的法律和法规。就像阿西莫夫的基地一样，君士坦丁堡保护着帝国智慧使其安然无恙，等待迸发的时机以便收复西方的失地。正因如此，欧洲的黑暗时代只延续了几十年，而不是几百年。

帝国的复苏似乎发生在公元533年。第一代野蛮征服者，如455年洗劫过罗马的汪达尔酋长盖萨里克，已经逝去，取而代之的是其争权夺利的后人。

查士丁尼派军阀贝利撒留打败汪达尔人，重新建立罗马对意大利半岛部分地区的控制。贝利撒留将西罗马帝国昔日的财富带回君士坦丁堡，例如“黄金和国王的嫔妃们惯乘的马车”，还有犹太人的宝物等，这些宝藏是“维斯帕芗的儿子提图斯与其他一些人占领耶路撒冷后带回罗马的”。但贝利撒留的好景不长。

意大利发生了内讧，皇室表亲之间再次发生争斗，查士丁尼又一次派遣贝利撒留去征战。拜占庭将军与哥特人又鏖战了3年。他于公元540年占领了哥特人的首都拉文纳并返回君士坦丁堡，但他的胜利却变成了灾难。那个时代的观察家普罗科皮乌斯写道，“瘟疫在这个时期暴发了，几乎毁灭了全人类”。普罗科皮乌斯像修昔底德一样深受雅典人的影响，也用阿提克希腊语（雅典方言）写作。普罗科皮乌斯和修昔底德异口同声地把这种疾病的来源锁定在非洲：“疫情始于居住在贝卢西亚的埃及人，然后从那里传播到整个世界。”而现代科学文献表明，那场灾难起源于中亚。

与早期的雅典瘟疫不同，我们对查士丁尼瘟疫有一定的医学知识，这是因为在中世纪早期的墓地中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DNA）。查士丁尼的瘟疫似乎是鼠疫杆菌，又名黑死病，这是这个人类大敌的第一次有记录的亮相。这个连环杀手好像是从毒性较小的一个细菌祖先进化而来，而这个细菌祖先曾经感染过青铜时代的欧亚人。一般认为，鼠疫杆菌最早出现在中亚，并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欧洲。

第一波鼠疫杆菌在欧洲、亚洲，还有非洲的部分地区，至少肆虐了一个世纪。鼠疫杆菌主要通过跳蚤传播给人类，跳蚤叮人的时候将人的血液吐回人体。细菌一旦进入人体，就会侵入淋巴系统并在淋巴结里定居进而繁殖，然后散布全身。淋巴结肿大后被称为腹股沟淋巴结炎，所以，这种鼠疫亦叫“腺鼠疫”。寒战、体虚和内出血等症状会在一周内出现。皮肤和其他组织变黑并坏死，因此得名黑死病。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感染鼠疫的人大约有一半会死去，而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死亡率可能会高得多。

在5 000年前去世的一名20岁瑞典农村女孩的牙齿中，发现了鼠疫杆菌的DNA。该证据使一组科学家得出结论，鼠疫杆菌存在于青铜时代的“东欧大型定居点”，由于人口密度高且与动物接近，“这些地方的生活条件与以前的人口相比是前所未有的”史前农业密度可能引发了更早的瘟疫浪潮，然后“促成了新石器时代的衰落”，并“为后来的人们从草原迁移到欧洲铺平了道路”。

如果对古代遗骸的法医鉴定是正确的话，那么，密度与致命的疾病共舞的时间就可以追溯到5 000年前了。像犁那样的技术进步，导致人口增长、城市化和贸易繁荣。细菌也随之而来，并从动物跳到人类身上。如果疫情大流行严重，文明就会崩溃，人类就会被打回到低密度生活的原形。或许这就是5 000年前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那些农业“大定居点”所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对公元541年查士丁尼城遭受的破坏有更完善的历史记录。

普罗科皮乌斯对瘟疫的描述令人痛心：“有人立即死去，有人煎熬了几天后丧命。甚至有人身上长出像扁豆一样大的黑色脓疱，不到一天就去世了。还有一些人无缘无故地呕血不久就病逝了。”这个疾病在拜占庭肆虐了四个月，“其间，据说一天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5 000人，还有人说是10 000人或者更多”。

普罗科皮乌斯与修昔底德相呼应，“到处是一片混乱和无序”，但君士坦丁堡的公众对此做出的反应比先前的雅典要好。查士丁尼的一个机构不断“捐出皇帝的钱”并“埋葬无人领取的尸体”。一边，修昔底德描述了一座决心进行最后一搏的城市，另一边，普罗科皮乌斯写道：“那些过去常常醉心于追求可耻和卑鄙生活方式的人，开始摆脱往日那些邪恶的行为，转而积极地履行宗教的职责。担心下地狱受到惩罚的恐惧，给那些‘认为自己马上就要死去的人’带来奇异的变化。”

2020年春，纽约市空无一人。1500年前，君士坦丁堡也是如此，因为拜占庭人似乎也采取了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普罗科皮乌斯写道：“在拜占庭的街道上，能够看到行人实属不易。而那些有幸依然健康的人，都坐在他们的房间里，要么照顾病人，要么为死者哀悼”。不幸的是，与其他人保持社会距离，并不能确保免受跳蚤的叮咬。

瘟疫并没有彻底打消查士丁尼重新征服意大利的企图。他在公元544年又将贝利撒留派遣出去，但只拨给他区区4 000人，只有10年前进攻北非时他带去的人数的1/4。将军战且酣。君士坦丁堡本可以在拉文纳继续存续两个世纪，但它毕竟不是罗马治世的再现。拜占庭在意大利的代表成了当地的好战者，陷入与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的纷争，成为中世纪早期欧洲的乱源之一。

两个世纪以来，瘟疫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据估计，第一波黑死病杀死多达5 000万人，无可挽回地削弱了罗马和波斯帝国，为阿拉伯在七、八世纪征服亚洲和北非开辟了道路。疾病和战争的浪潮撕碎了罗马帝国的城市，并导致欧洲，特别是欧洲农村，贫困了数百年。

如此解释古典世界的消亡，是为了让读者看到疫情流行会导致世界走向末日。一个繁荣的城邦，首先被疾病削弱，然后因为政治动乱而分崩离析。外部掠夺者攻下较弱的一半，并用更弱的王国取而代之。较强的那一半幸存下来并准备重新建立控制权，但瘟疫又打断其重新征服的企图，进一步削弱这个仅存的文明前哨。人们撤退到与世隔绝的农场，却在那里遭到流寇的蹂躏。这些流寇最终安定下来，自诩为贵族，给他们的强盗行径披上了尊严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