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程度的社交距离
今天，黑死病通常是可以治疗的，抗生素可以治愈大多数病例。但亚历山大·弗莱明是在1928年才发现青霉素的。保持社交距离是中世纪唯一可行的应对措施。新冠疫情在20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是如此。
将病人与健康人隔离开来是应对传染病大流行的合理措施，但不同类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会带来不同的成本和效果。保持社交距离最古老的形式是只将病人从社区中带走。《利未记》第十三章第46节可能是人类最古老的公共卫生警告：“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的，他既是不洁净的，就要独居营外”。1898年的《印度麻风病人法案》授权“任何警察”“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可以逮捕任何在他看来是患麻风病的贫民”。地方法官和麻风病检查人员办理相应手续之后，该官员可以把“患麻风病的贫民”送到“麻风病人收容所收押，直至委员会或地区法官下令才可释放出去”。该法案在2016年才被全面废除。
现代社会中，鲜有愿意像中世纪那样放逐麻风病人的。此外，把人流放可能也是无效的。一个世纪前，纽约市有个被称为“伤寒玛丽”的女人叫玛丽·马伦。因为暴发的疾病和死亡事件与她烹调的食物有关，她被强制隔离。第一次隔离后，最终又被有条件地释放了，条件是“承诺放弃她的厨师职业”以及“不接触别人的食物”。然而“她彻底地违背了她的承诺，继续在酒店、餐馆和养老院做饭”。腺鼠疫暴发期间，只要跳蚤和老鼠还在，流放病人的做法就没有任何好处而言。对于人传人的疾病来说，如果疾病可以在出现症状之前传播，那么，将明显患病的人流放并不能保护尚且健康的人们，新冠疫情就是如此。
保持社交距离的第二种形式是让每个家庭自我隔离，就像在普罗科皮乌斯叙述的“坐在家里”的拜占庭人那样。新冠疫情中，千百万自我隔离的人们已经承受了巨大成本。对于穷人来说，家庭隔离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他们挤在狭小的房屋里无法舒适地生活，而且必须工作才能生存，而他们的工作场地，人与人的距离都是很近的。到2020年5月，只有13%拥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美国人能够远程工作。
在富裕的国家里，由于经济实力强、技术水平高，可以让人们在实行自我隔离的同时，仍能获得食物和其他必需品。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没有亚马逊金牌会员服务。没有充足的卡路里可以储存，长时间的冬眠是不可能的。但在历史的长河里，城市居民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这样的储存。
对于大多数前现代社会的瘟疫来说，家庭隔离代价高且无效。和别人保持距离并不能保证与跳蚤和老鼠拉开距离；黄热病可以通过蚊子传播到被隔离的家庭。霍乱从排水系统渗出，袭击躲在家中的人们。正如我们稍后将要讨论的那样，整个传染病理论在19世纪受到质疑，部分原因是保持社交距离对预防黄热病和霍乱的作用微乎其微。
第三种和第四种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更有效、个人成本更低，且拉开的隔离是物理上的空间而不是人。第三种，也是更常见的策略，是在社区周围建立隔离屏障，以期阻止疾病进入。第四种策略是在瘟疫源头周围建立屏障，阻止疾病传播。在本章的最后，我们将讨论在未来任何流行病的源头周围，设置这样一个警戒线的可行性。
对于长期接受自主性教育的人来说，从地方和社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是很不自然的。我们期望社会政策和产品能够满足各自的特殊需求，而不是满足超越个人的社区。但是，传染病使社区变得至关重要。渗入一个社区的任何疾病都可能感染社区内任何人，这意味着制定良好政策的时候，必须更加关注社区。我们将反复讨论这个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