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疫的发明：杜布罗夫尼克和威尼斯

查士丁尼瘟疫导致贸易崩塌，城市萎缩成小镇。罗马人口从凯撒大帝时期的百万降到千年后的30万。人们退缩到一个个自给自足的乡间孤岛，疫情随之消退。可以肯定地说，中世纪农奴的身体健康堪忧，营养极差，且卫生条件更加糟糕。传染性疾病很多，但都没有演变成大的疫情。欧洲中世纪的农民对这些传染病一点儿也不陌生。

贸易活动在地中海及布鲁日和吕贝克等北部城市逐渐出现。欧洲城镇之间的联系加深，并通过君士坦丁堡延伸到丝绸之路。到了13世纪，欧洲已经置身一个贸易网络，可以将奢侈的面料和香料运送到很远的地方。威尼斯和达尔马提亚的杜布罗夫尼克等城市是该网路的关键节点。但是，一个可以移动成捆羊毛的网络，也可以把携带鼠疫杆菌的老鼠和跳蚤捎带出去。

杜布罗夫尼克风景如画，其红色屋顶和坚固的城墙，作为《权力的游戏》电视剧中君临城的标志，为千百万观众熟知。然而，历史上的杜布罗夫尼克城遭受的冲击，要比虚构中火龙带给他们的冲击大得多。在后来半个多世纪里，这个冲击成功地把东西罗马联系在一起。杜布罗夫尼克崛起于查士丁尼瘟疫以后，是对拜占庭帝国大部分领土攻城略地的结果。来自一个古老罗马城市的难民，在早期斯拉夫人入侵之前，逃离出来并建立起一个避难所，由山脉和水道作为其保护屏障。欧洲在750年后的几个世纪中复苏，当时已经改称拉古萨的杜布罗夫尼克随之发展成为一个港口。这座城市直到1205年一直处于拜占庭松散的控制之下，是古罗马帝国与意大利大地上不断发展的城市之间的联系纽带。

威尼斯海盗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终结了拉古萨的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讲，威尼斯是拉古萨的加强版、扮演着连接东西方的最佳角色，也是东地中海最大的贸易强国。1204年，威尼斯人与十字军携手攻下君士坦丁堡，并征服了罗马帝国的残余势力。威尼斯人及其十字军的盟友，攻占了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城市并夺取了拜占庭的宝藏，譬如他们带回来的4匹青铜马，就安置在威尼斯市圣马可区的前边，为其增色不少。

拉古萨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其余部分也成了他们的战利品。在153年里，拉古萨人，差不多像德利安联盟的城市向雅典进贡那样，也不得不向他们的威尼斯领主进贡。然而，拉古萨和威尼斯一样，是当时世界上治理最好的城市之一。拉古萨强大的组织机构，使其成为第一个西方的城市，面对流行病疫情，能够组织起协调一致的公共卫生应对行动。

黑死病沉寂了500年之后，在14世纪初重现亚洲。鼠疫耶尔森菌随后在中国的旧城中肆虐，沿着丝绸之路扑向君士坦丁堡并侵入拉古萨。携带这种疾病的跳蚤可以附着在老鼠身上传播，也可以随着像羊毛这样的织物直接传播，羊毛是中世纪商贸交易的大宗商品。在第二次黑死病大流行的头几年，欧洲可能有1/4的人口死亡。仅在1348年，拉古萨就失去了10%到50%的人口。瘟疫在1357年、1361年和1371年再次袭击了这座港口城市。

但拉古萨人已经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1363年5月，当“关于意大利普利亚和马尔凯地区流行病暴发的消息”传来时，拉古萨的领导人决定“禁止来自这些地区的旅行者进入该市”，“同样地，也不允许拉古萨人前往这些地区”。人们知道了疾病源头的时候，特定地区的旅行禁令就可以发挥作用，尽管美国从2020年1月31日那天开始禁止中国人入境时，新冠疫情已经四处传开了。

旅行禁令实施14年后，拉古萨人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即通过了第一个检疫条例：“Veniens de locispesiferis non intret Ragusium vel Districtum”。该拉丁语的意思是，“来自鼠疫地区的旅行者不得进入拉古萨或其周边地区”。根据该规则设立了两个隔离点：圣马克的嶙峋小岛和察夫塔特镇。禁止拉古萨人访问这些地区，更不允许他们携入食物。而且，通过巨额罚款来执行该禁令。

今天，人们早已对检疫习以为常，因而很容易忽视其初创时期的辉煌以及偶尔带来的好运。拉古萨人发现，瘟疫既可由病人也可由看上去健康的人带来。他们猜测，长时间的隔离会使瘟疫自生自灭。事实证明，两周就可以了，因为鼠疫的潜伏期通常在7天内。他们至少懂得让瘟疫受害者远离主要的人口聚居区。他们还实施了一套有效且易于执行的惩罚程序。英格兰到1663年才产生它的第一个检疫条例。

检疫的一个模式是把来访者用灌满水的护城河圈起来，这一方法被后世模仿了几百年。来自病原港口的船在进入马赛之前，必须在拉托诺岛上隔离一段时间。美国埃利斯岛一直都被用来隔离检疫移民，直到1954年才被弃用。在《教父》电影续集里，虚构的维托·柯里昂被诊断出患有天花后，移民官让他在该岛上度过了孤独的40天。

检疫隔离在完全开放和完全关闭贸易通道之间，提供了一个折中的方案。1377年之前，拉古萨把所有来访者拒之门外，但这也意味着中断了所有的商业活动。检疫可在减少疾病传播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继续贸易。

入境的船舶及其贸易伙伴总是希望从速行事。隔离可以保障集体的利益，而加强联系又会让个人获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这种分歧今天仍然十分显著。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国家，甚至美国各州，都要求旅客在入境时进行自我检疫。但自我检疫很难执行，况且很多人无视规则是大概率的事情。

拉古萨人不仅建立了欧洲的第一个检疫区，而且组织了保护城市的集体力量，即选出公共卫生官员并赋予他们执行各种规则的权力。1390年，该市任命了officiales contra venientes de locis pestiferis（应对来自疫区之人的官员）。1397年后，这些卫生官员每年选举一次；1426年后，他们无偿任职。拉古萨和威尼斯一样，是个贵族共和国，其领导人，包括负责抗役的那些人，几乎都是世袭贵族。威尼斯在1486年效仿拉古萨，“到16世纪中叶，意大利北部所有主要城市，都设立了永久性的官职，负责公共卫生事务”。

拉古萨最终将登陆的旅客的隔离时间延长至40天。意大利语表示40的“quaranta”于是就成了检疫“quarantine”的词根。选择40天作为检疫的期限并非基于科学认知，而是来自《圣经》的典故：毕竟，耶稣在旷野流浪了40天、摩西在西奈山的云层中度过了40天、挪亚在他的方舟上行驶了40天，而以色列人在旷野上漂泊了40年。这些保持社会隔离的模式，似乎将检疫置于坚实的精神层面上了。

威尼斯人以耶稣的门徒及好友拉撒路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用来隔离的岛屿，称其为拉扎雷托。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这座岛屿不仅容纳了来访威尼斯的人，也容纳了生病的威尼斯人。威尼斯人在15世纪就采取了社会疏离的措施，不仅检疫来访者，还把自己的病人送到他们的“拉扎雷托”。有时，“城市内一个区一个区地被隔离了”。就像在2020年那样，人们的行动受到法令的限制，“妇女和儿童”被“限制在家中”或“被禁止离开教区”。至于通过如此严苛而区别对待的限制措施是否拯救了生命，那就不得而知了。

说到威尼斯，人们必然会联想到医生通过使用防护用具来保持社交距离。防疫医师的喙形杯罩式口罩是当今威尼斯狂欢节的一大亮点。然而，人们往往把该面具的发明归功于查尔斯·德·洛姆。他是17世纪早期的法国宫廷医生，显然十分聪明，居然能够琢磨出一个防护设备来。医疗专业人员佩戴后，可以增加在疫情大流行中幸存下来的机会。

威尼斯通过其派驻“在地中海的领事每日通报的信息网络”，以及通过“彻底盘查到达威尼斯港口海岸的水手”等手段，将他们的检疫系统更具针对性。不管哪里暴发鼠疫，威尼斯当局都想了解该疫情的情况，并立即对暴露于鼠疫的船只进行隔离。进入21世纪，要想建立起成功的缓冲地带，就需要有一个更加复杂的早期预警系统。

本书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减缓疾病的传播需要医学知识和有效的政府措施。实施隔离很困难，因为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不一致。一位15世纪的拉古萨商人，希望尽快将他的货物运进城市，而不想在岩石林立的岛上待上个把月。17世纪的威尼斯病人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愿被送往瘟疫防控医院。很多美国人宁愿选择在8月份参加南达科他州的斯特吉斯摩托车拉力赛，也不想躲避在什么地方。威尼斯和拉古萨能够隔离得如此成功，恰恰是因为它们的政府在那个时候是最有效的。说实在的，在许多方面，这两个政府看起来都比美国或英国政府在新冠肺炎暴发时的表现要好。能力较弱的政府，更难实施检疫和社会疏离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