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洲能在黑死病中幸存下来？

黑死病杀死了数百万欧洲人，但并没有终止欧洲的复兴。它以可怕的方式，增加了幸存的欧洲人人均拥有土地的数量，使他们变得更加富裕起来。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六章展开讨论。第一轮鼠疫耶尔森菌的暴发与第二轮的暴发最大区别之处，就在于每次暴发后发生的政治事件有所不同，这进一步说明，民间社会力量决定着灾害影响的大小。

一系列入侵造成社会动荡并击垮了西罗马的欧洲，第一轮黑死病便接踵而至。查士丁尼的秩序或许可以重建，但它的前程却风雨飘摇。此外，帝国的超城市化以及高度集中的统治模式，让帝国在给都城带来混乱的流行病面前变得特别脆弱。

第二轮鼠疫耶尔森菌袭来的时候，欧洲正处于分散、以防御为导向，且政治处于长期稳定的平衡状态。各个王朝稳固，封建秩序已经建立了几个世纪。汹涌而至的第二次黑死病没有倾覆这只已经稳定下来的大船。

公元550—1450年，欧洲人把过多的时间用在相互争斗上。他们开发了军事技术，如城堡，并从他人手里借来技术，如可能经丝绸之路来自中国的火药等。当苏莱曼大帝的奥斯曼军队于1529年抵达维也纳时，他们碰到了高墙，还有一支由西班牙火枪手和德国长枪兵组成的高度组织化的防御力量。

欧洲大陆的防御固若金汤，即使大疫过后，人口骤减，他们依然可以借助城堡抵御外敌。1300年—1400年，尽管死了数百万人，欧洲的边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瘟疫带来的后果纵然可怕，但欧洲的稳定意味着它的经济依然可以继续增长。把两轮黑死病拿来作比较，不禁让我们疑惑，2021年的世界，更像不稳定的540年呢，还是稳定的1350年？

在我们的印象里，欧洲人在1492年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饱受输入疾病的蹂躏。修昔底德将雅典的瘟疫归罪于埃塞俄比亚。鼠疫耶尔森菌可能来自中亚，尽管有些人认为它起源于古老的欧洲。这种观点反映了欧洲历史学家对欧洲事件的偏重。也许6世纪的欧洲人通过一些被遗忘已久的贸易路线，将瘟疫传播到中非。可是，欧洲人从来不会记录这段历史。

但是，多亏了一位方济各会的传教士，给我们留下一份书面记录，详述了西班牙人是如何把一种可怕的流行病一股脑地传染给阿兹特克人的。“天花袭击印第安人后便猛烈暴发，蔓延整个大地，以至于在大多数省份里，都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死去”。新西班牙（墨西哥）虽然“人满为患”，但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却“从未见过”天花。人们没有免疫力，而他们同常比较健康的习惯，比如集体洗澡，更助长了这种疾病的传播。

1633年，朝圣者威廉布拉德福德注意到，天花对马萨诸塞州的美洲原住民造成了巨大损失：“他们感染了这种疾病，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结果，人们都无法互相扶助，他们无法生火做饭、无法取水解渴、也无法埋葬死者”。有人估计，多达90%的土著人口死于来自欧洲的疾病，这让少数早期殖民者更容易在北美定居。殖民者使大部分非城市化的北美人口，暴露于已经在欧洲城市传播了几个世纪的各种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