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失败之时：黄热病狂虐费城

18世纪和19世纪期间，是个前全球化的时代。新的流行病随着快船传播，让欧洲人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了隔离措施。正如我们的现代旅行限制几乎没有将新冠疫情排除在美国和英国国土之外一样，那些早期的隔离措施，既没有阻住黄热病也没有挡住霍乱。费城黄热病的教训告诫我们不要过度依赖旅行禁令。它还提醒我们，其他方面的投资，如该市的公共供水系统，却可以在流行病突破警戒线后帮助人们生存下来。

帆船把各大洲连接起来。随之，更多的疾病也在全球蔓延开来。横渡大西洋的欧洲人又将美洲的疾病带回了欧洲。梅毒似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非洲成为三角贸易路线的一部分，黄热病等非洲疾病也掺和了进来。黄热病是一种虫媒病毒，由受感染的蚊虫而不是空气中的飞沫传播。该病毒和携带其病毒的埃及伊蚊，都被认为来自非洲。尽管自1937年以来就存在一种有效的疫苗，但这种疾病每年仍杀死成千上万的人。

几个世纪以来，贩运奴隶的船舶，通过可怕的中部航道，把水桶和作为货物的人从非洲运送到美洲。木桶为埃及伊蚊栖息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因此，这些致命的昆虫大摇大摆地横渡大西洋，还经常在中途杀死它们的船伴。黄热病在美国热带地区流行，并从1691年到1761年定期向北传播到美国城市。然而，在此后的30个年头里，这种可怕的疾病不仅离开了美国，还远离了加勒比大部分地区。

历史学家比利·史密斯在其《死亡之船》一书中，讲述了一个黄热病杀回美国而导致大批城镇居民死亡的故事。他说，18世纪的伦敦咖啡馆，是知识分子保持联系的地方：位于圣马丁巷的老斯洛特咖啡馆为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托马斯·盖恩斯伯勒、约翰·德莱顿，甚至是早期的洲际旅行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等提供喝咖啡和获取信息的场所。在老斯洛特咖啡馆里，早期废奴主义者们还举办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会议，他们空想出一个乌托邦方案。而这个方案，为这些空想家以及远在美国生活的成千上万的人带来可怕的灾难。

根据这个空想，在非洲的博拉马岛，也就是几内亚比绍的部分领土，为获得解放的黑奴建立一个殖民地。英国人将把该岛买下，并雇用当地的非洲人来帮助种植农作物。这个殖民地最终将被建成一个有利可图、完全没有强迫劳动的种植园。看上去，这一定是个绝妙的方案，它诞生于伦敦的一个雨雾蒙蒙的下午，唯有老斯洛特咖啡馆的咖啡和空想家们的梦想让其透出一丝温热。

这些人乘3艘船前往博拉马并在那里登陆。当地人最初发动了袭击，杀死了7名男子并绑架了8名妇女和儿童，但抱有理想主义的殖民者们前赴后继并最终买下这片土地。被掳去的妇女和儿童也大都被放了回来。可不幸的是，蚊子比非洲人更加致命，墓地里已无法埋下更多的死人。定居点随着黄热病的肆虐不断缩小，他们的汉基号船又横渡大西洋来到美洲，首先把热病带到加勒比地区，随后又带到了费城。

1793年—1805年横行一时的黄热病疫情，给新建立的美利坚带来第一个重大的健康危机。这个疾病的暴发标志着围绕该病性质进行激烈辩论的开始，这场争论在一个世纪里，把医学界最优秀的思想家们分裂成两个营垒。

有两种关于流行病的理论。瘴气理论强调疾病来自“糟糕的空气”，即瘴气，而这样的空气是由恶劣的环境条件造成的，包括恶臭的水源和受污染的大气。瘴气理论家呼吁修建渡槽、消除污物。传染理论则注重人与人接触的风险，强调隔离的重要性。事后看来，传染病学家的理论，从科学的角度看是正确的。但瘴气学派的政策建议常常是完全合理的。污物虽然不会引起鼠疫，但清除了污物也就除掉了老鼠，那么减少污物的政策肯定就是有益的。

著名的本杰明·拉什博士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大陆军外科医生、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和“美国精神病学之父”。他是美国早期最杰出的瘴气理论支持者。拉什年轻的时候曾治疗过黄热病患者，当1793年黄热病在费城暴发的时候，他已熟知该病的症状。他把家人送到了城外的安全地带。其他两万名费城人也为躲避疫情，逃离到乡下。拉什留下来与疾病作斗争，但尽管他使出了浑身解数，黄热病还是杀死了该市1/10的人口。

拉什是18世纪美国杰出的医生，但他在黄热病流行期间犯的错误与他的取得的成功同样让人瞠目结舌。拉什居然相信非裔美国人不易感染黄热病。他说，“现在在我们城市流行的恶性热病，黑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感染过”。因此，拉什强调“雇用黑人来护理和照顾感染这种发烧的人是安全和适当的”。费城的非裔美国人社区热烈响应他的号召，为了公共利益，投入到抗役的洪流中。不幸的是，拉什大错特错，英勇的非裔美国人护理人员成批地死去。

拉什医疗黄热病的方法包括大量放血，让患者服用大剂量的汞。第一次放血的尝试没起作用，但他还是让血从更多的人那里放出来。他又错了，然而有趣的是，他对疾病传染的观察则对错参半。拉什对传染理论不以为然。1804年，他写道：“我们反复尝试将病人与健康人分开却无法阻止黄热病的传播”。他还写道，“黄热病经常在我们城市中彼此相距遥远的6个地方同时暴发。”因此，“说黄热病具有传染性”“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非常荒谬的”。其实，黄热病“只能在被腐烂动植物散发出的恶臭污染的大气中传播”。出于这个原因，他认为隔离不仅是“不必要和无效的”，而且也是极其邪恶的。

拉什不是不讲究科学。他的结论来自他对费城黄热病传播的大量观察。对他来说，该病似乎没有传染性，当然，它根本不会通过人类密切接触来传播。

在这场围绕黄热病的辩论中，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成为拉什的劲敌，与其形成鲜明的对比。来自加勒比的汉密尔顿，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倡使用该地盛行的“树皮和酒的疗法”，即使用奎宁树皮和稀释的马德拉酒的治疗方法。假如费城暴发了疟疾，那么使用奎宁治疗是没有问题的。可奎宁对黄热病没有任何疗效。马德拉酒除了可以提神外也没有什么医用价值。

隔离会失败，要么因为漏洞百出，要么因为实施得太晚，就像美国，开始实施旅行禁令的时候，密切接触过新冠肺炎病毒的旅行者早已充斥各条大街。费城的隔离措施和隔离区的失败，两个原因可能都有。蚊子可以在水面上飞行数百米，因此黄热病隔离所需的距离要比鼠疫隔离所需的距离大得多。1793年受感染的蚊子是不是从检疫的船上传播到陆地，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更要命的是，当该市准备在1793年决定实施隔离时，蚊子已经在全市范围内扎下根来。该城行动太迟了，蚊子已经找到了很多人类宿主。当霜冻阻止这些害虫飞行的时候，由它们传播的流行病也就暂告一段落，但这并不意味着疾病已经结束。到了春天，即使船只被检疫，疾病也经常死灰复燃。黄热病和寨卡病毒都可以从受感染的埃及伊蚊传染给它们在春天孵化出来的后代。结果费城遭受疫情多年的折磨。从某种意义上说，拉什是正确的，这片土地已成为传染病的源头。

到了1901年，沃尔特·里德终于探得黄热病的真正奥秘。里德是美国陆军黄热病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对黄热病展开调查，因为这种疾病在美西战争期间和之后给美军造成了可怕的损失。里德本人正在测试一个他认为是古巴医生卡洛斯芬莱的假设，后者在1881年提出了蚊子携带传染病的想法。

虽然本杰明·拉什对黄热病的理解是错误的，但他提出的更加宽泛的政策则影响巨大。事实上，费城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供水系统的先驱，正是因为本杰明·拉什误解了黄热病的病因。更好的卫生条件，意味着消除了容易滋生蚊虫的积水。瘴气学派强调城市清洁。即使清洁并不是防止传染病的万全之策，他们的建议也总是有些道理的。

尽管瘴气理论盛极一时，隔离检疫依然通行，部分原因是无可奈何，因为实在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在美国南部，黄热病季节性暴发已是既成事实。在暖冬地带，受感染的蚊子，不仅它们的后代，就是它们本身也可以存活到春天。在黄热病暴发期间，偏远的社区实施“强制隔离”，禁止任何人进入其管辖范围，从而扰乱了整个南方的商业活动。这种地方隔离措施代价高昂，导致刚刚与联邦政府发生过内战的南方人，要求联邦政府对隔离政策进行更多的管制。

费城把隔离和阻止人员流动的政策在实施中呈现的局限性暴露无遗。疫情一露苗头，就得立即实行隔离，而且必须严格。实施不到位，甚至晚上十天半个月，都会让隔离的效果荡然无存。令人担忧的是，在现代世界里，也许将永远无法依靠阻止人员流动来抵御未来的疫情。

费城的尝试在悲观中给人们带来一丝希望。科学失误（瘴气理论）和常识（干净的水是好的），两者相加的结果，让该市投资了公共供水系统，使其能够更有力地抵御未来可能暴发的流行病。我们生活的当今世界，永远无法确定能否阻止下一次疫情再次暴发。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健全的卫生系统和尽可能强健的体魄，这样才能在未来抵御新的传染病的来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