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围困的城市

城市会消亡。坐落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城，是希腊神话中弥诺陶洛斯牛头人的故乡，曾经不可一世，却毁于地震和外来侵略。城市常会衰落。今天的克利夫兰、匹兹堡和利物浦的规模，都比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小得多。谁也无法永保城市荣昌。

一座城市的衰落不堪忍睹。衰落可能起于一座工厂的关闭。接着，这个厂的一些工人会在当地商店减少消费支出；而教育程度最高，且最有机会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的那些工人，则会离开这座城市。税基下降导致城市提高税收并削减公共安全、教育和娱乐等方面的开支。犯罪率陡增，新的商业投资望而却步，更多的市民弃城而去。经济困难导致社会混乱，而社会问题又会引发更多的经济问题。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去工业化是导致城市衰退的主因。譬如像底特律和格拉斯哥这样在昔日极具影响力的大城市，工厂的工作岗位外流严重。这种危机的发生，归因于制造业的转变：大规模、自给自足、高度自动化的制造业工厂，不再依赖城市密度为其发展提供的优势。然而，对城市的生存造成更大威胁的，还是不可控制的大流行性疾病。这是因为，密集的社交距离会引发传染病流行，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密度，恰恰是城市特征的决定性因素。

如果说，人与人近距离接触是城市的特征，那么，自从2020年3月开始的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更加快了全球去城市化的进程。“安图”（SafeGraph）网络公司 提供的手机使用数据显示：2020年3月14日至3月24日，美国人进行娱乐和购物的次数下降了40%。

由空气传播的流行病不仅威胁着城市的健康，而且威胁着为大多数现代城市居民提供就业机会的城市服务经济。机械化导致工厂纷纷离开富裕的大都市。而后，对于学历不高的人来说，微笑着把咖啡递给顾客，就成为了他们的经济来源。这样的就业似乎很有保障，因为再全球化，也无法把一杯热腾腾的拿铁从中国送到伦敦的苏活区。

当那个咖啡店服务员的微笑成为危险，而不是快乐之源的时候，那么工作岗位就会瞬间消失。在2020年疫情大流行之前，有3 200万美国人，即就业劳动力的20%，从事零售、休闲和酒店业的工作。美国1/5的休闲和酒店业工作岗位在2019年11月至2020年11月消失殆尽。从2019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三季度，英国膳宿和食品服务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14%以上，而在这些行业中依然保住工作岗位的人，也有22%的人以不同的形式暂时离岗。无论是对城市还是全球经济来说，世界上所有面对面服务工作的永久消失，产生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20年前，我们面对流行病风险时曾信心满满，认为我们能够取得成功，这主要归因于我们战胜了之前的瘟疫。早期移民在城乡接合部落户，其健康状况不如他们从事狩猎或采集的祖先。部分原因是，人口稠密地区死于传染病的情况更为常见。长期以来，城市人口死亡留下的空缺，要靠来自农村的移民补充。但到了1940年，疫苗接种、下水道的建设和抗生素的生产，使城市居民的预期寿命赶上了农村居民的预期寿命。到2020年，城市居民的寿命开始超越农村居民的寿命，而且这种死亡率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这种情况至少在大规模传染病再次出现之前都是如此。

不幸的是，除非政府更加认真地对大流行病进行防范，否则新冠疫情的出现不太可能只是一次性的事件。随着全球流动性的增长，实际或潜在的流行病变得更加普遍。1900—1980年，美国只遭受过少数疫情暴发的威胁，如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1957年的亚洲流感和1968年的香港流感等。其中第一次疫情暴发的情况十分糟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它的记忆也逐渐地模糊起来。自1980年以来，美国又经历了一系列病毒引起的疫情，如1980年流行至今的艾滋病（HIV/AIDS）、2009年流行的H1N1流感、2015—2016年的寨卡病毒 ，以及从2020年流行至今的新冠病毒。而由于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还包括2012年的SARS和MERS。2013—2016年和2018—2020年出现的埃博拉病毒；1998—2000年和2004—2005年还出现的马尔堡病毒，它们都差一点就在全球传播开来。因此，全球性疾病大流行将会接连不断。这也会导致一部分员工无法再回到他们在市中心的办公室。

2020年，传染病明显地威胁到城市的生活，而其他威胁也接踵而至。给城市带来困境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房价不合理地高企、中产阶级化引起了暴力冲突、社会流动性长期停滞在低水平上、警察暴力执法并对少数族裔区别对待招致人民义愤填膺。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问题都出自一个源头，即我们的城市只保护内部的人，而外来的人只能自认倒霉。

由于一系列法规难以让经济适用房在其他区域建造，致使中产阶级人士迁入少数族裔社区。这些限制新建房屋的法规，旨在保护现有住户的高房价及他们对高房价抱持的优越感。然而，这些法规却把也想拥有城市未来的年轻人和穷人全部排除在外。城市犯罪减少了，富人可以安全地享受午夜漫步，但警察遇到做同样事情的低收入少数族裔，则会阻止并对他们进行搜查。如果一个警察的行为过于粗暴，那么工会会为他挺身而出，但那些弱势青年却没有类似的组织来保护他们。建立在郊区的学校和私立学校，能让富裕的家长对许多大城市学区长期存在的功能性障碍问题视而不见。

2020年前，我们的城市作为富人的飞地 得以蓬勃发展，却未能完成将贫困儿童转变为富裕的成人这一伟大使命。我们的城市，甚至是我们的国家，必须再次对圈外人开放、必须减少和重写商业和土地使用法规、必须加强学校的建设。警察必须在预防犯罪的同时尊重每一位公民。我们必须终止疫情，只有这样，城市的企业家才能在城区，即便是最贫穷的社区，重新制造就业的机会。

将一个为内部人构建的系统改造成一台为外来人赋权的机器，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努力才能完成。问题是，我们的注意力会暂时投向对城市构成威胁的那些因素，然后会随着其他问题的出现而迅即转移。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为的是暴露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社会不公。乔治·弗洛伊德 被杀，导致数百万美国人对警察长期持续虐待非裔美国男女感到愤怒和羞耻。城市要想再次繁荣，就要像解决传染病大流行那样，努力解决持续的贫困和种族不公正的问题。然而，要想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需要持续的集体努力，而不是让愤怒短暂地爆发。为了保护我们的城市的正常运转，我们不仅要对付数月的抗议活动，还要花费数年来学习、实施和执行管理城市的各种技巧。

人们进行社会隔离、通过Zoom对话软件远程办公、参与抗议警察暴力执法的活动等已经快一年了，其间，城市却变得比新冠疫情之前更加脆弱。到了2020年5月，美国具有高学历的劳动人口中，有70%已经转为远程工作。到了11月，他们当中依然有40%还在远程办公。许多人开始不解，为何在疫情之前他们没有对远程办公如此乐此不疲呢？我们会在此书第七章里讲到，即使我们回到面对面工作的局面（我们坚信这一天终会到来），公司和职员也不愿囿于一个工作地点了。由于市中心的房价高昂、上下班长途跋涉、政治恶意泛滥，那些受教育程度较好的Zoom 用户，也许会重新考虑他们还会不会把自己的一生交付给城市。不幸的是，科技未能给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们提供同样的退路。2020年5月，在没有完成中学学业的人群中，远程办公的比例远低于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