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的来临

在19世纪初，有效的政府意味着大炮而不是渡槽。在接下来的100年里，公共部门越来越多地承担起限制瘟疫的责任，这是统治史上的一个转折。在1815年之前，君主主要因获得领土并保护臣民免遭征服而受到称赞。政府逐渐地开始为人民提供积极的东西。人们依然对拿破仑念念不忘，主要是因为他南征北战的辉煌战绩及其遭遇的灾难性滑铁卢。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虽然战功赫赫。可后来的皇帝在1853年后对巴黎街道和下水道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让他的军功相形见绌。

我们称为罗登的弗朗西斯·罗登-黑斯廷斯，是1815年前军事化政府时代公共服务的缩影。他的曾祖父曾参加过早期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的征服，而罗登在唐郡长大。罗登通过购买军队委员会的手段，跟随他的先辈进入公共服务领域。他在邦克山战役期间领导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英军的攻势，并可能亲自处决了约瑟夫·沃伦，让其成为美国自由之战的第一位烈士。然而，罗登在印度的冒险比在美国殖民地的冒险更加出名。

罗登于1813年前往印度，很快就卷入战争，先是与尼泊尔人交战，后又鏖战马拉塔帝国，后者坚决支持信奉印度教的印度。罗登集结了11万大军，到1817年11月上旬，他已经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本德尔坎德山区。1817年11月13日，罗登报告说：“在加尔各答和南部各省造成如此严重破坏的可怕流行病，也在军营中暴发了”。他知道，这是“一种霍乱病毒”，十分致命，感染上的人“如果不能立即得到救治，肯定会在三五小时内死亡”。

要了解这次霍乱疫情的暴发，我们必须暂时放下罗登的日记，先来看看英国殖民政府中一位资历较浅的成员撰写的报告。从他扮演的比较仁慈的角色，可以看出英国这个国家从仗剑打打杀杀，到利用污水系统去保护他人的转变轨迹。在1820年，将军和医生孰重孰轻，从罗登和詹姆斯·詹姆森死后的待遇，便一目了然：罗登将军被大张旗鼓地埋葬在一个美丽的马耳他花园中，而詹姆斯·詹姆森医生的遗体，却被埋在加尔各答一个沼泽般杂草丛生的墓地里。他的纪念柱上写着：“纪念医学委员会秘书、外科医生詹姆斯·詹姆森先生。他于1823年1月20日去世，享年35岁，因其才华和学识而受到普遍尊重，并因每一项社会美德而受到赞誉”。詹姆森英年早逝，可能死于霍乱，身后撇下他23岁的爱尔兰妻子。

而他今天之所以为人所知，主要是因为他于1820年写的《关于流行性霍乱病的报告》。这位年轻的医生向印度各地的医疗专业人员发出了238份问卷，询问他们对这种疾病的体验。就像任何严肃的社会科学家一样，詹姆森对调查的低回复率感到遗憾。而事实上，他通过通信的方式收到42%受访人认真的答复，考虑到霍乱疫情的蔓延，以及1819年印度道路交通的状况，这个结果是相当不错的。

詹姆森认为，在1817年之前，霍乱一直是“孟加拉国的地方性流行病”，仅发生于“一年中特定的时段”“仅限于特定的地区”“通常致死率不是很高”，而且“它袭击的主要对象只限于下层阶级的居民；他们的体质因贫穷、粗糙的饮食、在阳光下艰苦地劳作而变得虚弱”。像霍乱这样的疾病，显然已经在恒河三角洲附近存在很长时间了。1543年，葡萄牙商人报告说，远在印度的果阿前哨暴发了霍乱。但詹姆森的温和描述表明，这种早期形式的孟加拉国霍乱，可能与1817年后摧毁印度的可怕霍乱弧菌不太一样。

詹姆森的描述抓住了这次新疫情的可怕之处：“那个月（8月）的28日，向政府提交了报告，这种疾病突然在位于恒河三角洲人口稠密的小镇杰索尔暴发并流行起来；该疾病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所有阶层的人；每天杀死20—30人。与此同时，居民们对这个莫名其妙且极其危险的疾病感到惊诧和恐惧，他们成群结队地逃离这个地方，因为逃离是他们躲避即将来临的死神的唯一手段”。詹姆森指出：“这种疾病明显是在河水中随波逐流”，这可能意味着，这种疾病要么存在于水中，要么经由水路的旅客携带而来。

霍乱像死神一样光顾了印度人口稠密的地区，特别是农村。詹姆森写道：“9月中旬之后，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流行病，向四周蔓延开来；短短几周内，就从最东边的普尔尼玛、迪那加波和锡尔赫特一路传播到远在边界的巴拉索尔和克塔克；并从恒河的河口到达几乎和它与朱姆纳河交界处海拔一样高的地方”。一个月内，这种疾病似乎已经传播了500多英里，对一个把慢吞吞的牛车和船作为交通工具的地方来说，这个传播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像历史上大多数观察瘟疫的科学家一样，詹姆森对霍乱的传播大惑不解。他说：“它立刻在各个偏远的地方同时暴发，没有表现出对任何一个地块或地区的偏好，也没有在其流行的链条中显现出任何规律”。恒河以东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但达卡和巴特那却遭到灭顶之灾。这种疾病可能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变异，有时危害性降低，有时变得更加致命。詹姆森指出，“阿拉哈巴德（现在的安拉阿巴德）出现了一种新的瘟疫病株”，显然是在常规的传播中产生的。

这种疾病的新变种“起初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抵达黑斯廷斯侯爵亲自指挥下正在扎营的大陆军中央师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侯爵是弗朗西斯·罗登的正式头衔。在罗登的将士中，“这种疾病以其最致命、最骇人听闻方式发威”。疾病和战争就这样纠缠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

罗登和詹姆森都描述了这种疾病是如何从贫穷的印度人传播到营养充足的欧洲人的。这与新冠病毒从高薪的生物技术研究人员或意大利度假者传播到贫穷的服务员和清洁工的过程正好相反。詹姆森写道，“然而，它以惯常的阴险方式在下层随军家属中徘徊了几天之后，仿佛在一瞬间获得新的活力，立即暴发，势不可当”，“老人和年轻人，欧洲人和土著人，战士和随军家属，都被它光顾；在其淫威下，几个小时内他们就不分彼此，一个个倒下。”到后来，霍乱“破坏性的传播速度超越了迄今为止已知的最致命的疾病”。

罗登的一些士兵们抱怨他们的供水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水箱里的水，也是我们在这里唯一可以饮用的水，可能不卫生，加剧了疾病的蔓延”。他们的抱怨是正确的。而罗登却没有把握，他说：“我认为这个假设没有任何意义”。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把1 000名病人抬到帕胡吉河的水域。第二天，他报告说：“行军很可怕”，“自昨天傍晚日落以来，已有5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他自己的10名仆人。

11月16日，霍乱的致命性开始降低。罗登解释了死亡速度放缓的原因：因为在首先感染了那些“易受感染”的人之后，这种疾病“对那些体质对其不大接受的人们减弱了，进而降低了传播速度”。霍乱和新冠疫情一样，容易感染有基础病的人。罗登写道，“这个疾病似乎更容易侵袭那些由于疾病或贫穷而体质虚弱的人们”。

大军终于在11月19日来到一条“宽阔而清澈的溪流”，“部队和随军家属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欢欣鼓舞”。他们的乐观是有道理的。第二天，“迄今为止，发生了一个有利的变化，即与以往相比，很少有新的病人被送往医院，而且传染力似乎也没有那么强了”。从那时起，“瘟疫的强度减弱了”。罗登挺过了那恐怖的一周，并战胜了马拉塔人。他的成功开启英国对印度130年的统治。而在这1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次大陆经历了彻头彻尾的公共卫生灾难。在西方世界的城市里，医生会从军阀手中接过民事领导权，可是旧的剥削性体系依然在殖民地延续下去。

霍乱在19世纪反复地发生，杀死大约3 500万印度人。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腺鼠疫流行期间，又有数百万印度人死亡。1918年—1919年，大流感在英国直接控制的印度部分地区造成超过1 200万人死亡，而诸侯国里死亡的人数更多。鼠疫和流感都是从其他地方传入印度的，可能经由英国来的船舶，但印度也输出了诸如霍乱之类的疾病，导致大批美国人和欧洲人死亡。在相互联系的世界里，一处发生瘟疫，其他各处都会遭殃。

随着疾病从恒河转移到伦敦和芝加哥，19世纪的全球化与21世纪的全球化一样，给全世界人们的健康带来挑战。然而在西欧和美国，在卫生保健上大规模的投资和在医药研究方面的突破大大抵消了瘟疫的伤害。面对疫情，贫穷国家较偏远的地方纵然可以偏安一隅，然而人口密集，人与人接触频繁的印度依然容易感染新的疾病。可是英国统治者没有兴趣大规模地投资保护当地人的公共项目。

19世纪居住在德里郊区公务员住宅区的英国精英们，获得干净的饮水并享有排放污水的下水道系统。20世纪的英国人可以迁入一个种姓隔离、现代化、欧化的印度首都新德里。但在较贫穷的印度人居住的旧德里，“直到1928年，粪便和垃圾还被倾倒在城区里、沟渠里和靠近城镇的坑洼地里”。当时的德里和当下发展中国家城市所需要的，是对清洁水和下水道进行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投资，这些投资主要是为了帮助富裕世界应对霍乱的侵袭。增加一些零星的，几乎微不足道的支出来购置新水箱或建造开放式下水道，无法保护19世纪的德里免受传染病的祸害，也无法保护21世纪的世界贫困大都市避免传染病的袭扰。一不小心，我们就连富裕国家里的人都保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