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写这本书？

我们是哈佛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是30年的好友和同事。我们都住在郊区，且已为人父母。我们的生活对自己来讲，依然比较有趣，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也许索然寡味。我们既不是又酷又时髦的城里人，也不是什么文化斗士。但我们都热爱城市并担心其未来。我们之所以在2020年5月着手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们感到迫切需要将经济学的工具，带入有关城市面临疫情的大流行是存还是亡的激烈辩论中。

新冠疫情没有把所有从事城市建设的人杀死。绝大多数市民成功地战胜了病毒。然而，很多新冠肺炎康复者难以逃脱长期的后遗症折磨，如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疾病以及其他各类的并发症。我们担心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城市身上。大多数城市生活终将恢复如常，但并不是所有城市都能那么幸运。有些城市即使挺过了疫情，伤害恐怕也永远难以消除。我们写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有更好的政策制定出来，把新冠疫情给城市和居民带来的伤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我们俩人虽然多年来合著过不少不同领域的论文，如种族隔离、肥胖症、吸烟以及阿片类药物 等。然而，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子领域：卫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我们一个（卡特勒）的核心专长是卫生系统的运作以及在该系统中的公共角色。另一个（格莱泽）的核心专长是城市的经济生活和围绕我们城市生活的公共政策。我们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这两个专业对理解政策制定是至关重要的。

过去，我们的政治观点也十分相左。我们当中卡特勒曾在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总统竞选团队中任职，几十年来一直参与民主党卫生政策的制定工作。格莱泽则是传统的东海岸共和党人，早在林-曼努埃尔·米兰达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成为流行偶像之前，他就崇拜后者，并通常与任何政党的市政府都有合作。在这本书讨论的一些政策上，我们都做出了妥协，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好事。美国人和世人都应该牢记，推动政策进步几乎离不开妥协，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得出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

妥协不意味着平庸，更不意味着中庸。1944年6月6日那天，即使在发起史上最具雄心的诺曼底登陆攻势时，英美之间也不是没有妥协过。我们都渴望让世界上的每个城市强大起来，对此我们的态度都是激进的。然而，在传统的政治频谱上，我们并非激进地或左或右。

我们认为，要保住城市的生活，三个因素缺一不可。首先，必须有个服务于城市的共同力量，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更有责任心、更有能力的政府以及公民社会的平衡力量。其次，城市必须使自由畅行无阻。最后，政府、企业以及我们所有人都要不断地虚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