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提供服务的共同力量

有个格言说“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意思是，人们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会相信一种超然的力量以求安慰。我们可以借用这个格言，把它改成“城市里没有自由主义者”。数百万人挤在一个密集阵般的地块儿，会产生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唯需一些公共管理的手段方能化解。在2020年大选期间，亲政府和反政府的民众将美国的农村与城市撕裂开来，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城市居民比人口密度较低的美国居民更需要政府的管理。

世界各国政府应该有花费巨额资金的意愿，尽可能保证不让疫情的流行变为常态。我们中的卡特勒估计，待到新冠疫情结束时，美国的经济损失将达到16万亿美元。损失如此巨大，花上数百亿来避免未来疫情的暴发还是值得的，关键是，这钱要能花在刀刃上。

什么才能产生有效和负责的政府，也就是所谓“能够提供服务的共同力量”呢？要让公共和私人行动产生预期的效果，就必须有个明确的目标和领导层，而这个领导层必须得到授权并对工作的成败担责。这个领导层必须让我们对所关心的问题掌握一定的评判标准，譬如警察对社区的尊重程度。为取得成功，领导层必须掌握足够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我们把灾难性地应对新冠疫情的许多国家政府和飞速开发出疫苗的辉瑞和莫德纳公司做一比较吧。全球对疫苗的需求为这两个公司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他们的首席执行官们成功了会得到荣誉和金钱的报偿，失败了会有失去颜面和前途的危机。这些公司无须国会或市政府的批准就可以自主地雇用和解雇科研人员，也可以瞬间扩充或改造他们的实验室。

政治领袖也是可以推动变革的。19世纪卫生健康取得至关重要的改善，皆因公众一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譬如修建污水管道和高架水渠等。以前被赋予权力的市长和富有使命感的医生，在建成这些社区工程项目中起到了带头作用。有钱的纳税人在财政上给予积极的支持，明确地把资金花在完成公众使命上。相比之下，美国的国家健康计划，通常旨在为老年人和穷人提供医疗费用的保险，而不是最有效地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美国采取像联邦医疗保险和联邦医疗补助这样偏重法律的措施，以达到医疗保健的目的。可这些医疗保健的解决方案，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公共卫生的执行能力。这种结构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虽然是迄今为止全球在医疗保健上支出最多的国家，却在2020年新冠暴发之时，又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此皆因为，美国公共健康保险计划的使命从未得以修改，以利于维护公共健康或防止疾病的传染。

美国的市政府于19世纪得以扩张，而国家政府则在20世纪增长最快。在某些地方，例如英国，国家的公共职能取代了地方的公共职能。英国国民保健署是一个国家级的庞大组织。而美国的联邦政府，虽在监管、收税和支出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雇员却不多。即使在今天，美国近2/3的公职人员都在地方政府工作。工作在联邦政府的只有13%，而且其中大部分人都在邮政部门和军队里。然而，联邦的行政部门虽小，其职能并未受限，美国社会保险计划的巨额支出就说明了它巨大的能量。

通常有了明确的目标会让市政府不那么意识形态化。市政府通常由中间派的行政人员，而非政党意识更强的市议会议员主导。一位共和党人、纽约市前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有句名言：“净化街道是不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在与轴心国作战的时候，美国在国家层面也同样实用地不分党派。亚瑟·范登伯格，这位由孤立主义者变成国际主义者的共和党参议员，就曾宣称：“政治止步于（美国两岸的）水边”。

与此相反，如果政府（特别是国家政府）的功能就是把钱从一部分公民转移到另外一部分公民手里的话，意识形态就会在政治中占据上风。对这种分配方式乐此不疲的人就会主张大政府。而反对这种分配方式的人则会主张低税收。美国政治的这种状况从1980年延续至今。在这样的政治辩论中，我们经常是站在对立面的。但我们都认为，要想推动国家前进，我们政府的行政部门必须有效地运作，把部分精力放在保护我们的城市方面。只有运用国家的力量，才可以面对21世纪的危险，正像19世纪需要地方政府的力量去战胜霍乱疫情那样。只有国家政府可以调动各种资源，对下一个疫情提前进行研究并做好准备，并且能够在疫情来临的时候泰然应对。

因为疾病首先会影响健康状况不佳的人群，又因为我们都是相互依赖的，这就需要制定政策来加强照顾社会最薄弱的环节，即那些最容易传播疾病的人群；这需要为穷人提供更好的卫生保健，并制定更好的政策来应对包括肥胖症和阿片类药物成瘾等与健康相关的行为。

要想让国家政府更加有效地运行，我们必须首先就共同目标达成集体共识，如预防疫情暴发和延长国民的预期寿命等。然后，我们必须根据国家领导人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对他们进行评判，就像我们正在做的：解雇冬天里清除街道积雪不及时的市长。

抗击全球流行病不仅需要各个国家的治国能力，还需要一个跨国的实体组织来监测全球，警惕新疫情的来袭并迅速关闭传播死亡的旅行通道。在全球范围内，即使是治理最好的国家，也遭到了新冠疫情的严重打击。这个联合抗役的多国机构，必须十分团结。同样，重振旗鼓的国际卫生组织，必须监测任何新传染病的出现，并制定有关规则来应对疾病的风险、报告其流行情况、监控人们的旅行。

为降低全球疫情大流行的风险，富裕国家应该愿意做出更多的贡献，以确保改善世界上最贫穷城市的卫生条件。也要让被援助的国家做出一定的贡献，就是禁止人们过度地接触类似蝙蝠、猪或其他可以传播病毒的动物，也可以是限制过度使用可能引发下一个超级细菌出现的抗生素的行为。在极端情况下，这个团结的卫生组织成员国，可以排斥那些放任极不安全行为的国家，威胁对那些不负责任的国家进行贸易和旅行方面的制裁，这样既可以促使它们去执行有关卫生的法规，又可以防止这些国家把疾病传播开来。

州和地方政府也必须强大起来，而强大起来的政府必须为百姓服务，而不是去压迫他们。在乔治·弗洛伊德被杀之后，“削减警费支出”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撤资后的警察部门既不可能为社区提供更多的安全，也不可能对社区的居民更加尊重。解决问题的答案不是削减警费经费，而是明确警察的使命，使其在降低犯罪率的同时更好地维护公民的权利。一个有色人种的年轻女性从学校安全回家的权利，与一个年轻男子免受警察骚扰的权利一样宝贵。撤资警察会影响这个女孩的安全，警察部门不改革也会影响这个男孩的安全。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执法趋于严苛。我们实行了如“三次犯罪就让你进去”那样严厉的惩罚规则，那是因为，那些本不应该生活在监狱外的人们犯下可怕的罪行。而那些严苛的政策让惩罚犯罪做得“有些过头而不明智”。大量监禁年轻人不仅缺乏人性，做法也十分愚蠢。一个明智的社会，应该惩罚那些真正危害社会的罪犯。

当我们着手改革刑事司法时，我们必须听取罗伯特·海因莱因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建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警务做得更好，我们也要更多地付出，而不是更少，但可以把问责作为交换条件。

公共问责还需要一种不同形式的共同力量，即：可以平衡和增强公共权力的非政府联盟。正如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在近两个世纪前评论的那样，“在民主国家中，所有公民都是独立而脆弱的”，“因此，如果不学会自愿互助，他们都会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不分年龄大小、社会地位高低，性情好坏，所有美国人都会不断地团结在一起。”托克维尔对美国公民社会的乐观评估，即使在1830年也确实夸大其词了。2021年的美国，感觉更像是一个分裂而不是团结的国家：放眼全美，社会在日益两极分化。然而，托克维尔那句“单靠他们自己将一事无成”，依然掷地有声。

能够促成合作是城市最了不起的资产之一。在21世纪里，需要更多协同的私人努力才能形成合作的力量。这一点，当我们要想保证公共的力量不会蜕变成公共暴政的时候，更是如此。一个足以预防流行病暴发的政府，其全部意义就在于赋予每个个人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城市需要有效的政府和授权的个人自由。而这个理念与当今党派政治的意识形态是水火不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