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自由飞翔

德国人有句话叫“Stadtluft macht frei”，意思是，“城市的空气让你自由”。这句话在中世纪具有法律的现实意义：任何贵族都不能重新奴役一个在城市里已经生活了一年零一天的农奴。这句话也反映了一个更加接地气的真理：灯红酒绿、雇主密布的城市，是给人们提供各种可能的地方。进入20世纪，城市的空气，对于从沙皇统治的俄国或种族隔离的美国南部来到纽约的人而言，就意味着自由。潘多拉魔盒里既有苦难也有希望。

今天，城市里的年轻人看到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们对城市里生活不平等、机会明显地减少而感到愤怒。和穷人相比，富人似乎得到了一切。城市永远是个不平等的所在。但只有当城市被视为增长引擎时，人们才能够容忍这种不平等。穷人必须看得到城市生活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也必须感觉到城市生活带给他们光明未来的可能性是唾手可得的。当未来暗淡无光的时候，绝望的人们会响应煽动者的号召，参与到最直截了当的再分配行动中去。

有一些明智而有效的方法可以促进社会向上流动，包括改良学前教育、给予在职穷人税收补贴以及改善职业培训等。除了这些，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些。然而，给飞黄腾达的企业免除商业租金、给富家子弟免除学生债务都是毫无意义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人对劫富济贫情有独钟，这代表了一种认识，即我们的城市已经成为一盘作弊的赌局：有利于内部人而非外来人。几十年来，我们积累了一些规则和制度，这些规则和制度有利于老年人而非年轻人，有利于房主而非租客，有利于局内人而非局外人。因此，很久以前买了房的人，可以保证享有漂亮的景致和公园，但新来的人不仅买不起房，就是租房都很困难，因为房价和租金高不可攀。许多学校被教师工会主导，一些警察部门由最差的警官管理。并不是个人不好（当然坏人总是有的），而是系统失灵。有太多的城市吃着特权阶层的老本儿，而不赋予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能力。要赋能，就要改善教育、减少创业的障碍。在贫困人群中更应如此。

中产阶级化（中产阶级迁入传统的工人居住区定居并改变其文化）通常被当作问题来看待，但它确实是苦恼城市的诸多问题的一个症状。各个阶层的市民都是人为限制空间增长政策的受害者。洛杉矶是许多中产阶级化斗争的发源地，这尤其让人悲伤，因为这座庞大的城市曾经带给了美藉拉丁裔无数的机会。洛杉矶人口密度并不高，能够轻易建起更多的住房，特别是那些占地不多的高层建筑。但洛杉矶通过本地区域划分的政策，严格限制新建筑的数量，加州大部分沿海地区和世界各国许多地价更加昂贵的地方也是如此。由于新的空地短缺，所以争夺旧有空地的冲突便愈演愈烈。如果城市允许扩展的话，那么所有人都会拥有他们居住的空间，租金也会降低。

我们的城市必须采取更多措施，让外来者能够创业、安家置房和学习新的技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减少那些一无是处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仅仅是为保护既有房主免受滋扰或现有企业免受竞争而制定的。当今，要解决不公平竞争的问题，正确答案不是再创建一个同样低效的系统，以利于不同阶层的内部人员，而是要向所有人开放我们的城市。

许多企业在2020年被迫关门，因而，加速准入审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在新冠疫情之前，房租高昂的那些城市里，房东们为把人们和企业吸引回来，而且能够也愿意降低租金。较低的租金就有可能吸引那些新成立且生气勃勃的公司，而这些公司也曾被天价租金的城市吓走。有些富人会觉得城外的生活更适合他们的需求。因此，我们大都市的城区价格会便宜些，环境也会差一点儿，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城区毕竟会变得更加年轻，而年轻的市民需要一个更加频繁地为他们梦想的实现大开绿灯的政府。

多年来，城市零售空间一直在转变：从销售商品的商店变成销售体验的地方。书店纷纷变成了咖啡店。而这一改变也随着疫情的到来而停止，过往繁华一时的商业街空店铺到处可见。可这些宝贵的地产岂能闲置？疫情一旦结束，富有创意的城市企业家将说服房东，低租金总比无租金好。

虽然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对商业房地产的需求可能会下降，但对城市住宅的需求似乎仍将保持强劲。人们仍然想要住房，许多人渴望城市社区带给他们的刺激。如果对住宅的需求强于对办公空间的需求，那么将商业空间转变为住宅的长期过程将会加快。这一切都需要改变，而改变则需要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