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介绍

这本书分成十章，包括前边的序言和后边的结论，中间八章是本书的主体。前四章主要探讨城市的“身心”健康。后四章讨论疫情大流行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挑战。所有章节都有我们对问题的诊断和制定补救政策的建议。

疫情在城市之间、城市之内和人与人之间流行。第二章讨论传染病在大都市之间的传播。几千年来，城市一直是码头和港口的所在地，迎来送往那些承载着思想、货物和细菌的船只。从比雷埃夫斯港进入该市的瘟疫，使雅典的黄金时代黯然失色。公元541年，当引起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鼠疫杆菌出现在君士坦丁堡时，罗马帝国在整个地中海重建其秩序的希望随之破灭。

这一章介绍了流行病的早期历史以及通过隔离与这些流行病作斗争的努力。中世纪的隔离为我们今天限制国际旅行措施提供了最早的模式。我们在第二章的最后，提出了关于卫生健康的一种模式，以便我们在下次疫情来袭的时候做得更好。

第三章讨论疾病在城市中的传播，重点关注19世纪的大瘟疫，尤其是霍乱。这些疾病加强了贫富之间的联系，并确保下水道和沟渠不仅通达纽约华盛顿广场优雅的联排别墅，而且也能通达不远的贫穷的鲍厄里公寓。这些工程投资不菲，但回报也是可观的。全世界都对确保发展中国家城市变得更安全抱有浓厚的兴趣，例如使他们变得更加卫生，能够更加有效地抵御对抗生素具有耐药性的超级细菌等。富裕国家应该有意愿在这些城市投资，以换取未来更加安全的生存条件。

最终，疫情大流行的结果取决于每一个个体与疾病进行斗争的情况。新冠病毒对老年人和肥胖者产生的威胁更大。其他疾病不成比例地导致吸烟、使用非法药物或从事不安全性行为的人死亡。第四章讨论了决定城市健康的行为及其招致疫情大流行的原因。

城市化和工业化为大规模生产食品创造了条件，也培养了人们久坐不动的生活习惯。这些条件和习惯是高肥胖率的导火索。尽管如此，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城市居民比美国农村居民要健康得多。例如，阿片类药物的盛行主要始于低密度地区，因为那里的人们感觉身体疼痛的现象更为普遍。而近年来，死于阿片类药物的城市居民多了起来。部分原因是非法毒品在城市的销路更好。在本章里，我们将讨论对不健康产品需要实施的针对性干预措施，例如对欺骗性营销采取更严厉的处罚等。我们还将讨论健康行为与学校教育的关系。这种联系有助于证明重新强调教育机会的合理性。

第五章集中讨论卫生系统。美国在医疗保健上投入资金如此之巨，怎么就没有控制传染病传播的能力呢？我们的医疗功能无法发挥作用，其根源在于其专注个人而非公众健康，专注治病而非促进保健。这样一个系统反过来又说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人偏爱最低限度职能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只管发钱，却没有执行能力。形形色色的健康保险公司在慢性病上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却对传染病视而不见。我们的卫生系统需要预测未来的流行病并制订计划来战胜之。

第六章将重点关注疫情大流行带来的短期经济后果。过去的瘟疫造成人类死亡，但对经济的损害却微乎其微。黑死病实际上让幸存者更加富有了，因为曾经勉强过活的农民得到了更多的土地，因而增加了财富。1918年和1919年期间的流感，冲击剧烈却来去匆匆，结果是经济得以迅速复苏。即使产业工人身体不适，工业产品通常仍然可以安全运输。

相比之下，现代城市中的服务业经济，更易受到空气传播的病毒疾病影响。口罩可防止感染，但感染风险的增加仍然剥夺了人们出去喝杯茶的乐趣。即使允许人们去酒吧、咖啡馆和餐馆享受，但假如流行病毒通过空气传播，也会有很多人不愿出门。对于这样的困境并没有明显的解决途径。我们可以向失业者提供短期补贴以减轻他们的经济困难，但我们无法拯救每一家被疫情摧毁的小企业。这些面对面的服务业工作对普通人的就业至关重要，因此，确保大流行不再发生也更加必要。我们也必须让人们在疫情后更加容易地创业。为了获得蓬勃发展所需的更多自由，商业法规应该接受成本效益分析，各国城市应该尝试建立支持创业的制度，提供类似一站式颁发许可证的服务。

在第七章里，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疫情大流行带来的长期后果，特别是人们转向远程工作的趋势。40年来，阿尔文·托夫勒这样的未来学家一直认为，电子互动将使面对面的会议变得没有必要，并导致大规模人口从城市外流。他们错了40年，谁知，忽一日他们又正确了。Zoom不是已经代替面对面的会议室了吗？这也证明，历史仅仅被打断了而不是发生了转折。比较简单的工作，譬如呼叫中心的工作，可以远程完成。但有证据表明，远程工作的人比面对面工作的人学到的东西少得多。最近的研究表明，与想在现场工作的人相比，报名参加远程工作的人没有那么投入，生产力也较低。到2020年底，包括建筑师、航空工程师和环境科学家在内的远程工作的招聘尚未恢复。而油漆工、邮递员和股票文员等非远程工作的新招聘已基本恢复。对于许多工作来讲，即使是需要高度脑力劳动的，面对面也会提高生产力。走廊和公共空间中的计划外互动，通常是工作取得进展的关键。同样重要的是，远程工作难以像在一个屋檐下工作那样让人愉快。

到头来，城市会依然强大，因为只有在城市里，人们挚爱的人际关系才能发挥到极致。但是，具有创造力的公司即使坚持面对面互动的工作氛围，也喜欢扎根在城市，但它们也不会钉死在某一个特定的城市。从纽约或旧金山搬迁到到迈阿密或奥斯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易如反掌。公司的流动性意味着城市之间要经历一番厮杀，才可以把能对加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的人才从全球吸引过来。如此惨烈的竞争，反过来又限制了城市提高地方税以帮助贫困人口的能力。

第八章讨论城市的社会力量。新一波的内部冲突削弱了城市力量，使应对疫情大流行的工作愈加困难。公共交通系统不愿强制人们执行有关戴口罩的规定，部分原因是他们害怕视频在网上被疯传，例如在费城拍摄的一个视频，显示白人警察强行将一名非裔美国人从公共汽车上拖下来。在这一章，我们将关注洛杉矶中产阶级化导致的纷争，这一纷争昭示了争夺城市空间背后更广泛的意义。中产阶级化虽长期存在，但解决起来并不困难，既然城市空间不足，创造更多的空间就是了。要在需求旺盛的地方创造更多的空间，只需废除限制高层和密集建筑物的土地使用规定就可以了。

然而，除了对城市空间的限制之外，城市冲突还有其他根源。其中许多是内部人和外来人之间的纷争。在第九章中，我们的讨论聚焦两种冲突：警方执法和学校教育。他们不像中产阶级化纷争那样，用立法就可以简单地解决。警察的暴力执法引起2020年夏天“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解决警察暴力执法需要行政改革，而非诸如撤资那样简单的法律解决方案。我们需要警察的保护，但我们也需要尊重所有的人。解决办法有赖于一个扎实的改革计划，这个计划要有两个政策目标：公共安全以及对侵害民权的行为问责。这一双重任务要求我们就犯罪和社区满意度对警务进行评估。然后，我们必须让市政府和警局对这两种结果担责。我们要求警察做得更多的时候，资金会增加，而不是相反。

城市教育的前途比较模糊。随着时间的推移，警察部门已被证明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警务方式和犯罪率常常瞬息万变；学校的变化可没那么快。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允许外部人员通过竞争来提供职业培训，或在放学后，或在周末，或在假期。职业技能可以衡量，因此为绩效付费也很容易。为确保这些课程带来就业，城市需要简化商业许可的手续。鉴于新冠过后大批企业需要重生，这一点尤其来得必要。

作为本书的结尾，我们在最后一章里总结了有关政策的结论，并表达了我们的乐观看法。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雅典一个街角斗嘴那一天起，城市就成为通过协作的创造力产生奇迹的地方。城市创造奇迹的年代无须结束，也不能结束。但是，我们必须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和实用主义精神来努力工作，保证让城市对外来者更加开放，对魔鬼的抵抗力更强大。诸如传染病和可怕的不平等这样的魔鬼，是与城市的密度如影随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