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

第一次有记载的城市瘟疫发生在公元前430年的雅典。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这种流行病“始于上埃及的埃塞俄比亚，然后蔓延到埃及本身和利比亚以及波斯王国的大部分领土”，进而通过海路到达雅典。当时，雅典是地中海无可争议的贸易之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欧洲最国际化的大都市。伯里克利曾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城市向世界开放”，事实的确如此。

雅典正与斯巴达交战。在敌人重装步兵进攻面前，整个地区的人们都躲在城墙后躲避。可是，这些屏障却无法阻止疾病从海上入侵。瘟疫在接下来的4年里肆虐，造成了多达1/4的雅典人死亡，其病死率可能是新冠疫情的25倍。如果没有这场瘟疫，雅典可能会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 。事实上，这个城邦在公元前404年缴械投降了。

自从住进城市，人们就开始与传染病为敌。最初的农业和畜牧定居者的死亡率，似乎高于早期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与动物为伍让人们接触到诸如昏睡病、破伤风、肺结核等各种疾病。

然而，尽管城市危机四伏，几千年来人们依然蜂拥而至。城市在战争期间比农村安全，许多雅典农民倒在追逐他们的伯罗奔尼撒士兵面前。经商者来到作为商业和知识中心的城市提供了工作和机会，但全球贸易和旅行也为病原体提供了传播的途径。

本章主要讨论传染病易于从海港和空港攻破城市，并通过拥挤的街道长驱直入的问题。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交谈的那一小段物理距离，就能让瘟疫传遍雅典。但本章也强调，通过集体的努力，城市的这种脆弱性是可以克服的。在现代世界里，这种集体行动必须是全球性的。

防止疫情大流行最原始的办法就是隔离：隔离病人；如果病人太多，隔离尚且健康的人。雅典人并没有努力推行隔离措施，但威尼斯人、法国人和无数其他的人却这样做了。只有在完全阻止潜在感染者进入城市的情况下，隔离才会有效；然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点漏洞便会导致疫情流行。

相较于2020年成为常态的保持社交距离，实行隔离制度要容易得多。把疾病封锁在一个明确圈定的地点，远比让每个人保持社交距离来得容易。但是，历史上隔离失败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原因不外乎当官的不愿给商人带来不便，或者疾病通过不听话的蚊子或老鼠而趁虚而入。只有得力的政府才实施过有效的隔离措施。

隔离这种模式为保护我们的城市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但隔离需要对新的疫情进行更有效的监控，并具有立即禁止全球旅行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太软弱，无法以其目前的建制发挥这一作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权力更大的组织，至少最初由较少的国家组成。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正确的模式，不是联合国。本章结尾将讨论怎样建立这样一个系统。我们先从古老的城市交易谈起：城市固然有死于传染病的风险，但作为补偿，它们也赐予人们最好的礼物，即由人与人互动带来的欢乐，财富，以及人们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