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争议中前进的婴儿理论

婴儿的爱恨与思考

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1882—1960）是公认的继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之后对精神分析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者。她让精神分析与儿童发生了接触，主要聚焦于生命早期从出生至一岁期间的精神世界建构与人格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回响至今的观点和理论。她认为人生来便拥有自我，尽管这个自我尚且稚嫩，却能够经由身体感官感知到生与死带来的焦虑，在生死本能的驱动之下，自我开始了建立客体关系的历程——客体是指那些在情感上对我们有重要意义的他人。母亲是婴儿生命中首要的客体，在婴儿一开始对母亲（主要的养育者）朦胧而零散的意识中，混合着生的渴望与爱的倾注，也带有死的破坏与恨的攻击，其中衍生出的幻想和焦虑影响了婴儿内心母亲的形象和与她的关系，这些统称为我们生命的原初客体关系。原初客体关系就像一种内心的情境：怀抱着婴儿的母亲，她是否信赖可亲，自己与她的关系是否坚实牢固，透露出婴儿与客体的基本情感关系的质量，而人正是透过来自婴儿时期的原初客体关系，继续发展和建立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及自己与外界的客体关系。

克莱因的主要贡献之一是促生了儿童精神分析，这大大拓展了人类探索内心世界的范围。尽管幼儿并不像成年人那样可以熟练地使用语言来言说自己的体验，但他们会透过游戏表达体验。游戏像是一个展现内心世界的舞台，让人生动地领略内心世界是一个和外在世界同样“真实”的世界，其中的爱恨情感真实地发生并且影响了儿童的感知和行为，这对于促进儿童精神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也让许多后续的精神分析师走上了帮助儿童的道路。而从儿童身上的发现也影响了对人类精神世界的理解，因为生命早期由爱与恨带来的焦虑对自我具有冲击和影响，我们会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再次面临这些早期焦虑，例如当面临分离、丧失、竞争等情境带来的冲击时，我们会“重回”自己最脆弱与无助的状态。这个时候的感受、反应、态度和行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幼年时建立的处理模式。从儿童身上学习到的经验，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那些发生在成年人身上的精神现象和症状。

克莱因的第二个重大贡献是强调了母婴关系的重要性。婴儿在成长中面临焦虑时会使他急迫又强烈地转向母亲，而母亲对此的回应与理解也会被婴儿纳入心中。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不少母亲都发现婴儿不会自己睡觉，他们会把困意体验为“一个不舒服的东西”，从而烦躁哭闹，需要在母亲的安抚中渐渐睡去。婴儿从被母亲安抚的经验中接受了自己的感受，也将好母亲的感受纳入了内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婴儿所有的体验都与母亲有关。与母亲的关系影响了婴儿对自我的信心、整合爱恨情感的能力，以及认识客体的能力，因为越是坚固的母婴关系，越让婴儿有信心去思考和认识世界，这也让人理解在婴幼儿时期的生活动荡、与母亲的分离、艰难的断奶等经历会塑造一个人对爱的绝望，也有更多关于恐惧和恨的体验。而与母亲的关系还会影响婴儿与父亲建立关系，因为父亲被婴儿体验为与母亲有关系而与自己无关的人——这被称作“俄狄浦斯情境”。婴儿感知到自己身处“母亲—父亲—孩子”的三元情境中，既有对母亲的占有欲和挫败感，也有对父母关系的复杂感受。如果有好的母婴关系作为后盾，婴儿能够接受一系列与分离相关的事实，例如母亲并不属于自己，母亲和他人的关系与自己无关，从而开拓和认识自己与父亲的关系。

第三个重要的贡献是克莱因对焦虑的研究。她在一生的工作当中，孜孜不倦地阐述人的焦虑从何而来，根据不同的焦虑类型提出了偏执-分裂心位（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和抑郁心位（depressive position）两种心理结构。偏执-分裂心位的焦虑主要是对自身的存在感、延续性和完整性的焦虑，警惕客体会带来相应的破坏；而抑郁心位的焦虑主要是对客体完整性的焦虑，担忧自身的情感（特别是攻击和恨的情感）会殃及和伤害客体。用愤怒的情感作为例子，在偏执-分裂心位的焦虑驱使下，我们更多想要用愤怒来摧毁“坏人”，而在抑郁心位中，我们则想克制和压抑愤怒，害怕它伤害了“好人”。这两种心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会依据我们的人格发展水平和经历而交互变化，它们也映射出内心世界爱与恨交织的复杂程度。总的来说，我们对自身和客体的认识越是趋于完整——每个个体是独立的，都存在着优势与局限——越有助于我们思索自己内心正在发生的焦虑情境。

克莱因其他的贡献还包括对哀悼、躁郁状态、嫉羡与感恩等主题的研究，后续章节会对此做详细介绍。克莱因的工作展现了婴儿的情感生活是多么惊心动魄，它非但不是宁静的，还充满了爱与恨的此起彼伏。这些原始的过程带着惊人的力量影响我们如何幻想欲望、如何认识客体、如何经历爱恨交织。她对婴幼儿内心世界的构想，让人得以理解生活中千变万化的焦虑从何而来。

除此之外，克莱因对人们与生俱来的爱恨交织的研究，还促成了一系列对个体和社会有深远意义的思考。 例如，她提出了相当具有人文精神的“道德感”，这种道德感有别于在规范和法则约束之下的道德，而是诞生于爱和恨的整合。当婴儿感受到对母亲既有爱意也有恨意时，他发展出保护、关怀母亲和修复与母亲的关系等愿望，这种道德感铺垫于对客体的情感之上，因此是自发而稳定的。又比如她阐述了创造性的来源，认为创造性并不来自“冲动”，而是因为爱和恨的矛盾没有过分妨碍一个人欲望的发展，从而他可以自由地想象和实现自己的欲望。这些观点都有益于我们思考与个体、与社会有关的议题。

本书着重介绍的是克莱因对人格发展的阐述，她善于从根源处去描述人内心的爱恨冲突，也将之视为一个人发展和建立客体关系的根基。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心智能力的视角，其中包括：思考爱与恨的能力、向内看焦虑的能力、承受爱的丧失与内疚的能力、发挥良知的能力、感恩爱的来源的能力、在他人身上看见自己的能力和性欲发展带来的两性能力。这些能力从何而来？能力的缺失又与什么样的内心冲突有关？克莱因通过幻想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无意识的窗户，让我们得以看到，在我们的内部存在着一个情感交织的世界，它和外部世界同样真实。

客体

从心理意义上来讲，客体不仅是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人，也泛指一切对我们有情感意义的事物。

在争议中前进的理论生涯

1882年，克莱因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后，他们一家过着称得上优雅的生活。克莱因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却在年纪尚轻时数次经历兄弟姐妹的早逝，她的二姐在4岁时死于痨病，而哥哥在25岁时死于心脏衰竭。这些都是与她情感密切的兄弟姐妹，他们的离去让克莱因备受打击。

我们有理由相信，克莱因对精神的关注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萌芽了，因为16岁那年，她决定学医并且接受精神病学的培训。不过就在第二年，她的二表哥亚瑟·克莱因（Arthur Klein）向她求婚，由于结婚，她对学术和医学的抱负也遗憾止步。她婚后的生活深受抑郁情绪的困扰，还经历了产后抑郁，特别是在生下第二个孩子汉斯（Hanz）之后。当时他们居住在波兰小镇克匹兹（Krppitz），她的母亲莉布丝（Libussa）也搬来同住，克莱因的性情变得忧郁焦躁。在那段时间，怀孕似乎是克莱因的噩梦，她常常离开家外出调养，而当年的调养手段更多是泉水治疗或者到瑞士山间疗养。从她母亲的信件中能够读到克莱因的状态，以及她母亲对她方方面面的密切关注，甚至是干涉。例如，莉布丝给克莱因的丈夫亚瑟写信调解关系：“你总不想看到她（克莱因）回来没几天又心情不好吧，我觉得她会彻底好起来，然后和你生活在一起。”她也与克莱因的医生交流：“我向你保证克莱因去疗养不是为了享受，只是去寻求平静。”母亲的关注似乎让克莱因更加不喜欢待在家里，也因此很少陪伴孩子们。

直到1914年，32岁的克莱因生下第三个孩子艾瑞克（Erich）后再次深陷抑郁，她开始接受桑多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 的分析。促使克莱因再度抑郁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或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克莱因的丈夫被征兵入伍，不仅家庭处于分离的状态，整个社会和世界都在经历动荡不安。与费伦齐的分析是克莱因头一次倾诉自己的人生体验，而费伦齐也是一位敏锐和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师。也就是那一年，她读到了弗洛伊德的《论梦》（ On Dreams ，1901），文章中展现出的对精神世界的洞见和可能性，让克莱因决定投身精神分析的工作，“我立刻意识到这正是我的目标所在，至少在那些年头里，正当我如此热切地寻找什么能够在心智和情绪上都满足我的时候” 。实际上，克莱因与弗洛伊德自始至终并没有太多直接的交流，虽然她从小就与弗洛伊德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维也纳，她的两任分析师费伦齐和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 也都是弗洛伊德的同事和挚友，她大女儿梅莉塔（Melitta）的丈夫还是弗洛伊德的家族友人，但弗洛伊德对她而言更像是一个遥远又崇敬的人物。

19世纪20年代，由于匈牙利反犹太势力的盛行，几乎所有的精神分析的工作和活动都面临停摆，原本居住在布达佩斯等地的精神分析师们纷纷移居柏林，让柏林成了当年精神分析发展最为蓬勃的城市。克莱因来到柏林后，也正式开始了儿童精神分析的工作。她最初的分析对象是自己的孩子，后来逐渐分析别的儿童，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和治疗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途径。她发现儿童通过游戏象征性地表达着无意识，其中展现了儿童的攻击性以及与攻击性相关的焦虑，例如儿童通过游戏中的碰撞行为来表达对性交的幻想，而且他们很惧怕这些幻想中潜藏的攻击和破坏，会为此而焦虑和罪疚。

当时克莱因的发现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因为给儿童做精神分析在过去看来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克莱因常常直接对儿童的攻击性做干预，这有悖于之前的认知。不过她的工作得到了当时柏林精神分析协会会长卡尔·亚伯拉罕的支持。亚伯拉罕曾公开表示“精神分析的未来依赖于儿童分析的开创”。1924年，42岁的克莱因开始接受亚伯拉罕的分析，但短短一年多之后，亚伯拉罕因疾病缠身去世，克莱因为失去这位老师和分析师感到极其痛苦。

克莱因的理论问世之后一直面临争议，但同时也在英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26年，克莱因受友人邀请正式定居伦敦，此后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威胁下，她的精神分析工作也没有中止。在此期间，她的理论日渐丰满成熟，发表的作品包括早期代表作《俄狄浦斯冲突的早期阶段》（ 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 ，1928）和中期代表作《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 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40），其中重要的观点包括，当婴儿感受到自己既爱着母亲也恨着母亲时 ，他对母亲的情感会变得复杂，这是对客体完整性认识的基础。同时她在伦敦成立了“内部客体小组”（Internal object group），这个小组成了克莱因学派的核心力量，许多相关的思想都得以讨论和发展。

1942年，精神分析领域著名的“论战” （Controversal Discussions，1941—1945）拉开序幕。其实早在此之前，精神分析学者们对克莱因理论争议的声音就持续不断，而随着纳粹占领维也纳，弗洛伊德与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 于1938年也来到了伦敦，从此改变了精神分析世界的格局。精神分析的世界被分割为“维也纳学派”（以安娜·弗洛伊德为代表）和“伦敦学派”（以克莱因为代表），两个学派进行了长达四五年的论战。这期间的争论不再只是针对儿童是否能进行精神分析，更多的是围绕着克莱因的早期俄狄浦斯情结、早期客体关系和无意识幻想等观点。一开始论战带有明显的攻击性质，之后逐渐变为每月围绕争议之处的讨论，可以说论战也直接促进了这些儿童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最终达成了三个阵营的平衡：克莱因学派、维也纳学派和中间学派（他们的理论主张既不偏向克莱因，也不偏向以安娜·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自我心理学，例如，著名的精神分析师温尼科特就属于此列）。这种平衡维系了英国精神分析协会的完整和各种理论的发展。这一“君子协议”一直延续到2005年，英国精神分析协会认为不再需要依据此协议来管理协会，因为此时克莱因学派和中间学派的发展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各个派别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发展理论。

除此之外，论战中还夹杂着克莱因的大女儿梅莉塔对她的抨击，梅莉塔成了克莱因最尖锐的反对者，频频针对她发起挑战和人身攻击，这或许已经不是理论之争，而是女儿对母亲的控诉。在一封信中，梅莉塔写道：“你没有充分考虑到我与你非常不同……不幸的是，你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试图把你的观点、感觉，你的兴趣，你的朋友等强加给我。”似乎母亲对女儿的干涉（或许是梅莉塔的主观感受）是克莱因与她母亲和女儿的关系中“轮回”的主题，而这恰好契合她一直研究的母婴关系。虽然克莱因很少谈及精神分析之外的内容，但可以看到她自身生活经历带来的触动，也不断被融入了她的作品。例如1934年她的儿子汉斯因意外去世，她在悲恸中也深刻地体悟到对亲人的哀悼，这与对客体的爱恨交织是分不开的——无意识中，她将儿子的去世视为对自己的一种惩罚，而这种敌对和恨意让她无法顺畅地哀悼儿子的离去，后续她写出了关于“抑郁心位”的重要文章《论躁郁状态之心理成因》（ 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35）。

1955年，73岁的克莱因发表了她的晚期代表作《嫉羡与感恩》（ Envy and Gratitude ，1955），提出了她惊人的设想：“从根源上侵蚀爱和感恩的感觉，最强有力的因素是嫉羡。”她阐述了婴儿对母亲拥有原始的毁灭情感：嫉羡。婴儿将母亲视为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源，同时难以承受母亲带来的挫败以及自己对她强烈的依赖和需要，因此也想要摧毁母亲，这让婴儿自身处于艰难的发展中。此文争议之大，让一些原本支持克莱因的学者也离开了克莱因学派。总的来说，嫉羡是克莱因对人类“死本能”（Death Instinct）概念的直接构想，阐述了人之所以有接纳和吸收爱的困难，皆来自对爱的来源有破坏欲，这是朝向死亡和毁灭的本能。

1960年9月22日，克莱因辞世，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