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苏诗歌的时间意识及其思想渊源

时间之为物，古今中外曾有各种各样的说明。《管子·乘马》云：“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 中国古代贤哲以早熟的睿智洞悉了时间的本质：它不是别的，就是阴阳这天地间两种基本动因摩荡、推移、衍变的过程。这种观念接近现代哲学对时间的理解：时间是物质客体的运动过程或者说在其自身存在中的持续性，是以某一物体对其他物体的关系和在该物体中发生的过程的性质为转移的持续性。就实质而言，它是客观的东西，然而就其表征、计量和人们对它的认识来说，则完全是个人的主观感觉，有如莱布尼茨（G.W.Leibniz）说的：“时间是一种齐一和单纯的连续体，就像一条直线一样。知觉的变化给了我们机会来想到时间。” 知觉过程中得到的不同时间间隔的比较，让我们对时间产生长度、速度方面的意识。这些意识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是纯属个人的，不仅每个人对时间的意识不一样，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对时间的意识也不尽相同。比如就像昆德拉（M.Kundera）所说的，一个人的一生就像人类的历史，最初是静止般的缓慢状态，然后才渐渐加快速度。因此，时间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生存的体验，它与其他类型的生存体验一样。如果说集体意识意味着对群体的归属感，与一种对空间和距离的感知相关；那么个人意识就绝对源于对存在的体认，与对生命活动的形式——时间的感受相连。正由于意识到时间，我们才肯定生命的存在；因为意识到时间流逝，我们就感觉到生命的消耗。时不我待、时不我与的无奈及其痛苦乃是人类最深刻的心灵悲剧之一。墨西哥作家马里亚诺·阿苏埃拉（Mariano Azuela）在谈到时间给人的压迫感时，曾说：“为了能平静地生活——为了能够活下去——，必须忘记时时刻刻、无所不在地折磨我们的巨大痛苦。”

当然，因为时间是个体生命存在的形式，对它的意识也就有着不同程度的主观差异。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现了时间的主观性和相对性，章学诚《丙辰劄记》有一段有趣的议论：

唐人诗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神仙家言，多记烂柯一局，人世千年；刘阮归来，子孙易世等事，大抵多出小说。《西游演义》遂有天上一日、人间一年之说，世人多以神仙恍惚、小说寓言置之，不足深究。夫顷刻千年，乃阅世久者由后溯前，虽千万年，理当无异于顷刻耳。烂柯一局，刘阮归来之事，皆当因顷刻千年之语傅会出之，非事实也。如果有其事，则仙家长生之说不足贵矣。彼纵长生得数千年，亦只如人世生数十年无异，何足取乎？惟《西游演义》所云天上一日、人间一年之说，虽属寓言，却有至理，非顷刻千年及烂柯、刘阮诸说所等例也。盖天上无世界可以为人所驻耳，假令天上果有帝庭仙界，则天上一日必是人间一年，无差错也。盖天体转运于上，列宿依之，一岁一周，而日月右旋附天，左退一日才过一度，人世所谓一日，但见日周三百十六五度而复其原次也。若由天上观之，则天日俱迟，而一日十二时间，日仅行天一度，则必周三百六十五日而始复其原次，岂非天上一日、人世之一年乎？不得因小说寓言而置不论也。

既然人们对时间的意识基于主观感受，文学中表现的时间感觉便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使得有关时间意识的考察在文学研究中成为作家研究的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如果做一番精神史的回溯，我们可以看到，对时间这掌握着人类命运的冷酷无情的主宰，各个时代人们对待它的态度是很一样的。从战国时代起，时间意识伴着个体的生命意识开始在文学中萌动。东汉末年的灾难和动乱给人带来的沉重的生命危机感，对人生易老、生命有限的时间恐惧感，在《古诗十九首》和建安诗歌中振荡起悲怆激越的回声，从此时间意识就成了古代文学作品中一个郁积的情结，一个反复吟唱的主题。当代学者早就注意到古典诗歌中的时间意识，如龚鹏程《四季·物色·感情》一文曾指出：“中国诗人在描写自然之美及表现对自然的惊诧或喜悦时，通常都含存着敏锐的时间意识。当然西洋诗人对时间也很敏感，但他们似乎不像我国诗人普遍地对时间耿耿于怀。且中国诗常比西洋诗更明确地指明季节和早晚的时间，哀悼春去秋来或忧惧老之将至的诗篇不可胜数。” 但纵观现有的研究，基本上都限于说明时间意识的普遍性及其文化性格或时间意识的表现方式，而未就中国古人时间意识的类型加以分析。很显然，正因为人的时间感觉各异，其时间意识也具有不同的类型。在我看来，最能代表中国人时间意识的诗人，都是到唐以后才出现的，那就是李白、杜甫和苏轼。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国人对时间的意识及其表达的三种基本模式。